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5-2018.3.14）
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
初识叶嘉莹，源于《燕台四首》。在我曾经疯狂迷恋李商隐的年代——那时的百度还不是“度娘”——我听到了叶嘉莹的吟诵版，乍听平淡无奇，更谈不上悦耳，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音律感吸引我一遍遍聆听。
我不敢妄自从朗诵的角度评论叶嘉莹吟诵之优劣，不过，当年聆听这种诵读确实让我迅速记住了《燕台四首》。不久前，我心血来潮听了叶嘉莹的其他吟诵，却被边上的母亲痛批难听（或许别指望数学系的人深刻理解艺术）。
我总觉得吟诵是叶嘉莹最为推崇的一项艺术，某种程度上，先生对此的重视更胜于讲学。然而，在普罗大众乃至专家之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其理由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复原这门已失传的艺术。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语同样适用于叶嘉莹，先生推崇吟诵，其原因在于吟诵对发扬诗歌具有积极作用，无论吟诵本该是怎样，先生之吟诵对于诗歌之记忆有益无害。
知先生之名已久，现实却是《风景旧曾谙》在我的书柜中静静躺了许久，后又有《人间词话七讲》作陪。藉此共读之契机，终是顺利读完《七讲》，又粗略翻了《风景旧曾谙》。
个人以为，因是讲座的缘故，《七讲》整体感觉通俗易懂，不会有一般文论艰深枯涩之感。过去受限于古文功底薄弱，文言文之论述总是似懂非懂，因此，叶先生讲解的几则词话竟会有醍醐灌顶之效。
比如第四章详细阐述了韦庄《菩萨蛮》的内涵，过去品味“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仅仅感受到词作者之哀伤，最多称之为狼吞虎咽，现在才意识到其中蕴含着多少国破人在的悲哀。
至于那些过去不知道的词，反而是第一次读就全然明了其中蕴含的深意。譬如陈曾寿的《浣溪沙》，结语“为谁粉碎到虚空”乍一看就是愁云惨淡的心情，然而，词作者作为晚晴遗民那种忧伤而不能言说的创作背景，也是通过叶先生的讲述方才理解。
诗词之间，本更钟情于诗，未曾细究词之前世今生。今从王、叶两位先生的作品中获悉词可言诗之不能言且不必拘泥于诗之言志，因词之真诚反而令宋词超越了宋诗，又成一代文学之高峰。（在我眼里，宋诗也是别有风味的，精雕细琢之外还偶有哲学思考融入，虽整体而论少了唐诗的气势，但也透着一股跟宋朝极为相似的风采，可谓一时之人写一时之诗。）
词以宋代为顶点，此事颇值得玩味。国外学者玩笑话，说是宋朝每年都要给周边国家送礼，因为宋朝外战几乎不胜。彼时，中华帝国是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然则，文明在与野蛮的争斗中却常常落于下风。
对内，宋并不是个暴政的时代，即使到了南宋小朝廷的时代，宋治下的南方也呈现欣欣向荣之势。曾以为宋朝灭亡于蛮族之手是耻辱，但细想来谁又会论断希腊灭于罗马是一种耻辱？希腊文明依旧活在罗马帝国，直到千年以后仍然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中华文明之于东方又未尝不是同理？野蛮从来无法真正征服文明，反而一定会被文明同化。
这就是词最为繁荣的时代背景——经济强而军事落，是否这样的时代更容易产生幽微的情愫？宋以后的文人墨客，推崇苏东坡之人无数，被誉为最可爱的文人的苏轼也是王国维先生极为推崇之词人。
苏东坡的诗文书法都极为出彩，皆有大家风范，而无数杰作中苏轼之词更有鹤立鸡群之感。联想到词的特质——表达出难以对旁人诉说的感情——与苏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个性暗自契合，所以词是最能表达苏子无奈情感之载体。
以苏东坡之智慧，焉能不知其言词之祸？为国家，为百姓，苏东坡舍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即使深知言论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仍然忠于内心之想法发声，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认知在第五讲的《八声甘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新旧两党之间两头不讨好，其实还是刚正不阿的个性使然，这等窘迫之处境大约只有李商隐可以相提并论。
反观同时代之周美成，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所以无法得到王国维的赏识。同样置身于历史洪流之中，苏东坡难得，周美成常见，却终究谁也改变不了历史进程。
《人间词话》中最为赞赏的词人当是李后主，俨然将其与耶稣、释迦摩尼并列，叶先生的解释是李后主同样为世人承受了人世无常的苦痛，对理解王国维的评价有所帮助，却仍然显示出王国维对李煜的过分拔高。
无论耶稣，抑或释迦摩尼，两位圣人拯救苍生皆是主动寻求之结果，并为此不惜付出生命或者王位，此等境界绝不能用凡人相提并论。李后主被动承受从君主到阶下囚的命运，对此发出的感慨再动人心魄也终究只是随波逐流的结果，这种论断是将圣人之圣看低了。任何品鉴类作品都无法摆脱主观好恶，王先生此书虽高屋建瓴，但也不能尽信。
之前见过别人的论断，宇文所安的文论水平在顾随、叶嘉莹之上，也是通读了《七讲》之后才豁然开朗，叶先生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广度——即在有生之年尽力向中国人传播古典诗词，而宇文所安的高明在于深度——结合西方文学理论挖掘中国古典诗歌，前者是“入乎其内”的高峰，后者是“出乎其外”的典范。
我想，到底还是叶先生出于炎黄子孙的责任不辞辛苦向国人讲学，美国人的教授即使空有一腔热忱也无法模仿这份用心。演讲集占了叶先生的作品的半壁江山，叶先生的文字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先生的期望是为国人架起一座通向古典诗词的桥梁。
掩卷沉思，我内心的一个疑问仍然不曾有答案——为何王静安纵论宋代名家却独独遗漏易安居士。个人猜测，叶先生刻意回避这个问题是因为更倾向于王国维的忽略出于对女词人歧视这一解释，否则以叶先生对王先生的崇敬程度自不会放弃为此辩白的机会。
整个中国诗歌史几乎就是文人的忧国忧民史，而士大夫笔下的词又何尝不是饱含文人不得志的牢骚？读诗读词只想体会作者的心情，却不想实践作者的理想，终究不是第一流读者。坚持做正确的事，不问结果，当结局不如意时才会真正懂得作者。
可能也是限于讲座的形式，总共113则的《人间词话》只能选取部分细讲，不能帮助读者完整地把握王国维之书。尤其到了第七讲之时，明明讲到了辛弃疾，却因篇幅问题，硬生生跳过了词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倘若本书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起对照来看，无论对了解王国维的为人抑或是更深入了解《人间词话》都大有裨益。以第六章中“隔与不隔”的问题为例，《七讲》中本准备以李后主、柳永、苏东坡的词说明，最后却不了了之，而另一本书中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论述。
“如果在一篇作品中，作者果然有真切之感受，且能作真切之表达，使读者亦可获致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不隔’。反之，如果作者根本没有真切之感受，或者虽有真切之感受但不能予以真切之表达，而只是因袭陈言或雕饰造作，使读者不能获致真切之感受，如此便是‘隔’。”
如此清晰的表述在《七讲》并未见得，也许讲座之时难免脱缰。阅读古典著作，本该古为今用，而今却成了“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殇。越是强大的人越是敢于面对批判，越是无能的人越要屏蔽意见。苏东坡的勇气与见地也伴随着那个时代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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