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红楼梦》的主旨
一、《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
《红楼梦》一书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 多年来中外的学者对此已经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辩 ,这里不想对之多加征引。整体看来 , 无论是索隐派 , 考证派 , 或以西方哲学及文学理论立论的各家之说 , 从表面看来 , 他们的着眼点和立论虽然各有不同 , 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 那就是要把《红楼梦》一书的意义与价值 , 完全纳入他们自己所预先制定的一种成见内。因此当然也就造成了对《红楼梦》一书之真正意义与价值的一种歪曲和拘限。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以最朴素客观的看法 , 对《红楼梦》一书的意义与价值加以说明。
首先,对于传统小说而言 , 《红楼梦》有一种显明地突破。一般说来 , 《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 , 或民间之传闻 , 即使是写社会人情的小说 , 作者也并无介入的感情 , 所写者只是观察和知解的所得而己。可是 《红楼梦》一书则不然 , 它的取材是作者曹雪芹一段铭心刻骨的切身经历。然而此书却又决非肤浅的自传 , 作者的感情的介入 , 也并非偏狭盲目的发泄 , 而是透过切身的感受 , 表现他对人间诸相的更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因为这个缘故 , 所以这本小说才能具有极强烈的感发的生命 , 可以提供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和联想。因而批评者便也可以从不同的观察角度 , 归纳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做为一部文学作品 , 能对读者具有如此强锐而丰富的感动和启发的作用 , 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成就。究其根本原因 ,可以说是由于这部小说是取材于作者极深刻的感受和观察之所得的缘故。如果我们套用一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评李后主的话来说 ,这部小说的成就正是 " 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 这一点应该才是此书之所以能突破旧小说传统的主要原因。曹雪芹的《红楼梦》 , 突破了旧小说传统的没有个性的说故事的性质 , 而透过个人深锐的感受 ,表现了丰富的人生意蕴和人世诸相。曹雪芹所写的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悲剧而已 ,同时更反映出了产生这一个悲剧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背景。曹雪芹因为具有观察和反省的思辨 , 因此他的眼光突破了他自己所属的阶层的限制 , 而更深入地见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平和矛盾。这种对旧传统的突破 , 和对自我的超越是《红楼梦》一书的最重要的成就。
其次,《红楼梦》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民族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标志。人们常常借助于《红楼梦》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风云、家族制度、家庭关系、宗法观念、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方式、道德风尚, ……《红楼梦》因此而被人们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本“百科全书”,其实就包含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文化的一切显型状态和隐型状态。《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或许正来自于它具备着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影响了从近代历史到现代历史上许许多多读者的行为、心理、情感,形成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是明清文化断层的晚期,中国即将走出漫漫的中世纪的长夜时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是从中世纪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封锁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变迁的历史交替之际。在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前后300年间,中国的封建王朝伴随着闭关锁国的国策,实行着疯狂、残酷的文化专制与文化镇压,造成了明末至清代中叶的文化断层。就在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时期,封建王朝不仅扼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与生机,甚至也摧残了民族文化的生存机制,禁锢了一切发展与更新传统文化的思想。《红楼梦》开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对贾府的概括:“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在曹雪芹的时代,从表面上看,清王朝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气派,尤其是康熙、乾隆两朝,在位都达到一个甲子,“乾嘉盛世”的表面繁华,更给人以江山“固若金汤”的印象。然而由于文化禁锢和思想钳制的结果,清代的中国文化已失去了生气勃勃的汉唐气魄,甚至也缺少宋元文化的境界和明代文化的率真性格。清代中叶兴起并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造成了人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文化心态。《红楼梦》一开头,曹雪芹就一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
