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42岁的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他写了一封上书，感谢圣上隆恩，只不过末尾，他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
“陛下体察到我又老又笨，估计跟不上那些朝廷新进的大臣的思路了，所以让我到地方上抚恤百姓发挥余热。”
本来这只是一种谦虚自嘲的表达，但在处心积虑挑你毛病的人眼里，这几句话问题可大了。
问题在哪儿呢，在“朝廷新进的大臣”这个说法。
众所周知，苏轼是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的，他所指的“新进大臣”的确有些暗讽王安石推行新政而招揽的一众支持者，而皇帝本人又赞成变法，你发如此牢骚，不就等同于讽刺皇上的英明决定吗？
因此很快就有御史以此为理由参了苏轼一本，认为他这几句话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一些宵小见有人带头有机可趁，群起而攻击苏轼，他们翻出苏轼新出版的诗集，拼命翻查、附会，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句子，作为苏轼“诋毁新法”的证据，比如有诗句提到海水，就说是不满皇上的水利新政，提到盐，就是不满皇上新的盐政，总之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
最后的结论是苏轼罪不可恕，必须斩首。
更可笑的是一旦置于攻击的目标上，苏轼在这些宵小的眼里似乎就变得一无是处了，甚至有人这样评论苏轼，说他“不学无术，名气靠吹，只不过是侥幸考中功名而已。”
几个月后，苏轼被押送进京，关入大牢，神宗亲自下令要仔细审查他的每一首诗，文字狱大兴。
在杀不杀苏轼的问题上，神宗犹豫不决，但越是犹豫，拖得越久，我们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越是在牢里吓得胆战心惊，几欲自杀，并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苏轼当然没有死，立国之初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对神宗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另外就是曹太后的规劝，以及众多仗义执言的大臣不断劝谏，有意思的是，帮苏轼说话的大臣里，很多都是他对立面的新法支持者，包括王安石本人，当然也包括他暗讽的“朝廷新进大臣”。
苏轼交代了数万字的认罪书，被贬往黄州作团练副使。
这一次生死劫对于苏轼的人生几乎是颠覆性的，他开始更寄情于天地的美景和市井的乐趣，精神世界也变得更为广阔豁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夜游赤壁、承天寺观水月、竹柏的苏轼，看到了研究怎么吃猪肉的苏轼（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也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乐天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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