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把生老病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但实际上，医学并没有阻断生老病死的能力”。面对“终有一死”的结果，如何成功地跨越生命的终点？技术可以让死亡的过程拉得很长很长，但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过程？葛文德用了一本书的时间，展开了思考。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无法维持时，应该怎么办？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我们该如何照料垂垂老矣的父辈？我们自己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面对这些问题，大多数人并没有清晰的观念。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成了如今我们面对死亡时的习惯。
50岁，从医几十年，曾作为《时代周刊》评选出的“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唯一的医生，阿图·葛文德经历了技术的追求、疾病的抵抗后，发现生命是一条单行线，谁也不是全能全知。于是，他写下了这本《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 2015年7月31日，浙江人民出版社）。该书是葛文德外科医生生涯手记中的第三本，也成为奥巴马去年为自己选的9本书中之一。作者在书中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试图为生命的末期关怀开辟安宁缓和医疗的新路径。
无法通过安宁照顾、安详离世这才是医疗的失败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本讲道理的书，那就错了。“这本书里讲了8个故事，不要小看这8个故事，它们确定了未来医学的模型甚至新的医疗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技术可以让死亡的过程拉得很长很长，医疗技术模型让我们今天的死亡变得扑朔迷离。葛文德问：这个过程长了怎么办？“因此他提出新的医疗观就是，通过安宁缓和疗护以提升病人生命品质。另外是重新认识诊疗的价值，比如绝症患者离世并非医疗的失败，在生命终末期未能得到陪伴和安抚，无法通过安宁照顾、安详离世这才是医疗的失败。”
60岁的拉扎罗夫是位行政官员，他的妻子死于癌症。因曾看过妻子去世前所受的折磨，拉扎罗夫决心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时一定要安然离去。后来，他前列腺癌全身转移，消瘦、腹水，压迫胸椎……可这时他却忘了当初的决定，不敢面对死亡，作出了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进行手术。一周后，拉扎罗夫终究还是在无法挽回的并发症中走完了一生。
《最好的告别》是去年奥巴马为自己选的9本书中之一
这是书里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当年，葛文德亲手拔下了拉扎罗夫的呼吸机，听着他的心跳逐渐消失。正是拉扎罗夫面对死亡时的恐惧，让葛文德第一次陷入了思考——“科学进步把生老病死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但实际上，医学并没有阻断生老病死的能力”。
面对“终有一死”的结果，如何成功地跨越生命的终点？技术可以让死亡的过程拉得很长很长，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过程？葛文德用了一本书的时间，展开了思考。
在生命尽头，该不该与死神拔河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不包括死亡。”这是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的第一句话。在医学院学习的第一个学期，葛文德得到一具皮革似的干尸用于解剖，但那仅仅是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一个途径而已。对于衰老、衰弱和濒死，葛文德仍旧一无所知，教科书也几乎只字不提。因而在刚做医生的几年间，当面对无数即将面临死亡的患者时，葛文德并没有做好帮助他们的准备。
“医学生以生命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必须完成强大的精神发育，在葛文德身上完全体现了这一点。刚开始，他也是跌跌撞撞，慢慢从浅思到深思，从技术思到哲理思。”王一方说。
在医院里，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本能的反应是倚重生物学和技术，急于寻找抵抗死亡的方案。整个社会似乎都是这样的，当一个老人被送到医院去，我们更关心的是医生用了呼吸机了吗？进了ICU了吗？书中，葛文德就为大家讲了这样几个老人的故事。
爱丽丝是个倔强的老太太，“一直以来健康状况都好得令人诧异，从没住过医院”。但一天下午，爱丽丝腿上出现青紫色的瘀斑，医生检查后，开了一些新处方，彼时爱丽丝已经步履不稳、记忆衰退、失能失智愈发严重，但她自己并不承认，不愿接受自己越来越糟糕的身体状况。而菲利克斯是顶级的老年科专家，87岁的他没有早早退休，而是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此外还监测自己的骨骼、牙齿和体重的变化。他希望自己有一位具有老年病医疗技术的医生，能够帮助他维持独立生活，但老年病学的医生太少，他不得不做自己的那个专家。和爱丽丝不同的是，他已“做好了迎接灾难的准备”。
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本能的反应是倚重生物学和技术，急于寻找抵抗死亡的方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让葛文德不禁思考一个问题——生命末期，我们该如何跟死神拔河？“医生有一个口号叫做永不言弃。但作为一种宿命，我们无法战胜死神，所以患者死亡并不代表医生失败，死亡是自然秩序中的必然节目，顺应死亡就是尊重生命的圆满。”王一方说。