其实,在曹雪芹所经历的康、雍、乾三世,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衰朽的本质,封建君主的专权和封建吏治的腐败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出现了道德观念的沦丧和道德秩序的崩溃,一部分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在深层文化意识中产生了骚动的危机感,他们面对封建文化专制的恶果,无不表现出深深的迷惘和沉重的痛苦。当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来形容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颓势时,我们已不能不感到郁结在他心中的那种沉重的历史危机感。而出语尖刻的探春面对那一群抄检大观园的娘子军所说的:“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这又何尝不是曹雪芹对那个道德沦丧的社会的判词!? 封建道德观念的沦丧和道德秩序的崩溃,导致了曹雪芹对那个“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的怀疑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他借《红楼梦》来表达自己新的价值观念,重建起有别于封建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
就其大者而言,它包含着对封建皇权的大胆怀疑、对封建统治思想支柱理学的批判、对科举制度、宗族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封建伦理纲常的尖锐抨击,这些都已经成为中世纪漫漫长夜中文化觉醒的先兆。尽管曹雪芹在批判中不免时时流露出忏悔和愧怍——如他在第一回所表达的“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身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但却可以看出,这是在文化断裂期寻求不到出路、无法获得解脱的时代苦闷的标志,也是在思想迷惘和精神痛苦中陷入时代危机的两难境地和矛盾心态的必然表现。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生活在清代严密文网之下的曹雪芹,也“呼吸而领会”到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与文化走向末日的陈腐气息和新的思想和文化必然诞生的前兆预感。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就《红楼梦》所提供的价值取向而论,称曹雪芹是文化觉醒的前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当社会与家庭早已为贾宝玉设计了生活理想并划定了人生道路时,贾宝玉却并不热衷于这样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人生追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他不仅不把仕途经济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甚至连书也不想读。他搬进大观园以后,每日过着“描鸾判凤,斗草簪花”的幽闲富贵的日子,就已经“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以致还劝探春不必为家庭内部的纠纷烦恼:“我常劝你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甚至在这样青春的年华,他却常常产生一种生命的厌倦感:“ 死后要化灰化烟,再不托生为人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得其时了”。通常人们只看到贾宝玉在这些言词间流露出来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在文化强制面前对生命自由的欲求以及这种欲求无法实现的精神苦闷,是对无个性的人生价值的厌倦。他在这种价值的失重中只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放在现世的“安富尊荣”和来世的不再托生为人上。这种争取个性权利和个体生命欲求的人生价值取向,正是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共性原则和群体至上观念的一种变态的反叛。贾府上下给他起了个“混世魔王”的绰号,就表明贾宝玉对社会所给定的人生价值的嘲弄和社会对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否定。从行为方式上看,贾宝玉也经常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在大观园的女儿世界里厮混,整天同那些小姐、丫头、女伶、女尼接触,“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与当时的世家子弟迥异其趣。