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奴隶

现代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不知不觉中让别人掌握、控制着，扮演着“心理奴隶”的角色，他们从事自己憎恶的工作，生活在不喜欢的环境里，做着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我多说话，别人就会认为我爱出风头”、“我做那件事，别人会嘲笑我”这种“别人”式的想法会使你成为“别人”思维的奴隶，会严重束缚自身的创造力。此种“心理奴隶”最普遍。还有一种“心理奴隶”极度缺乏自我意识。他们经常抱怨“我没有好机会”、“领导没有看重我”其实，当一个人想要努力做到怎样时，他就会变成怎样。第三种人就是宁愿吃大锅饭也不愿创新的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因为他们只追求安全感。

这些“心理奴隶”都是被自己的想法束缚的。所以，他们首先应该尝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事。只要你做出成绩，别人就会信服你。其次，要理智地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更多的是要自我反醒，挖掘自己的潜力。

心理奴隶-五种类型

“别人怎样想”的奴隶

这种“心理奴隶”最普通，对创造力和人格最具有破坏性，多见于心理不成熟的人。“我多说话，别人就会认为我爱出风头”、“我做那件事，别人会嘲笑我”这种“别人”式的想法使之成为“别人”思维的奴隶。大部分这种“心理奴隶”还会去倾听不够资格的人的忠告，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创造力。

对策：
①如果你在模仿他人之后能感觉到快乐，不妨尽力去模仿。否则，你就应该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②理智地面对别人的另眼相看、批评指责，因为职位越高，被人当作闲谈对象的机会也越多，被批评的机会也越多。
③与敢作敢为、乐于助人、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

“注定失败”的奴隶

这种类型的“心理奴隶”缺乏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很渺小，无法真正看清自己。他们经常抱怨“我没有好机会”、“我将会失败”、“周围的人都在跟我作对”、“领导没有看重我”，思考本身就能左右事情发展，当一个人想要怎样时，他就真会变成那样。

对策：
①经常使用良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语汇暗示自己，就会增强自信心。平时尽量从“为什么能做到”方面着想，而不应围绕“为什么无法做到”打转。
②脑子里经常想着“我将要成功”、“我是一位胜利者”，这会增强必胜的信念，并努力寻找各种“有助于成功”的方法。

“为时太晚”的奴隶

这种“心理奴隶”通常认为在某一年龄阶段时就应当做某事情。比如有的认为自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进退维谷、骑虎难下，只得听天由命。有的认为自己26岁已经太大了无法再进大学深造，有的认为自己40岁了，无法再婚。

对策：
①不要理会年龄的限制，并从生活中寻找鲜活的榜样。
②不能苟且偷安。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
心理奴隶心理奴隶

“安全感”的奴隶

许多人宁愿吃“大锅饭”也不愿改革，这就是典型的“安全感”奴隶。缺乏想象能力是“安全感”奴隶共同的心理特征。其实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生存、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奋斗、不断消除不安全感的过程。

对策：
①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②因为有风险才会有攀登，有困难才会有突破，有压力才会有奋起，有风浪才会有搏击。因此要学会面对种种困难和罕见、未知的事物。

“过去错误”的奴隶

心灵被过去的失败创伤所控制，害怕任何新的尝试是其主要特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因失败而灰心丧气，不懂得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过去错误”的奴隶会损害人的探索能力，让人裹足不前。

对策：
①将失败看成一种投资，就不觉得是损失了。有人说爱迪生为了造出第一个实用的电灯泡失败了9999次，但他本人则认为自己发现了9999种无法适用的方法。
②如果能及时觉察出错误，那根本就不能算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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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的真正本性

