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到底是怎么算的?
“五千年”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清末。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逐客篇》:“轩顼五千年,到今国极弱。”“轩顼”是轩辕和颛顼的合称。晚清人从上古三皇五代开始算,到当时,认为是五千年。其实如果从商算一般认为是三千五百年强,从夏算一般认为是四千年强,都到不了那个年份的。
清末曾经出现过一个黄帝纪元,在1903年提出,是反对帝王年号,也反对康有为提出的孔子纪年而提出的。提出的人叫刘师培,认为当年是黄帝4614年。同年另有《江苏》杂志也提出黄帝纪元,但是推算的1903年为黄帝4394年。无论如何,按照当时的推算,中华文明从黄帝起,将近五千年。
1904年,宋教仁又提出另外的纪年方法,把西元1904年定为黄帝4602年,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坚持使用这样的黄帝纪元,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改用民国纪元。
五千年的说法,大约源于当时人们对从黄帝开始的中华历史的推算。
为什么要从黄帝开始算呢?简而言之,大致从战国以后,到中国近代史学兴起(20世纪初)以前,中国人广为接受的一个历史认同是,太昊﹑伏羲等为远古蛮荒之世的帝王,炎帝﹑蚩尤为败于黄帝之手的部族领袖,黄帝成为结束乱世﹑开创文明的唯一帝王。以《史记》为例,在司马迁的笔下,黄帝是征服者及王朝建立者,这样便是是华夏政治体的始祖;黄帝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帝王家族之祖,这说明黄帝为华夏血缘性族体之祖;黄帝及其后妃臣僚有许多发明,如此黄帝又代表华夏文化体的起始;黄帝曾四方征伐,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山,南至大江,北逐荤粥,这是表述华夏领域空间的起源。
那么黄帝的年代要怎么计算呢?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由此越往前推(西周-商-夏),年表便愈加模糊和不可靠,或者记载互相抵牾,或者压根没有纪年,而黄帝在传说中比夏还要早得多,事实上根本无法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精确年代(具体到“年”)出来,但是大致的范围似乎还是有共识的,即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之间。
现、当代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600年左右。对此《辞海》有一个说明,所附《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列出三种黄帝纪年:一是《民报》的4609年,二是《黄帝魂》的4622年,三是《江苏》等报刊的4402年(均以公元1911年为始点上推)。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这个推算并不是以严格的实证为基础,而只是一种大胆的推测而已,依据不过是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和晋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纪》,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当然不值一驳。这个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的数字应当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此前,在知识分子层面其实历朝历代都不乏推算上古年表者(如皇甫謐、邵雍),其中当然会有一些大致相同或接近的结论,但唯有经过清末民初的变革,五千年的说法才成为被一般人接受的“历史常识”,而且是用来巩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知识。
之所以“黄帝纪年”能被时人接受,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民国初年许多知识分子要抬出“黄帝子孙”来鼓吹国族团结;但是“黄帝纪年”不久又被抛弃了,因为这种构建已不能满足当时另一股知识潮流——科学理性。简言之,追溯中国文明的始源,应采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知识来说明,传说人物固然不能代表文明的源头,研究文明的具体产生时间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考古学的任务,而不是在故纸堆中玩数字游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被古史辨派彻底推翻了,但上下五千年之说仍然保留下来。
有人觉得否认夏或者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中国文明史就会相应缩短。这是把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混淆了,这个误解隐含的逻辑可能是——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社会。“文明”在学术上的含义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似无必要和“夏”以及其他文献记载的民族或集团捆绑在一起。举例来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就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是并不影响对其社会性质、文明程度的判断。可见是否有当时的文献记录以及是否被后世所追忆并不构成“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
国内学术界所理解的文明,一般相当于国家社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发展到了国家的程度,就可以称为文明。“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从支离破碎的考古遗存中当然不那么好判断,谁都不否认如果有文字的话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要作历史的重建,并不应该靠那些具有神话性的材料(比如东周文献对夏的追忆),而应立足于更加直接的资料(比如二里头的考古材料)。国际学术界对于“夏”的存在一般持审慎态度,但是这不等于说,在相当于传说中夏的时空范围内不存在任何文明
国际上对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的存在是没有疑义的,这个文化距今大约四千年,按照周以后才出现的典籍记载,应该是夏朝的时间段,但是夏朝的存在仍然缺乏更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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