他唾弃功名利禄,因此也就不愿与那些自命风雅的官绅文人交往,当史湘云劝他“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他大觉逆耳,立刻掼下脸来:“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薛宝钗也这样劝过他,他“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须知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素来讲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并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贾宝玉的行为便不能为当时的常人所能理解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姑娘丫头们面前,他却是俯首贴耳,甚至为她们熬胭脂、梳头,为他们瞒赃担待,乃至有喜爱吃丫头嘴上的胭脂的怪习,而到了妙玉的栊翠庵,就更是低三下四。但是,贾宝玉这样的行止,却又并不是象贾珍、贾琏那样的拈花惹草,寻花问柳,而只是为了表达纯洁真诚的情感,这就令贾府的统治者们大惑不解。比如贾母就对人说过:“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她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在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贾府,淫乱是正常的现象,这就难怪贾宝玉的纯真情感要被视为怪异了。同时,他在贾府的外面也只是喜欢结交琪官、蒋玉菡、柳湘莲这样的优伶,甚至在遭到贾政的一顿毒打之后,也还表示“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他对自身的社会角色的履行,与家庭、社会对他这个贵族公子的文化规范和角色期望始终大相径庭,他的行为方式正是社会文化变迁前夜价值观念变异的一种征兆。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宝玉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有一个带有很强的个体特征的价值尺度,这就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言:“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渣滓浊物而已”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这显然是经不起生活的检验的,然而,在奉行男尊女卑陈腐观念的封建社会里,提出这样的价值尺度,该有着怎样骇世惊俗的效果。而且,他还根据这一尺度,否定了与此相关的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观念,诸如等级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婚姻观念……并以性爱问题上的自由选择作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冲击着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制度,使《红楼梦》在文化层面上进入了中国人的近代社会生活,成为我国近代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文化观念的生成与重建发生潜在的影响。
一部文学作品,能在普通的群众中得到广泛的流传,自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当《红楼梦》还只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坊间时,京都就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美誉,把读《红楼梦》看得比读一切经书更重要。而且,在嘉庆初年,还出现了“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的现象。这只能说明,《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获得了读者广泛的价值认同,读者从其中找到了文化观念上的契合点。众所周知,在清代的严酷的文化禁锢中,《红楼梦》曾经遭到查禁的命运。如果仅仅看到其中有一些暴露贵族子弟淫乱行为的细节,以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则是一种皮相之论。从文化学意义上看,这一现象深刻地说明,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念上的参照系,深深地触动了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安富尊荣的生活方式的厌倦,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的唾弃,对温厚贤淑、稳重和平的女子规范的否定,对立足于感情相投的心上人的迷恋,因淡化了森严等级而对丫头们的同情,这些都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动摇了封建文化的观念体系。而在封建末世的文化禁锢中,中国的普通人民群众正是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异于正统文化观念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尺度,找到了冲出封建末世精神禁锢的文化观念上的突破口。即使象宗室出身的永忠,在读了《红楼梦》以后,也赋诗击节感叹:“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他还特别强调读《红楼梦》时的感受:“不是情人不泪流”。这些都表明曹雪芹写出的是在封建末世的文化衰颓时那种普遍的精神苦闷感,那种因文化与个人的激烈冲突所导致的反省意识和文化觉醒。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出“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慨叹,以往论者多从政治的角度去评论他希图对已经行将坍塌的清帝国大厦补苴罅漏,以挽救其灭亡的厄运。