　　在罗马帝国时代，帝王的奴隶和自由人的地位与法国历史上的忠臣、顾问很像，如考伯特或富基特。大部分这些我们称为官吏或大臣的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和自由人：他们为主人、王子管理一些行政上的琐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做园艺工作的奴隶。可以肯定，“种植园奴隶”和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时代属于遥远的过去，罗马社会并不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由奴隶们耕种的大片田地也仅限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一些地区（现代西方的一大主要特征就是古罗马的奴隶制特征不如1865年前美国南部的那么显著）。在别处，由佃农、雇工和奴隶们一起来耕种土地。一些地方，比如埃及，乡村的奴役根本就不为人所知。大地主让奴隶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不是租给佃农。这些奴隶在一个奴隶主的看管下过着集体生活，并由奴隶主的妻子为所有奴隶做饭。菲勒斯多特斯讲了一个朴实的葡萄酒商的故事。他亲自来管理葡萄园，因为用奴隶的开销太大。

　　很多工匠似乎都做过奴隶。阿勒索的陶瓷店里都是奴隶和自由人当工人。在那里，一小群独立的商人雇用1到65个工人。在农业方面，我们发现独立的农民和佃农为大地主劳作。那时还需要额外的劳动力，他们都雇用日工，自由但却很辛苦。我用“被锁住的奴隶”来表示那些犯了错的奴隶，为了惩罚他们而将他们卖给私人监狱做囚犯。奴隶为大片的土地增添了劳动力，因为奴隶制已成为生产的原动力。罗马人必须抑制自由农民。粗略估计，在罗马的意大利地区，奴隶占了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农民是罗马帝国的负担，奴隶的命运实际上也不好。

　　不耕种的奴隶是家仆。高阶层的罗马人雇用很多仆人在家中，中层罗马人（他们不用做事也很富有）只有两三个奴隶。盖仑说：“帕加马的一位文法学家有两个奴隶。每天，他都和其中的一个去洗澡（为他脱衣、穿衣），另一个留在家里看门和准备食物。”家奴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从懒散的女人到盖仑提到的有势力的监工，后者负责管理主人的所有事务，生病时看最好的医生。主仆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与主人为伴，监督其他的奴隶并不是好现象（虽然主人愿意，但只要一生气就会送他去干苦力，他们之间矛盾的关系就会变质）。男女主人会派受信任的奴隶去监视他们的“朋友”、仆人、教师、哲人或其他自由仆人。这些奴隶会把家里的丑闻逸事直接汇报给主人。还有一些奴隶可以做一些正式工作，他们通过为一些大人物服务获得安全的地位：文法家、建筑师、乐师和演员可能都是奴隶，主人欣赏他们的才华。与这些大人物亲近比为每日的薪水工作要划算，最后主人还会让这些奴隶自由。

　　这种普遍的处境——与主人的不平等关系——使“奴隶制”这个词意味深长。无论是强大还是卑微，人们都用对孩子或是下等人的语气和言词对奴隶说话。奴隶制是一种非经济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法律制度。让我们难以相信或反感的是，它不是建立在财富的“合理”标准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差异。这就是拿它与种族歧视相对照的原因。50年前的美国，一个黑人可以成为著名的歌手或富有的商人，白人用正常的语气与他说话，称呼他的姓，就像对仆人一样。正如杰?克劳德所发现的，黑人可以成为特权阶级，很明显地受到尊重，这与金钱和权势无关。奴隶制、种族歧视和贵族阶级提供了大量的例子。

毋庸置疑的奴隶制本性

　　无论奴隶是什么或做过什么，生来就低人一等。这种天生的低劣常常伴随着法律上的歧视。如果主人为了给自己获利，决定要奴隶去做生意，他会给奴隶们一笔钱和自由使用权。奴隶们还能签署文件甚至在法庭上辩护，只要是涉及主人的生意或是经费问题。尽管有这样虚假的自由，奴隶仍会随时被转卖给他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权的主人，如果认为他犯了大错，他会雇来专职的刽子手杀了奴隶，并向他们支付焚烧不幸的奴隶的沥青和硫磺的钱。在公共法庭上，奴隶会受尽折磨，被迫招供主人的罪行，而自由人却可免除折磨拷问。

