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59岁的陈独秀带着妻子潘兰珍，避居到重庆江津。
此时的陈独秀，无疑是落魄的：失去挚友李大钊，痛失延年、乔年二子，《新青年》早已停刊，他自己几乎身无分文，只能来重庆投靠朋友。
此后，在这座小城，陈独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
一听说这样一位“大人物”来了，江津的名流们激动不已，他们都想看一看：这位昔日的“五四运动”总司令，究竟是怎样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但很快，江津德感坝中学的一位教务处主任，便说了这样一句话：“陈独秀不行了，没有了英雄气概，多了些儿女情长！”另一位姓何的朋友，对这种说法也很赞同，称:“他现在讲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
是的！过去的陈独秀，是一个“狂士”。在他眼里，什么人情往来、金钱物质，都不算什么重要的事。为了革命，他几乎抛弃家庭。甚至连爱子延年、乔年的童年，他都没太管过。
但到江津后，他显然与从前不太一样了：虽然他很穷，但他会关心妻子，会与孙辈们嬉戏打闹，会每天早晚服侍养母汤药。甚至，他居然会关心米坛子里，还有没有可下锅的米。
年纪大了，愈发地重视亲情了，这一点倒是很正常。但让朋友们不太理解的是，他也极少再提起当年一起搞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那些事。
难道，他把那一切都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其妻潘兰珍在1940年3月中旬就发现了。
那些天，陈独秀没有像往常一样写字、看书，而是时常呆呆地静坐着，郁郁寡欢。潘兰珍许久没有见过丈夫这副样子，便轻声地问：“为何这么难过？”
听到这话，陈独秀终于回过神来。他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缓缓地站了起来，去给自己沏了杯浓茶。而后，他含泪找来了几张纸笺。
潘兰珍很不解，因为这两年他们虽曾一度穷到要当掉衣服换钱买米，但她都不曾见到陈独秀落泪。过了许久 ，陈独秀对妻子说了一句：
“蔡先生去世了！”
说完这句话，陈独秀坐在桌前，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人生自古谁无死，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
直到这时，潘兰珍才知道丈夫难过的原因：原来，早前北大同学会的代表前来看望他，竟是通知这一噩耗。
世人都说，蔡元培和陈独秀是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但却没有人能否认：他们之间自有一份“英雄式的相惜”。
蔡元培比陈独秀，大了整整11岁。从行事作风来看，蔡元培更通人情世故，行事如谦谦君子；而陈独秀则刚毅且犀利，说话很容易得罪人。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在考功名这件事上，他显然比陈独秀更成功。16岁那年，蔡元培便考上了秀才，而后又一路中举、中进士。不到30岁，他已经进入了翰林院。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一代狂士辜鸿铭谁都不服，偏偏就服蔡元培，正是因为蔡公的学识令他钦佩。
而陈独秀则是一个封建文化的“叛逆者”，他痛恨八股文，痛恨科举。幼年的他就因讨厌八股文，不肯好好学习。
谁知，当17岁那年他被家里逼着去科考时，竟凭一篇胡乱作的文章而中了秀才里的第一名。家里人欢天喜地，陈独秀却是“啼笑皆非”。后来，陈独秀在江南考举人落榜，从此无缘科考。
一个翰林高材生，一个落榜的秀才，两人为何会有机会相识呢？这是因为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后，沙俄又开始觊觎我国东北地区。而晚清政府，却签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让陈独秀和蔡元培都气愤不已。
此后，为了救国，陈独秀和朋友们办了一份名叫《国民日日报》的报纸，而蔡元培和友人们则办了一份《警钟日报》！两份报纸，在当时的年轻人里都很有影响力。因为这两份报纸，虽然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未见过，却早已互相知晓。
到了1904年，黄兴领导华兴会，打算在长沙起义，蔡元培和陈独秀也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进来。就这样，两人在上海见面了。
至于他们在上海做什么，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他们在实验室试验炸药，准备以暗杀晚清大臣的形式护国。咱们且不说这样做是不是行得通，但这就是那个年代文化人的担当。
最后，这一系列暗杀计划并没有成功，但陈独秀和蔡元培却在朝夕相处中，引为知己。原来，当民族大义在前时，性格是不是一样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一年，陈独秀25岁，蔡元培36岁。
暗杀失败后，陈独秀和蔡元培各奔出路。
陈独秀去日本留学、讨伐袁世凯，在经历了入狱、出狱之后，他终于在1915年9月，于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而蔡元培则赴德国学习，而后进入教育部门，而后官越做越大。