然而,如果从文化层次上看,曹雪芹却是在已经感觉到传统文化衰颓之势的同时,苦于找不到一种可供选择的新型文化,只能同明清时代的一切思想家那样,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找自我更新的思想素材来进行文化重构。他在封建末世的文化禁锢中已经隐隐感觉到文化变迁的先兆,预感到一个文化更新时代的即将到来。只不过他还没有能象他身后一个世纪的思想家们那样去“睁开眼睛看世界”,而只能从传统文化内部探求中国文化更新的机制。当然,曹雪芹还不可能从时代的经济发展、从新的阶级力量的形成中去理解贾宝玉形象的文化意义。但是,他十分深刻地理解并十分巧妙地解释了贾宝玉形象的文化背景。在他看来,象贾宝玉这样的作为文化变体的个人,不过是“正邪两赋”之人,他既是“清明灵秀之气所秉”,又为天地邪气之所赋,“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换句话说,他既不是封建制度的护法神,也不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新兴社会制度的助产婆,而只是一些追求个性自由的变体文化的代表。
曹雪芹为了说明出现贾宝玉这样的人物的合理性,列举了古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几十个被视为“异端”的人物,这就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贾宝玉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与正统文化相颉颃的另一种变体文化所孕育的结果。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超出于宗法制度和伦理精神的封建正统文化之上的一种人性的自由与解脱,是发生在封建末世的不可抗拒的文化变迁的前奏。发生在贾宝玉身上的这种文化变异,实际上是曹雪芹在自身经历中经受了再社会化的结果。所谓再社会化,“是使个人改变以前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起新的、符合社会要求和形势需要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确立新的目标的过程。”而这种再社会化过程,通常又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它“意味着个人要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将截然不同的规范和价值标准内化”。曹雪芹作为贵族世家子弟,也曾有过“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然而清王朝高压政治下的家庭动荡,把他抛入北方平民的亚文化圈之中,使他的文化意识具备了南方新的生产力的影响、北方平民自由不羁的个性和中国传统的变体文化的熏陶三位一体的特点。“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正是这样巨大的变故,打破了他内心的平衡,才使他有可能重新审视封建正统文化,并在此之上萌生起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产生对封建正统文化框架的整体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固然是封建正统文化的一曲挽歌,却又何尝不是对重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沉呼唤。
二、《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在《红楼梦》 第一回有一首偈语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 ,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 倩谁记去作奇传。
《甲戊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在首句 " 无材可去补苍天 " 七个字旁边 , 清楚地写了一句批语说:" 书之本旨。" 又在第二句 " 枉入红尘若许年 " 七个字旁边 , 也写了一句批语说 :" 惭愧之言 , 呜咽如闻 。" 以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之密切 ,和对于书中人物情事了解之深刻 , 这两句批语可以说是对书中主旨的分明漏泄。从这条线索去追寻 ,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首诗所写的通灵之石的不得补天之恨 , 也就是枉入红尘的一事无成的宝玉之恨。循此追索 , 我们就会发现宝玉之被目为 " 不肖 "" 无能 ", 原来正是因为他坚决不肯步入世人所认为有用的 " 仕宦经济 " 之途。而其不肯步入此一途径 , 是因为他对于封建官僚的腐败社会有着深恶痛绝的厌恨。可是这种对封建官僚社会的深恶痛绝之情 , 却因为有所避忌 , 而不敢在书中做明白的表达 , 因此作者曹雪芹才不得不在故事的开端借用假想的 " 不得补天 " 的灵石来做为讬喻。在这首偈语中 , 第一句指的是灵石 , 第二句指的是宝玉 , 就小说所写的 " 幻形入世 " 而言 , 宝玉是假 , 而灵石是真 ; 可是如果就真正人世的生活而言 , 则宝玉是真 , 灵石反而是假。此种喻假为真又将真做假的叙述 , 其实正是作者既想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却又恐惧召祸而有心安排的一种寓讬的手法。因此在第三句偈语 , 作者使用 " 身前 "" 身后 " 将灵石与宝玉一起综合 , 暗示二者原为一体。