插花艺术的表现是世界共通的美的语言，千百年来，除了各国花艺风格不同之外，它依然屹立不衰，发展至现代，有更多人投入学习的行列，无他，花艺是生活中怡情养性、自怡怡人，充满创意的空间艺术。
花器顾名思义，是插花用具，属日常陈设器具，其设计製作与花艺文化及生活环境休戚相关。一个仁民爱物的民族，对花草树木情有独钟，故对供奉花卉的花器惯以『金屋』或『精舍』称之。
在袁宏道所著《瓶史》一书的〈器具〉篇中谈到花器：「养花瓶亦须精良。譬如玉环飞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贺李。不可请之酒食店中。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单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窰器如纸槌、鹅颈、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药、莲花，形质既大，不在此限。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宝古者非独以玩。然寒酸之士无从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谓乞儿暴富也。冬花宜用锡管，北地天寒，冻水能裂铜，不独磁也。水中投硫黄数钱亦得。」由此可知，文人喜用的花器，种类繁多，质地精美。
而不论是古代或现代，花器与插花艺术息息相关，由古代的歷史记载中来看；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使用圆形的陶盆，象徵池塘或湖潟，盆裡安置陶鸭陶楼，透过象徵手法，在有限的空间裡展现无限的生机。
以盆盘做為大地的插花表现，在唐代欧阳詹的春盘赋也详细的记载：
「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珍。丛林具秀，百卉争新。一本一枝，协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穷神。
日惟上春，时物将革。柳依门以半绿，草连河而欲碧。室有慈孝，堂居斑白。命闻可续，年知暗惜。研秘思于金闺，同献寿乎瑶席。昭焉新义，哿矣而明春。是敷荣之节盘,当馈荐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衰之意,终为盘也，进盘则奉养之诚。尚观表以视中，庶无言而见情。懿夫繁而不挠，类天地之无巧；杂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
庭前梅白，蹊畔桃红。指掌而幽深数处，分寸则芳菲几丛。呼翕旁临，作一园之朝露；衣稀拂拭，成万树之春风。原其心匠，始窥神谋创运。从众象以遐览，物群形而内蕴。
彼有材实，我则以短长小大而模。彼有文华，我则以玄（黑）黄赤白而晕。故得事随意制，物逐情裁。当筵而珍奇竞集，下手而芬馨乱开。不然者，欲玩扶疏，期买青山以树；要窥菡萏，待疏绿召而栽。将以缓悲予之思，将以逞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据，匪徒为以徒设，谅有裨而有助者也。」
中国人以演春、走春、开春、庆春、咬春、点春、报春、会春等应景活动来表达对春天，春节的期盼与喜悦，其中插迎春花，作春盘、挂花笺、戴花胜等是以“花”的角度表达春的情趣生活。除此之外有以五辛（取韭、薤、蒜、姜，与蕖、蓼、荠、芹等辛味菜蔬中之五种）插盘，古称辛盘，配加生菜则谓春盘。
辛盘或春盘（取意新春）立春或岁朝均适于制作，一可生食，二可配系红绿丝缕做写景插花，由唐，欧阳詹的“春盘赋”可知中国写景插花实源自唐代春盘。唐代春盤与汉代陶盆观念相结合，将盆子视为大地，或加置梅、李、小树或年花，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实景，是为唐代写景插花的滥觞。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做地，疏绮綉以为珍。丛林具秀，百卉争新。一木一枝，协陶甀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窮神”。这说明了唐代仕女插花的风气。她们把盤、碗之类的花器当作大地，从中插花经营实景。插作的花材力求与花器的造型与质地相调和，达到与造化争胜的目的。当然，春盤最早的目的是荐新或供奉，如上图宫女及太监手上各捧春盤插花的情景。李贤为武则天的次子，接收风险理所当然，而此盤花插作生动，高低有致，与《春盤赋》中所描写的实景景观完全一致，可视为中国最早写景花的实例。
原来我们展出的这件汝州青瓷曲腹大洗，也属于花器范畴哇!
