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数千年后，由于女性任劳任怨的良好作风，带领男人们治理着大家和小家，由此看出，从古至今母爱都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母爱缘于天性，缘于自然，不夹一点私，不掺一点假，无需任何理由，这种爱是纯洁无私的。她们把男人带到这个世界上，不仅给了他生命，同时也赋予了他坚强的个性、美好的品德和善良的本质。她教会男人掌握各种本领后却悄然退到幕后。在她们的带领下，社会在逐步的进步，是她们亲手把男人扶上了政治的舞台，让男人们占主导地位。这时所谓的男人们才找到了扬眉吐气的感觉。男人们称这是母性赋予他们的骄傲，这种骄傲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就目前社会的发展情况而言，某些男人们又在逐步的退化，在某些领域里表现出的阴盛阳衰迹象。比如，在中国体育界和城市家庭生活方面，男人们又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退隐了几十万年的女人开始重新逐渐从幕后走先前台。但是有一点便可放心，社会永远不会回到远古时期。
中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年前。主要的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
父系氏族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其表现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家畜饲养规模的扩大；制陶技术的进步；铜器制造的出现；丝织品的发明；手工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形成等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出现。由此进一步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的成员。
其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1、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迅速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同时，制陶等手工业中工艺变得复杂，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身强力壮又无生育、家务之累的男子，成为主要承担者，这样，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育儿女等家务劳动，正是这一变化成为导致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社会原因。人们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分配社会产品中的不同地位，男子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按着当时谁生产的物品归谁所有的原则，男子支配财务的权力逐渐增大，增强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就产生了改变传统继承方法，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意图。因而，在婚姻形态上就是发生了变化，实行对偶婚，从妻居的条件下，男子通过认子仪式，能够明确自己的子女，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了。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演变，诸如不落夫家、抗婚、戴假壳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途径，改变为男娶女嫁，妻子从夫居，子女改为从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妻子对丈夫忠贞，这样，保证能生育男子确凿无误的子女，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洁，为实行父权制创造了条件，并达到保存自己财务的目的。因此，男子逐渐成为家长，并由妻子作为管理的助手，利用妻子来夺取掌握在母系手中的家庭经济、生活管理的大权，这样，就逐步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不再仅是性的需要、没有共同经济的脆弱的结合，而是有经济保障，比较稳定的婚姻形态。这不仅在民族资料中，由走婚、对偶婚、一夫一妻或一夫二妻和一妻多夫，或母系、父系或双系共存的家庭形态中可以证明。而且从考古资料中的成年年龄相当的男女合葬墓，三人合葬墓、家庭合葬墓，以及葬式，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等存在中得到证明。房子居住上也由原来的大房子，逐渐变为适合小家庭居住的小房子中，得到证明。从此后，男子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母权被颠覆，女性世界的失败。
2、以男系为世系的父系继承权和对父系祖先的崇拜。
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由男子及其儿女子孙组成一个父系大家族（家庭），男子不仅把妻子娶进来，而且把男子留在家庭中，而把姐妹或女儿嫁出去，家庭中所留下来的仅是男子，如此继承下去，便于男子来计算世系了。这种计算世系的实质，是为了财务的继承权，在母系氏族中，没有女子时，要过继或收养来保证母系的世系不断绝而向下传递，而且父系氏族中，没有男子时，要用过继或收养男子的方法，以保证后继有人。
母系氏族中对女性崇拜，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女神像、裸体女神等，是女性崇拜的体现，而在父系氏族中盛行的是男性崇拜，在龙山文化的华县泉护村和西安客省庄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祖，在湖南安乡县安障公社的度家岗遗址中发现石祖，以及清海东部柳湾出土的一裸体男像的陶罐，都是崇拜父权的物证。
3、私有财产的增多和贫富分化的出现。
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物品的出现，是产生私有制的前提。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是从占有社会开始的，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则比较晚。有了私有制，也就有了贫富两极的分化，这在父亲氏族时期的遗址中能够看的比较清楚。在大汶口的遗址中，贫穷者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但在13号墓中随葬十四个猪头，m10号墓中，有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随葬了大批精美陶器，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这证明私有财务在不断增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浦赵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区福泉山、浙江余杭莫角山等。良渚文化以早期的赵陵山和张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
半坡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滻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1952年发现，1954—1957年发掘，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5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其中房屋有圆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构筑之分。半坡遗址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1957年建成博物馆。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聚落的范围为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央，分南北两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屋，还有若干小房子，其间分布着窖穴和牲畜圈栏。居住区有濠沟环绕，沟北是公共墓地，沟东有陶窑场。据研究，此聚落是集聚两个氏族的部落住地。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出土斧、锄、铲、刀、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镞、矛、网坠、鱼钩等渔猎工具。还发现粟的遗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骨骸。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发现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 2个男子和4个女子 ，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有木板葬具，表明当时对女孩的厚爱。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现场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