最后，葛文德与自己达成和解，也与生命达成和解。“死亡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死亡也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葛文德认为，医学不应该辜负本应帮助的人，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给予患者缓和的医疗，给予生命最后的安宁。
在医疗尽头，怎么守住尊严与安宁
葛文德在完成《最好的告别》一书时，查阅资料发现，1945年之前，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家里；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17%。而在家中亡故的人，大多是因为死得太突然，来不及去医院（比如严重的心脏病、中风，或者剧烈损伤），或者住得太偏远。“到医院阻止死亡”早已成了我们惯常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无疑赋予了医院“起死回生”的能力。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葛文德在书中写道，一对医学专家夫妇，他们双双迈入衰老的栈道，亲历失能、失明、失智，生活品质逐渐下滑，却谁都无能为力……此外，他还写道，1799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华盛顿喉部感染，经过6位医生实施放血后，第二天晚上就被宣布死亡；他还写道几位总统，亚当斯、菲尔摩斯、约翰逊都死于中风，海斯心脏病发作三天后即过世……
由此我们发现，高端技术、高昂代价境遇中的无效医疗，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降低了临终患者的生命质量，帮了倒忙。美国抗癌协会对此也有具体的调查。他们发现，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5%的生命终末期患者身上，在生命终末期入住ICU的癌症患者，其最后一周的生命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的患者差很多；不仅如此，患者去世前6周，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症的比例要比普通人高3倍。
“好死”和“善终”，是我们中国人对生命获得完满终结的传统希冀。在生命的结尾，生命品质与尊严大于治疗。在书的最后，讲完故事的葛文德提出了很多问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的必死性可以被技术颠覆吗，医学的无奈是医学的无能吗，尊严死与安宁缓和医疗有什么关系……
葛文德的一个个诘问，像是在问读者，又像是在问自己。著名心理学学者陆晓娅说： “人们恐惧死亡有很多原因，死的过程很痛苦，死了以后去哪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然而一个充分活出自己的人，临终时一定是平静坦然的。”
生前预嘱、安宁缓和、亲人陪伴，这些是生命尽头的阳光；勇敢美好地活着，安宁平静地离开，是对待生死的态度。或许，这是葛文德通过《最好的告别》，最想告诉我们的生命真谛。（健康报）
阿图·葛文德，生于纽约的印度人，外科医生。年轻时先后获得斯坦福、牛津和哈佛的学位，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2014年《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先后出版了4本书。其中三本是他的外科医生生涯手记——《阿图医生》（第1季）、《阿图医生》（第2季）、《最好的告别》。
回音
在与癌细胞交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未知生，焉知死”。作为一名医生，阿图·葛文德关注的是医疗的局限以及人的尊严。他从医者的角度思考，对病人及其陪伴者来说，人生最后阶段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作为凡人，我们都将面对人生的终点，这是《最好的告别》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李开复 创新工场CEO
我们该怎样照料我们的父辈？他们能独立生活吗？他们该怎么养老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会骤然面对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严峻的问题构成了最为冲突刺激的人生故事。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著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知道医学的局限和可能。也许未来，我们的平均寿命能上升到100岁，但我们还是得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终有一死。
——苗 炜 《新知》杂志主编
我想把阿图医生称为医学界的精灵，因为他具有一种回到本源的智慧。他以“人”的眼光和心灵带我们重新认识衰老与死亡；他善于运用生命叙事，探索死亡医学化带来的困境。《最好的告别》把死亡从哲学的抽象议论、现代医学的技术思维拽回到真实的生活场域，让人在不平静中知晓选择仍在手中。
——陆晓娅 心理学学者
由于职业和年龄的关系，我一直关注老年人。我们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也将有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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