1916年12月份，蔡元培为接任北大校长之事，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他就开始考虑：文科学长到底该由谁来当？为了这件事，他专门去请教了两位北京学界的老朋友，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
那么这时候，陈独秀又在哪里呢？原来，这时陈独秀为了《新青年》的事，与安徽同乡汪孟邹一起，正好在北京办事。于是，蔡元培二话不说，便赶到了他们住的中西旅馆拜访。这就是后来世人所说的：蔡元培的“三顾茅庐”。
关于这件事，汪孟邹先生后来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2月26日，早9日，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其实，当时陈独秀心里确实是有顾虑的：
其一，北大是如此有名的学府，而陈独秀自问连一张像样的文凭都拿不出来，在日本留学他并未拿到毕业证；
其二，家中妻小当时都不在北京，要过来当这个文科学长，就得拖家带口；
其三，当时《新青年》已很有影响力，他不想放弃。
那段时间，蔡元培天天来看陈独秀。有时候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就拿张小凳子在门口坐着等。
蔡元培是什么人？前清翰林，同盟会元老，还出任过教育部长。任他陈独秀在年轻人群体里再有影响力，论社会地位，怎么都是无法和蔡元培相比的。
就这样，带着感动，陈独秀答应了。此后，北大师生们得知《新青年》创始人要来北大，个个激动不已，奔走相告。但对于陈独秀来说，要在北大站稳脚跟却并不容易。
当时，不少教师认为陈独秀不算有真才实学，不过是写了几篇新式的文章而已。这时候，又是蔡元培主动站出来，以理服人，力保了陈独秀。
如果说陈独秀欣赏蔡元培，是因为他的进步思想；那蔡元培让陈独秀最敬佩的，则是他的“用人之道”。蔡元培在北大聘请老师时有3个特点:
其一，他不问党派信仰，只求学问高深。其二，他不问个人功利，只求名师汇聚。其三，他不问一时得失，只求长远影响。
正是因为这样，他既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名家，也邀请了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这样的守旧国学大师。
当这些人聚在一起“吵得不可开交”时，恰恰是建国前北大学术最牛的一段时间。
为了维持这样的平衡，蔡元培承受了怎样的压力，陈独秀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大家如果把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言行，细细梳理就会发现：他在这段时间说话是比较克制的。至于原因，很简单：这是他尊重蔡元培的方式。
然而，就算是这样，陈独秀最终还是在顽固派的反复施压下，于1919年4月离开了北大。当时，蔡元培不得不选择撤销文理科学长一职，改由教务长统辖教务。这样一来，陈独秀也算是体面地失去了学长的职务。
同时，为了保护陈独秀，蔡元培还对外解释：“陈独秀虽然不再是文科学长了，但还是一个北大的人员”。
只是，陈独秀是何等傲骨之人！很快，他就默默地离开了北大。
此后，因为频频得罪军阀，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也干不下去了。他只能避其锋芒，暂时离开北大，准备赴法国考察。想当年，他上任时是何等风光。但到要离开时，愿意与他往来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陈独秀听说后，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事：他通知了在上海的所有北大同仁，几乎花光了自己身上的所有积蓄，于极高档的一品香饭馆摆了一桌践行宴。
岁月匆匆，再在一个桌上喝酒时，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宴席上，年过40的陈独秀回想起北大岁月，端起酒杯，提高语调，说了这样一番话：
“蔡先生自任校长以来，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对付整顿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段话，都会觉得诧异：真的如陈独秀所言，蔡元培在北大时三分之二的精力都用在对付反对者上了吗？
是的！这就是事实。这一点，大家从蔡元培后来回忆文章里，就能窥见一二。他就像一个“救火员”一样，频频与教育部官员周旋，救学生、救老师、救陈独秀。
世人说他“八面玲珑”也好，说他是“老好人一个”也罢，但蔡元培的难处，陈独秀都知道。因此，当初陈独秀离开北大时很多人替他不值，这结人认为：是蔡元培把他请过来的，怎么就没有保下他？
但陈独秀，没有一句怨言。他是“端端正正”地给蔡元培鞠了一躬后，才转身离开北大的。
自践行宴之后，陈独秀和蔡元培，开始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因为革命，陈独秀连失二子，自己也数次入狱。国民党为了抓他，一度悬赏3万大洋。1937年8月份，年近60的他，才结束人生最后一次牢狱之灾，并辗转由湖北到达重庆江津。