　　正常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障碍是不可动摇的。说这些奴隶天生自由，是他们自己卖身为奴的，这是极其卑鄙的。人们竟会认为一个自由人会自己沦为奴隶。这种禁忌和法国安茹王朝时期很相似。在那里人们对众多的穷贵族子孙仍然很尊敬，虽然他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既然不允许自由与奴役之间有任何的关联，罗马法律有一个专横的规定——“为了自由”。它主张当法官迟疑不决时，应偏向自由。例如，如果对一个遗嘱中释放立嘱人的奴隶有所疑义，法官理应做出对其更积极的解释，即对自由更有利的判决。另一个规定是，一旦奴隶被释放，这个决定就不能再更改，因为正如元老院在公元56年重申的那样，“自由是人们共同的财产”，对所有自由人来说，如果在是否释放一个奴隶上都犹豫不决，那么这对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威胁。

　　做出仁义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政策只不过是表面的仁慈罢了。假设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陪审团中半数的成员判决此人无罪，而另一半的人却相反，判决此人有罪，那么最终的判决结果，就是无罪释放。但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这样做。如犯人被证明有罪，他就将受到惩罚。规定是为了无罪者的利益，而不是犯人的利益。罗马人判案的自相矛盾是明显的：法官必须选择自由，但只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关心这些奴隶，对错误裁决的愤慨并没有影响司法的尊严，反而维护了它。

　　奴隶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慈善家并没有试图使奴隶自由，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主人。罗马人非常有优越感，他们把奴隶看成是长大成人的孩子。奴隶常被称为 “小家伙”或“儿子”，哪怕他是位老人。奴隶们也这样互称。像孩子一样，奴隶们在家庭、法庭下任由主人独断裁决。如果他们犯了罪，就会被带到公共法庭，会受到体罚。而自由人则可免去这一酷刑。他们像饲养的家畜一样做爱和生儿育女：当他们的人口增加时，主人会很高兴。他们独特的名字使他们与自由人区分开来（就像我们叫小狗为菲多或罗韦尔一样）。奴隶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希腊人并不用这些名字，它们是罗马人为了称呼奴隶而模仿的希腊语）。因为奴隶们被视为子女，所以他们的反叛就像是弑父罪。当维吉尔把所有“那些参与渎神的战争和与主人决裂”的人都打入到地狱的最底层时，他心里想的就是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

　　罗马人十分鄙视奴隶们的私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很幼稚的。然而奴隶确实有自己的生活。例如，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家族中的信仰。远离家乡时，奴隶会像牧师一样传教，甚至为基督教——这一从未想过要废除奴隶制的宗教传教。奴隶应热衷于宗教事物，这似乎是合理的。所有奴隶，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因为生活中几乎再没有什么事情允许他们参与，所以他们也喜爱到剧院、马戏团和竞技场等公众场所去娱乐。因为节日期间他们不用工作，法庭和学校也不开放，劳苦耕种的牲畜也会放假。

　　罗马人嘲笑这些事情：奴隶的感情并非成人的感情。罗马人认为一个奴隶恋爱是件可笑的事，正如法国人想像莫里哀笔下被拉齐尼亚安的热情和妒忌所折磨的农夫。那么如果主人不得不考虑他们仆人反复无常的感情时怎么办？“他们现在恋爱了，不是吗？这周围的奴隶们？”普劳图斯喜剧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惊奇地问道。人们认为奴隶生活的全部只是劳动。贺拉斯用他的奴隶戴维斯的私人生活故事作为笑料来取悦读者。戴维斯和廉价的妓女一起走在一条小道上，他瞪大眼看着墙上关于伟大的格斗士比赛的画。法官们并不觉得这好笑：对宗教的入迷，极度贪婪，对新鲜事物和绘画（用“海报”更贴切）的极端热情，这些毛病都需要在出售奴隶时对买主说清楚。“毛病”是在说不合格的商品吗？不，奴隶是人，他们的毛病是指道德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缺陷。

　　人们普遍认为，主仆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奴隶在想：他是否适合自己的工作，他对主人尽心尽责吗。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也举出了一些奴隶们英勇尽忠的事例。他们为保全主人而死或是与主人一同死去。但也有不少“坏奴隶”。坏奴隶们并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缺点的奴隶。一个“超重的铅管工?”或是一个“懒律师”，他不符合奴隶的身份，而是一个“坏?具”。

