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大英雄郑成功毕生最辉煌的事迹有两件：其一、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从福建率舟师进攻南京，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顺利抵达南京城下，对南京形成弧形包围，天下震骇；其二、扬帆出海，力锉强敌，胜利收复台湾，成就千古不朽之功业。
收复台湾的壮举举世皆知，自不必多提。
且说郑成功将水师泊于南京城外下关和幕府山北侧江边、帅营设在岳庙山，静等待清军投降之时，江南人民加额相庆，箪食壶浆以迎，纷纷感叹十五年未见的华夏衣冠。
彼时，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全部迎降，而清朝安置在安徽的太平、徽州、宁国、池州以及无为、广德、和州等四府三州的统治均土崩瓦解。
清朝最高统治者顺治帝被搅得坐立不安、方寸大乱。
这个顺治帝崇尚佛老出世的思想，对于无休止的征战厌倦透顶，一度萌生退回关外的念头。
如果事情真如顺治所想，则天下就不会如此多事了。
但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恋恋不舍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帝业，怒斥儿子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这一年，顺治帝年方二十一岁，气血方刚，被母亲这一骂，恼羞成怒，剑劈御案，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
虽然清朝官方的史料记述说，在孝庄、顺治帝最亲近的乳母以及洋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劝阻下，顺治最终收回了成命。而郑成功围而不攻，长时间顿兵于坚城之下，终于使清廷有了喘息之机，大集兵马，于清顺治十六年（1660年）5月打败了郑成功。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清朝随后派大将军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大攻厦门，却久战无功，最终于顺治十七年（1661年）匆匆收兵。
但是，2004年4月，一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家传手抄本在郑成功后人手中现世，人们惊奇地发现，其实，顺治帝是真的御驾亲征了，并在厦门海战中被郑成功炮击身亡！
《延平王起义实录》的抄录者是郑成功的九世孙郑叔成，抄于1912年。
郑叔成在前言中注明，《延平王起义实录》抄录了四部原稿的内容，即《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海纪缉要》、《海外孤忠录》和《郑克土爽档案》。后两部都已失传，至今未被发现。第一部原稿《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曾在1931年5月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印刷出版，当时，给该书定名为《先王实录校注》，其与《海纪缉要》、《海上见闻录》同时成为现今研究郑成功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现在，《延平王起义实录》手抄本是泉州南安的郑成功宗亲郑梦彪从郑氏后人手中得来的。
该手抄本年代久远，内容文字晦涩难懂，郑梦彪将复印件委托郑成功研究专家、厦门郑成功博物馆原副馆长张宗洽进行研究。
张宗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本新发现的神秘手抄本内容与《先王实录校注》基本一致，而且更加详细完整，恰到好处地补充了原先因残缺而无法推断的字句，多出的文字也言之凿凿，与上下文衔接贯畅。从文字上推敲，并未有作伪之嫌。他由此认为，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很有可能抄自最为原始的手稿。而《先王实录校注》的前身《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同样经传抄而来。
就从这些多出的文字中，张宗洽意外地读到了两段惊世文字。
其中一段写的是：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被我军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清方主帅达素秘不敢宣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清康熙帝即位，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清人掩乖藏丑的惯用伎俩。郑成功说：“我也考虑到了这点，但还是恍惚不能相信”。（“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
另一段写：郑成功的父亲、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之初，屡次在北京写信劝郑成功投降，而郑成功均不肯降。顺治并未因此怪罪郑芝龙。顺治死了，清廷辅臣苏克萨与郑芝龙有仇，向新继位的康熙帝劝谏说：“郑成功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应该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处死了郑芝龙。（“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
张宗洽先生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两段文字的发现。他认为，以往关于顺治死因的种种说法均多可疑之处，因此其至今仍是悬案。此次新发现的史料到目前为止虽仍显单薄，但肯定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因此意义极为重大。经过对几种说法的比较，他本人觉得顺治死因的这一新说更为可信，但要完全揭开其历史真幕，还需要作大量研究工作，包括对新史料可信度的论证，对相关史实的考证，等等。
关于顺治帝的最后归宿，《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清史学者孟森根据野史《平圃杂记》的记述，认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张宗洽先生却认为，《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可信度相当高，“顺治被郑军炮毙于厦门”的可能性极高。
首先，清军围攻厦门，是以众击寡，有着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围攻数月之后，却寂然无声地退军，显然是清军内部出现了重大变故。与元宪宗蒙哥在钓鱼城身亡元军退去的情形差不多。
其次，在《清史稿·世祖本纪》中，对郑成功的军事行动一直记载详尽，偏偏对这场战役规模较大的厦门海战只是一笔带过，其中必有隐情。
再次，厦门海战之后，顺治的身影基本就在《清实录》中淡出了。只是偶尔闪现几笔“上谕……”，而深居慈宁宫多年，不再过问朝政的皇太后又重新出场了，“皇太后慈谕”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特别让人吃惊的是，顺治对他所宠爱的董鄂妃的忌日原本是无比重视的，厦门海战之后，却再无只言片语的记录，不能不让人起疑。
还有，如果顺治真是死于天花，实在没有太大的隐匿必要，但清官方的史籍对“驾崩”于顺治十八年元月七日的顺治的死讳莫如深，分明是因为顺治是死于一个前朝流寇手中，难于启齿。
此外，据说埋葬于清东陵孝陵中的顺治棺是空棺，而没有其遗体。当然，有人说是因为顺治出家了；又或者说，孝陵中只是顺治遗物的衣冠冢，以及顺治的宝宫（骨灰坛）。但顺治火化却不见于官方的《清实录》记载。那么，真实的情况就是顺治如果是死于炮火，尸体难看，而且残缺不全，于是在南方火化了。
最后一点，达素兵败后，清正史上只说他回京了，此后对其生死并未提及。而与郑成功相关的史籍都称，达素兵败畏罪自杀。这，应该也是清廷因为顺治被炮击而不愿意多提及的原因。
张宗洽先生还表示，他已经将这部分史料以及自己的初步研究结果寄给了北京的著名清史学者何龄修先生，希望相关的研究工作能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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