我们知道以宝玉的性格思想 , 在当时封建官僚的腐败社会中 , 本来就是找不到出路的。这不仅是宝玉的一段深恨 , 也应该是作者的一段深恨。于是在对于" 补天之用 " 的期望落空以后 , 宝玉以其真纯深挚的感情所追求的 , 就只剩下与其相知相爱的人能长相厮守的一点安慰 , 这也正是《红楼梦》中写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感情能表现得如此刻骨铭心, 与其他中国传统小说中所写的男女之情都有所不同的缘故。一般小说中的男女之情 , 多只是写美色和情欲 , 而宝玉与黛玉之间 , 则别具一种知己相感的情意。至于宝玉对其他女子的关心 , 我们也可以感到他的关心只是多情 , 而并非滥情 ,也决非肉体的情欲。所以《红楼梦》中常写到宝玉对于他所关心赏爱的女子 , 只要有为她们做事服务的机会 , 他便觉得有一种怡然自得之乐 , 这是《红楼梦》中所写的感情的一种境界 , 与那些才子佳人的俗套 , 有极大的分别。而且宝玉还不仅是对美好的女子关心而已 , 书中写他对于一些贫苦的人或被欺压的人 , 也都有着深切同情。然而正由于他的情感过于纯真善良 , 反而被现实社会目为愚傻疯癫,这是宝王在不得 " 补天之用 " 以外的又一层悲哀。而他想要与相知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一点安慰 , 也终于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 , 被彻底地摧毁。这是宝玉的又一层断肠伤心的长恨。而且宝玉不仅与他所相爱的人不能长保 , 即使是他所赖以庇护自己 , 使自己能遁逃于所痛恨的腐败污浊的社会以外 , 而得以适情任性徜徉其中的一个理想境地----大观园,也同样不能长保。在所有的愿望、安慰和荫蔽都全部落空以后 , 于是作者在最后为宝玉安排了一个 " 悬崖撒手 " 的结局 , 表面看来似乎是了情 , 从书中的神话寓言看来 , 也似乎是这块灵石又回归到了青埂峰下 , 然而如果就其偈语所揭示的写书本旨而言 , 则是他想用以 " 补天 " 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 他的" 悬崖撒手 "只不过表现了他对此残酷不平处处憾恨的人世彻底绝望与放弃而已。所以作者曹雪芹在此书开端叙述缘起之时 , 又题了一首诗说 :" 满纸荒唐言 , 一把辛酸泪 , 都云作者痴 , 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表面所写的虽然只是宝玉一个人的悲剧 , 但仔细想来 , 所写的实质是在封建官僚的虚伪不平的社会中 , 凡属真正有理想、有个性、有情感、有良知的人 ,所可能遭遇到的共同悲剧。因此读者们可以从书中感受到强烈的感动和共鸣。在历史悠久的封建旧社会中 , 所谓读书人的出路 , 原只有仕宦之一途 , 然而在官僚腐败的社会中 , 仕宦的官场早已成了争名夺利藏污纳垢的所在。因此凡是有真性情真理想的读书人 , 对于这种官场中的人物和行为觉得难以忍受 , 这正是陶渊明解除印绶而决心归隐田园的主要原因。 所以陶渊明在其《感士不遇赋》中 , 就曾经明白表示过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 发出了 " 方今之世 , 大伪斯兴 , 闾阎懈廉退之风 , 市朝驱易进之心 " 的感慨。 在《归去来兮辞》中则更曾坦率的说明了他的去职归田 , 是因为以他的真淳的性格 , 对于官场生活无法忍受 , 坚决地表示以 " 质性自然 , 非矫厉所得 , 饥冻虽切 , 违己交病 " 的不肯妥协的意志。 《红楼梦》中的宝玉之所以受到讲求仕途经济的家人亲友们的劝责 , 被目为 " 古今不肖无双 " 的子弟 , 正是由于他也一样的具有 " 非矫厉所得 " 的真淳自然的天性 , 而且对于官场中的人物和行为 , 也同样有着 " 违己交病 " 的无法忍受的厌恶之情。 而在长久的封建专制和礼教的压迫下 ,一般文人士人即使有愤激不平 , 却既没有改革的信心 , 也缺乏反抗的勇气。因此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性情的传统读书人 , 往往由愤激不平所造成的悲观绝望 , 而看不到一点变革的希望和解决的出路。在这种情形下 ,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退隐之所 , 或者为自己寻找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已。陶渊明虽然以其过人的智慧和意志 , 坚持住 " 固穷 " 的操守 , 不惜付出劳苦的代价而选择了 " 躬耕 ", 因而找到了他自己退隐的一个立足之地 , 然而依然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出路 , 在感情方面也依然找不到安慰 , 于是便只有寄情诗酒 , 在 " 欲言无予和 , 挥杯劝孤影 " 的孤独寂寞中 ,空怀着对桃花源世界的向往 ,和柔情雅志的佳人的遐思 ,聊以自慰而已。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 一向过的是世家公子的生活 ,完全没有独立的自我安排选择的能力 , 他所托身荫蔽的 " 大观园 ",又完全植根于他所深深厌恶的封建官僚社会基础上 ,这种矛盾 , 才是宝玉最大的悲剧 , 因此在他的心中 , 不仅看不到出路 , 而且连一个自己的立足之点都不存在 , 所以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与所爱的人一同化做飞灰。当他唯一相知相爱之人林黛玉死去后 , 他对此污浊的社会与悲苦的人生 , 就更无所恋 , 便借出家来寻求解脱了。所以,《红楼梦》中所写的故事 , 表现的是旧日专制封建的社会中 , 一般有理想有感情的读书人 , 在理想和感情两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时的共同悲哀与共同心态。这是一种深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悲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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