　　就像儿童心理一样，奴隶的心理状态受到他人的影响，他自己没有自主的能力。效仿坏奴隶便会成为赌徒、酒鬼或是无赖。同样，有道德败坏的主人就会有好色的懒奴隶。法律允许起诉使奴隶堕落的任何人。有意收容逃亡的奴隶或是鼓动奴隶逃走是犯法的行为。首先是主人要对他奴隶的恶行负责。柏拉图说，如果想得到仆人的尊敬，主人决不能嘲笑他们。每天必须最先起床。一些主人十分懦弱，并为此而受到众人的责备。一位罗马文法学家讲了一件奇怪的事：在轻松的喜剧中，作家可以把奴隶写得比主人聪明，但在正式的喜剧里，却不允许这样做。在短剧中可以出现想像与现实情况不相吻合的世界，但写实喜剧中则必须展现真实的世界。

奴隶制的证据

　　奴隶们如何忍受这样的痛苦和耻辱呢？他们是否怒火中烧，或是制造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或战争？或者干脆听天由命？在消极被动与积极反抗之间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并且毫无疑问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办法：适应。就像坐在一个不舒服的铺位上乘普尔曼客车的游客，奴隶们调整着愤怒的情绪以减少他们所受的心灵折磨。既然不能推翻主人，那么就试着去爱他。奴隶们的黑话称主人为依普斯姆斯（十分无礼）。一个自由人告诉佩特罗尼乌斯说：“我做了40年的奴隶，然而没人能分辨出我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我尽自己所能使主人满意。他是一个富有而正直的人。在家里我与那些想让我犯错的人周旋，但最终我赢了，这要感谢我的主人！现在那是真正的优点，因为生来自由一点也不难了！”因此，一些人视奴隶身份为一种职业，力图做得更好来超过其他奴隶。

　　因为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参照，奴隶们信奉主人的价值观，崇敬他，为他服务。像偷窥狂一样，奴隶们用羡慕和鄙视的心情去监视主人的生活。他们从事主人的事业，保护他，守卫他的荣誉。如果发生暴动或内战，奴隶们就是主人的得力助手，他的战士。主人可以对女奴或男奴的情人行使初夜权，奴隶们只有忍气吞声，因为有句俗语说：“按主人的吩咐办事没什么不光彩的。”当主人要参观他的农场时，仆人的妻子自然要和主人同寝。服从是奴隶的天职，奴隶谴责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同伴。一个从前是奴隶的人对“坏”奴隶说：“你那愚蠢的主人不知道如何让你服从他。”

　　不难想像，如果被激怒，这种爱是如何变成对主人的愤慨的。由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发动的奴隶起义却有别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想要为废除奴隶制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战。为了逃离恶劣的环境，他们像马姆鲁克或是海盗一样开始了海上冒险，想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斯巴达克斯的前辈在西西里岛发起了叛乱。他们建立了首都安那，尊其中一员为王，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货币。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一个奴隶建立的国家里，竟然允许奴隶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能够透过历史的帷幕看到背景的千变万化，在那里人们被吸引住了，凝视着历史剧院的厢房。其实根本就没有厢房。

　　奴隶和主人们都无法想像没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奴隶们所希望的——或者是他们中大部分所希望的（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被奴役总比自由但挨饿要好）——只是逃离苦役，获得自由。奴隶主们认为使奴隶自由是一件善事。特里马奇奥宣布说：“我的朋友，尽管命运使他们不幸，但奴隶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喝母亲的奶长大。他们也该获得自由了（但我们不要这么说来抵抗命运，因为我还不想死）。总之，我在遗嘱中将会使他们全部自由。”奴隶主通过这种言行使自己获得荣耀。他这样做不但没有削弱奴隶制的合法性，反而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力。既然自由是奴隶们所向往的，那么一个爱奴隶的奴隶主就会给他们自由身。这样做并不表示他认为奴隶制是不合理的，而是命运使然。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好主人。