而正当陈独秀重获自由时，已年过70的蔡元培，则于1937年在上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邮轮。此时的他，已对当局绝望到了极点。他早前的一切美好愿望，包括教育救国，包括科技救国，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下，都成了“幻想”而已。
偌大的政府，竟容不下一个教育家。除了远走他乡，蔡元培没有别的出路。
在香港的蔡元培，因为经济所限，明明身患重病，却始终没有做过一次彻底的治疗。1940年3月清晨，蔡元培起床时突然头晕，摔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家人发现后，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当时，医院认为他只是胃病。但此后不久，他便大量便血。当医生介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时，纷纷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
然而，此时蔡元培却早已不看重生死，他只是喃喃地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
“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连说了几次“救国”、“救国”后，蔡元培离世。这一年，他72岁（周岁）。
噩耗传回大陆后，各界爱国人士都痛惜不已。那些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当大师已死，人们才会明白失去了什么。3月10日的出殡，香港前往告别者达5000余人，人一直排到了马路上……
然而，这所有的告别仪式，陈独秀都没能参加。事实上，就算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一消息，61岁的陈独秀也拿不出路费去香港祭拜。
穷，是蔡元培和陈独秀晚年的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他们俩是这样，李大钊先生生前又何尝不是……
直到3月中旬，北大代表何之瑜特意赶到重庆来看陈独秀，并带来了一份北大同学会的信，上写这样一行字：
“望先生给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
是的！除了陈独秀这个昔日文科学长，在北大学子眼里，还有谁有这个资格给蔡校长写悼文呢？晚年的陈独秀很惜字，多少本地乡绅来求字，都吃了闭门羹。但这次是北大学子提的要求，陈独秀当即答应。
他写的，就是传至今日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在文中，陈独秀是这样评价蔡元培的：
“一般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他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
在这一大段文字后，陈独秀又加了一句：“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
“服膺”这样的字眼，在陈独秀的其它文章里，从未出现过。
如今，很多文史学者在读完这篇悼文后，都得到同一个观点：虽然出身不同、政见不同、学识不同，但在那个年代，陈独秀就是最懂蔡元培的人之一。他是为数不多的，能看懂蔡元培“温和”背后的倔强和坚强之人。
给蔡元培写完这篇悼文后，陈独秀仍跟从前一样，继续著书、读书。
期间，蒋介石曾想拉拢他，他怒喊：“他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在美国过得不错的胡适，曾劝他去美国写自传，他回复：“我一个中国人，若是真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
两年后，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劝妻子早点改嫁，好好度过后半生。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他还是那个陈独秀，虽有了儿女情长，但骨气不减半分。妻子听完后，轻唤着他的名字，泣不成声……
1945年5月27日晚上9点多，陈独秀离世，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第三子及其孙女，以及几位朋友，一共8个人。
几天后，在江津大西门外的一处山麓上，好友们凑钱为他立起了一座背靠青山的坟冢。
这座坟冢跟蔡元培在香港的，隔了1000多公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入葬当日，坟前都摆放着北大学子千里迢迢送来的鲜花。
尾声：陈独秀和蔡元培是性格完完全全不相同的两个人，但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之际，他们都扛起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带领着那一代年轻人，走出了第一步。这条路走得不易，甚至有过曲折，但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怀念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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