以盆盘做為大地的插花表现,原来很早就有了呢！
隋唐罗虯的「花九锡」。
原意针对插饰当时国花牡丹提供的九大礼遇原则。当时插花之花器以精緻的「白瓷缸」或「铜器」之类高洁上好质料者為主，除瓶盘之外，為配合牡丹等大型花头，用缸瓮之类花器，六朝时，「瓶盘」等这两种单纯的插花型式发展到了隋唐以后才正式在日常生活生根流行，且形式愈多，如瓶花，缸花、掛花、占景盘花、竹筒花、盆花…..小品花，而且讲求花器、配材及如何维持花命的技术与品赏方法。
隋唐时用於奉佛（包括道教）的插花，常使用「瓶」為花器。每瓶（或盘）花材只限一种，尤其是莲花，枝叶不多，常见的以简洁明快的三支枝干為主要架构。
至於一般宫廷或家庭室内摆饰的插花，花材稍多，以牡丹、兰、梅、莲等為主材。花器置以精美台座以增豪华效果，背景多喜悬以图画。瓶花与盘花，其花枝与花器份量比例约為八比五或五比八，正合於所谓的「黄金分割」，是中华花艺正统插花的典型。
宋朝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迅速发展，插花艺术也获得普及与进步，成就辉煌，举国上下插花之风亦然盛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每到春天都要举行盛大的花会和插花比赛，热闹非凡。
文人插花别有情趣，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除琴棋书画外，又形成插花、挂 画、点茶和燃香的“生活四艺”，撰写出不少插花诗作。
受理学影响深重的宋代，其清雅、隽秀的时代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插花不仅追求怡情娱乐，更注重理性意念。在形式 上、内涵上则倾注作者的思想，意趣及品德节操，不像唐朝那样讲究富丽堂皇的形式与排场，而注重花品花德及寓意人伦教化的表现。
在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 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突出“清”、“疏”，形成清丽疏朗而自然的风格。因而，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时，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 意。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敏感多思。
诗人陆游岁暮书怀：「床头酒瓮寒难熟，瓶裡梅花夜更香。」陆游用的花器是瓶，瓶中插梅花。
此外杨万里有诗云：「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為怜落寞空山裡，唤入诗人几案来。」杨万里插花的花器是用银的「胆瓶」，瓶中插梅花。
宋诗中的胆瓶，如前举之例，其实也多是陈设于几案或枕屏旁边的插花小瓶。“维摩丈室无人到，散尽天花结习空。犹有一枝秋色在，明窗净几胆瓶中。”
李弥逊《声声慢.木犀》下阕云“睡梦里，胆瓶儿，枕畔数枝。”
不过胆瓶在两宋诗词中很可能是用来表述花瓶中的一大类，长颈鼓腹而曲线柔和，即其形略如垂胆者，大约便是宋人眼中的胆瓶，所谓“圆壶俄落雄儿胆”，“垂胆新甆出汝窑”，又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一“花壶”条“花壶之制，上锐下圆，略如垂胆”，都是大致相同的描述。不过直到宋代，胆瓶之称才开始叫响，并且成为宋人花事中常见的话题。胆瓶造型优雅，线条简单却很俊逸，鼓腹容水，修颈容枝，瓶口小而微侈，正宜捧出花束而又轻轻拢住，因此特为宋人赏爱。
而我们展览中也有一件胆瓶，就是下面这件钧窑胆瓶。如果上面插枝梅花，嗯，可惜宋时梅花已不在，今时空候望千年！
墨庄漫录记录洛阳一带说：「西京(今洛阳)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帐，至於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掛，举目皆花也。…」
宫内所有的贵重的花器如碾玉瓶、水晶瓶、铜壶、大食玻璃瓶、名贵官窑瓷器等古董，一到花期，则全部提出，安排在各殿堂花展之用。所插的花材也选用最名贵的姚魏、御衣等牡丹花之类，梁栋窗户则以分插以「湘筒」、「花觚」等珍贵花器贮插叠体等各类花式，非常壮观。
而我们展览中这件花口瓶，正是名副其实的为花而生的。也许时光回到千年前，她就在万花会中，静静的站在殿堂花展之上呢！
《梦梁录》有：“汴京熟食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插花成为文士们雅集的主要题材，根据吴自牧的记载：当时不论官吏庶民，在吉凶庆吊时，一切筵席通常是由四司六局承办。而四司六局的职掌中，香药局管烧香，茶酒司管点茶，帐设司管挂画，排办局管插花。
在天青一班的耀州课上，老师拿出了这件耀州五管瓶，耀州的剔刻花工艺如果再结合插好的芬芳的鲜花，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宋代插花的花器，如花瓶、画盆已经是专门的造型，和日用器皿区别开来，各大窑口几乎都有生产专门用于插花的花器。当时的插花既有自由、惬意的竹筒插花、也有发古幽思的用商周鼎彝作花器的插花。插花容器的制作与改良，继五代发明占景盘后，宋朝又发明了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等，可视作现代插花用的剑山原型，可见当时对花枝的插置布局已有一定艺术构思。同时，宋人花架也十分考究，这大大促进了陶瓷、漆雕、术器等工艺的发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提到的曲腹大洗，扬之水老师的《宋代花瓶》一书中就已经提到了【两宋瓷器中，又有一种体量稍大的平底或浅底深盘，今人多称之为“洗”，不过它在当时却有可能是花器。苏轼有诗题作《惜花》，是为钱塘吉祥寺牡丹而作，自注“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金盘菜篮以献于座者”云云。所谓“金盘”，在这里正是用来作为花器。又梅尧臣《胡武平遗牡丹一盘》“昨日到湖上，碧水涵蒲芽。此情颇已惬，薄宦非初嗟。况乃蒙见怜，带雨摘春葩”，是置花之器皆为盘也。核之以两宋遗存，则瓷“洗”之大者，比如口径二十厘米以上，或者当日的用途之一，便是放置鲜花。】
有迹可寻的插花，至少唐以前在中国已经出现，甚至有人认为是汉代就有，不管何时有的，都还相对简单，多与祭祀或供奉有关。宋元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时期，虽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经济文化更加进步。“人文之善”是社会生活的境界、人际交往的境界，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下，能体会的是静观万物，是时光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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