　　使奴隶自由是美德却不是义务：这种差别决定了一切。皇帝有权判犯人死刑，当他赦免犯人时则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赦免是自由行为，而皇帝处罚犯人并没有错。开明的奴隶主认为使奴隶自由可以增强自己的权威。主人能够操纵爱，这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下属不会把主人的仁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会以两种形象出现：惩罚和宽厚。因为赦免并不是义务，所以奴隶自己不会去求情。只有像奴隶主这样的自由人才可以去为他求情。调解人劝说主人宽厚仁慈地对待奴隶们，并以此为荣，同时他也为奴隶主们在奴隶前赢得了威信。

道德

　　其他的一些手段如果不是用来改善奴隶的条件的，那么就是为了德化。帝王的法规变得越来越虚伪。这些法规如今看来只不过是性道德中的一个小章节。只有奴隶主才能执行新法规赋予奴隶的道德保护。奴隶主们通过他们的父权来实现它。奴隶们在受限制的条件下被出售（例如，卖主会规定坏奴隶要带上镣铐）。当女奴隶被出售时，规定不允许她们当主人的娼妇。如果主人不顾规定，皇帝便宣布这个奴隶必须释放，买主也失去了他的财产。一个鲜为人知的道德规定是允许奴隶结婚（大约在公元200年时由德尔图良提出的）。在这之前，这些孩子似的奴隶们有家庭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当婚姻被认为是道义的象征而非权力的象征时，它就对奴隶们开放了。

　　文摘中提及了大量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事。迈克?富克特在穆索尼斯中发现了最早的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记载。记住，婚姻是一种以私人仪式为标志的决定，因为奴隶婚姻是习俗的进化而不是法律的革新。

　　道德发生了衍变。罗马共和国的自由人以前对奴隶或对自己都很苛刻，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建立在市民地位的基础上，不是错误而是道德意识的产物。奴隶的道德观和市民的大不相同。一个辩论家说：“对通奸罪的纵容在自由人中是不名誉的。对自由人来说，尊敬他的主人是因为心存感激。对奴隶来说，善良、单纯是他们的本分。”但现在德化似乎来自于人类的良知。奴隶还是奴隶，但伦理已经举世公认。在专制情况下，奴隶主在不同时期对奴隶制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黑人奴隶举行洗礼，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灵都有灵魂。这对他们的权威丝毫没有损失。罗马帝国盛行的道德逐步从“大众的人”观念转到了“内心的人”。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对此新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这同样也影响了奴隶们的观念。奴隶们的内心世界不再仅限于对主人的一味服从，他们已成为有道德意识的人。他对主人的服从出于对自己责任的忠心，同样也出于道德责任感。因为允许奴隶结婚，所以他对妻子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可以养育孩子，所以对孩子也得负责任。孩子实际上是他的，尽管他们不容置疑地都属于奴隶主。法律和文学资料证实了这种流行趋势：不允许分离奴隶的家庭，不能单独出卖丈夫而留下妻子和孩子。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墓志铭显现了一种趋势，人们正式地埋葬奴隶而不是让他们暴尸荒野或是让其他奴隶埋葬他们。

　　奴隶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关于它的一切都变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变化归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未免太乐观了。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安全阀也太过迂腐。它们是盛行的道德规范发生自发变化的表象。关键在于罗马社会无力质疑甚至减缓奴隶制的残酷性。形式上让奴隶结婚，这样做很好地保持了奴隶主作为法官的家长式权威。但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奴隶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身心折磨或专制。

　　伦理学家们包括斯多葛派学者所能达到的层次不过如此。一些学者所说的关于斯多葛派对奴隶制的态度，只是我们自己的道德观的反映。塞内卡认为，奴隶制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个人的不幸。战争期间，就算是贵族也可能沦为奴隶。是上天安排每个人的命运。那么，好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无论他是谁，做自己该做的事，皇帝、市民或奴隶都一样。如果他是奴隶主，他也应该做个好主人。罗马人十分尊敬好主人和好丈夫。当时的哲学从许多人中吸取了这种美德，同时又把这种美德作为一种责任强加于所有的智者。因此，塞内卡要他的门徒做一个对“低微的朋友”（他的仆人们）友好的奴隶主。如果他屈尊，亲自给奴隶们上课，他会教他们做一个好奴隶——就像圣保罗和艾彼科蒂塔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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