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和陈源经过长达三年的恋爱，终于喜结良缘，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神仙眷属。
其实，在这三年时间里，凌叔华的内心是有过徨惑、犹豫、观望、决择的。
因为，与陈源交往的同时，另一个同样优秀的人，也闯进了她的芳心。
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称为“情圣诗人”的徐志摩。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一直侍奉在大诗人左右。
在凌家的那次聚会中，林徽因虽然也出席了，但彼时正是徐志摩苦苦追求林徽不得的痛苦失恋之时。
泰戈尔私下里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志摩也想通过新的恋爱来疗伤，就努力地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凌叔华身上，主动而热烈地向凌叔华示好。
他满怀激情地赞美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曼殊菲尔是被徐志摩惊为天人的外国女作家，说她的“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把她奉为心中的女神。
为了追求凌叔华，现在，他把“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慷慨地颁给了凌叔华。
当然，他也是欣赏凌叔华的文才的，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才子佳人，年龄相仿，关系发展得很快，短短半年时间，写下的信件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已经远超出了一般的友谊。
这里说的聚会，主要是指聚餐会。
当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会有一次聚餐会。
后来，徐志摩将自己圈子里的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是新月社的成员。
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这些年轻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凌叔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更是越走越近。
徐志摩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
而凌叔华也在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亲笔题词“献给爸爸”。
他们互相酬答，互相欣赏。
可是，徐志摩的心里，似乎还被林徽因所占据着，凌叔华并没有真正住进去。
他们的交往，比朋友来得亲切，比恋人又略显还少些什么。
这是如何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的情感啊。
好在凌叔华豁达，她在与徐志摩暧昧着这一份情愫的的同时，也保持与陈源密切联系。
与凌叔华相比，新月社的另一位成员陆小曼的感情表现得炽烈、奔放。她让大才子徐志摩很快地融化，在她的心里。
也许，从内心上说，徐志摩是更愿意深陷在陆小曼那激荡的情怀里的，毕竟，那样能让他更快地忘掉被甩的痛苦。
偏偏，陆小曼却是个有夫之妇。
而且，她的丈夫王赓还是徐家父子的朋友。
与张幼仪离婚后，徐父一直希望徐志摩能尽快找到他的感情归属。
在徐父的心里，已经认定了未来的媳妇就是凌叔华。
徐志摩明白老父的心思，情感的天平虽然已经偏向了陆小曼，却无法割舍与凌叔华的交往。他脚踏两船，在两大美女间周旋，同时和她们书信来往。
一次无心的失误，终于让他无奈地做出了决择。
1924年8月，徐志摩名义上是送泰戈尔去日本，实则是陪林徽因经日赴美留学。
回国后，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双双收到了凌叔华、陆小曼的信。
第二日早晨，徐父与王赓一起前来看望。
父子久未见面，徐志摩看见父亲来了，就讨好地说：“叔华有信。”随手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递给父亲。
徐父脸有喜色，展信细读，旁边的王赓也凑热闹跟着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气得肺都要炸了。
徐志摩一看不好，回看枕边，凌叔华的信还在，递给父亲的却是陆小曼的信！
尽管徐志摩赶紧取回陆小曼的信，但这已经不能挽救什么了。
陆小曼在信上那些火热的字句已经彻底地烫伤了王赓的心。
回到家后，两夫妻痛痛快快在大吵大闹了一场，痛痛快快地签字离婚，买书地结束了这段婚姻。
内疚无限的徐志摩再没有了退路，只好负起责任，娶了陆小曼。
虽然，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但她所说的“真话”是值得怀疑的，这里面，更多的是替自己打圆场，毕竟，情场上的失败者，并不光彩，尤其对女孩子。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她和陈源结婚，也有一点点已经“没有了退路”的意思？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
毕业后的第二个月，就和陈源走进了结婚礼堂。
女儿的文才书画已有大成，如今又觅得佳婿，凌老爷子心里高兴极了，给女儿备下了一份超级大嫁妆：拥有28间房舍的别墅花园。
婚礼盛极一时。
新婚燕尔，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
受日本学气的影响，回来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专门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
1928年10月，陈源受聘去武汉大学当文学院长，凌叔华一同前往任教。
夫妻俩一开始对武汉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好感，认为这儿的天气太热，不宜久居。凌叔华说，她心中的居住圣地是法国巴黎，那儿，能使自己的绘画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法国巴黎，也不过只挂在嘴上说说，谁不知道，她心中抑或还牵挂着京师里的那一个人？
在武汉的凌叔华常有寂寞孤苦的感觉，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说：“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事实上，徐志摩对她的思念应该也不能轻易地断绝。
早在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之际，他还专门盛请凌叔华书题一副报刊面头，凌叔华就用了自已新婚时候绘制的那一张有名的贺年片《海滩上种花》（卡上所画，是一个稚态可掬的孩子站海边的沙滩上种花）。徐志摩后来也专门以《海滩上种花》为题，在北师大附中做了一个演讲。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1931年六月，已为人母的凌叔华携夫带女从武汉回到北京避暑，徐志摩还频频登门拜访，一见面，就紧紧地抱着凌叔华的小女儿半天不肯放下。
回去后，徐志摩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陆小曼，不无怅惘说道：“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
事实证明，这样的福气他是不会有了。
因为这年年底，他乘坐的飞机失事了。
据说，他这样急冲冲地从上海飞北京，其实是赶去听一场林徽因的演讲！
噩耗传到武汉，凌叔华惊呆了。
她在《晨报 学园》上面，发表了一篇悼念徐志摩的文字，篇名叫作《 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 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这是一种怎样撕心裂肺的疼？
想当年，北伐军逼近北京，徐志摩就致信陆小曼说他要去没有男人的凌叔华家住几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眷顾？
知子莫若父，徐父在徐志摩下葬后，郑重地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
凌叔华答应了。
可是时间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
也许，凌叔华因为那锥心的痛，举不起笔了。
举不起笔的凌叔华，却不得不去面对一件另一件同样让她疼痛的事——那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八宝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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