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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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根基与核心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自身，中国的初步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而翻译与译写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翻译与译写实践中，概念与范畴的“立名”至关重要。译者的文化姿态与翻译视角主要有三类：以他为主（以译入语为中心）、“人我合一”（源语与译语融通）、“以我为主”（以源语为中心）。译者的文化姿态和视角与中西文化和哲学特质、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母语和译入语的相对地位、翻译伦理、个体的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当前的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应求同存异，以“中西融通”为主，在中国综合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极大提升的基础上，可逐渐过渡到“以我为主，和合融通”，但目前尚不宜把带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以我为主”上升到“策略”甚至“政策”层面。
1. 引言
人类大同使交流成为可能，各族差异使交流成为必要。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然而，不少学者似乎夸大了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这会间接地滋生“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以及“异化”冲动：凡是有别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往往会刻意凸显那种“他者”特质，反之，凡是“中国文化”，我们又往往有意无意地打上“特色”或者“独特”这样的标签。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倾向性差异如“整体”对“分析”、“集体主义”对“个体主义”、“直觉”对“逻辑”、“阴柔”对“阳刚”、“无神论”对“有神论”、“意象”对“实证”、“模糊”对“精确”、“内敛”对“外向”、“归纳”对“演绎”、“着眼过去”对“着眼未来”，如此等等，往往是一些方便但危险的过度总结。实际上，人首先是人：他们同是血肉之躯，有着共同的人性，生老病死，喜乐愁悲，成功失意，无不大同。因此，文化之间所有的差异都是大同之下的小异。把握文化之间的相同与相通之处与把握其差异是一体两面，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因为只有兼顾二者才能更好地交流，并最终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文化自信”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既属政治正确，又契合时代要求。“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根基与核心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自身，中国的初步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而翻译与译写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翻译与译写实践中，概念与范畴的“立名”至关重要。译者的文化姿态与翻译视角主要有三类：以他为主（以译入语为中心）、“人我合一”（源语与译语融通）、“以我为主”（以源语为中心）。译者的文化姿态和视角与中西文化和哲学特质、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母语和译入语的相对地位、翻译伦理、个体的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当前的全球语境下，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应求同存异，以“中西融通”为主，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极大提升的基础上，可逐渐过渡到“以我为主，和合融通”，但不宜把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以我为主”上升到“策略”甚至“政策”层面。
2. 中国文化与哲学“西渐”中的“立名”问题
如果语言是对源语“所指”的命名，那么，翻译就是对源语所指的二次命名。中国文化和哲学翻译中的“立名”，或者翻译本身都必须基于理解，而理解是一个“格义”（不同于支谦的作为极端“归化”法的“格义”）的过程。“格义”之“格”为动词，意为在以比较、对比、类比、隐喻等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中以旧“格”新，以一物“格”他物，从而确定意义（概念不能自我阐释，阐释必须走向自身之外，这能很好地解释秦洪武（2017年12月9日交大会议）提到的儒学传播中的文化隐喻以及各种比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先比附于周孔，再比附于黄老之学，最终才逐渐被理解和接受。因此，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翻译必须“格义立名”，力求“顾名而能思义”、“名实相符”。但是这并非容易事，“名实不符”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下例：
例1：中国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英译：The Chinese dream is, actually, the global dream.（牛津大学某爵士）
分析：把the global dream改成a global dream就不显傲慢了。
例2：味（道）
英译：taste
分析：很多学者把作为审美范畴的“味道”或者“味”译成taste。“味”在汉语语境中指的是艺术作品的某种特质给人的主观感觉，而taste的英文语境则往往指康德意义上的审美能力，它是对美学特征的某种敏感性，是一种审美直觉，或者是对诸如优美与崇高等的审美反应。宇文所安也指出：“［味是］描述文本的美学体验的一个重要的主导性隐喻。……中国理论家所谈论的‘味’不是那种针对文本‘意义’的独立出来的反思活动……”因此，他把味译成flavor。当然可以有很多其他译法，譬如feel或者je ne sei quoire.
例3：洋务运动
英译：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分析：“洋务”的内涵侧重是“与西洋诸国的交通”，外延指的是与西方诸国进行接触、交流以及借鉴的种种方式，尤其是引进西方的军事与民用技术等。而westernization的内涵侧重的是“形而上”的东西，如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其外延可表现为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西方化的种种特征和样态。可见，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westernization与“洋务”都相去甚远，核心语义几乎无交集。
例4：天人合一
英译：the unity/unification of man and nature; the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分析：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这一译法很大程度上丢失了原义。这个表达中隐含了“天-地-人”的结构与顺序，而且当下语境还具有生态意义。Man and nature这一表达根源于西方的“以人为中心”与“人定胜天”的逻辑，人和自然之间是充满张力的。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金岳霖把它译成the unification of nature and man。如果金岳霖能把nature的n大写就好了，这样的话，既可指“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又可传达具有人格意义和超自然的“自然神”的含义。
例5：现代
英译：Modern
分析：历史阶段划分中所讲的“现代”在中国语境有两种，无论哪一种都与英文的Modern 相去较远。
例6：封建
英译：feudalism
分析：封建主义，这个错误超过一百年了，估计现在想更正也很难了。
3. 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策略
既然人类大同，那么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哲学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就必然存在着种种契合。譬如，从词源上看，汉字“艺”是一种植/植树活动，而culture的词根cult则是“耕作”。再举几个微观的例子：
例7：无极之外复无极（庄子）There is the infinite beyond the infinite（威廉布雷克）。
例8：东汉王充：“知为力”。《论衡 效力篇》“儒生以学问为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这比培根的Knowledge is power早了千年。
例9：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红楼梦》第六回）The streets of London are paved with gold。
例10：（祝英台嗔骂梁山伯）“呆头鹅”gosling。
例11：文人相轻Bard is envious of bard。
例12：吃亏就是赚便宜Better to incur loss than to make gain。
例13：聪明反被聪明误The wise through excess of wisdom is made a fool。
例14：铸剑为犁The sword would help to make a plough。
例15：笑里藏刀The smiler with the knife beneath his cloak。
例16：一潭死水 a fen of stagnant waters。
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多重契合不是文化与哲学翻译的常态。高度的归化法，也就是以目的语读者为核心，则丧失源语文化的合法性与自足性，简而言之，本应合理保留的“中国性”丧失了。这是一种奴性的翻译。另一个极端是“自我中心”，高度的异化，表面上保留了“中国性”，但结果却往往译而不达，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因此无法实现，这就要求打破“自我中心”。因此，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应充分利用中西文化/哲学的“共相”，在意义层面寻找最大公约数，即“求同”，同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和特色，即“存异”，在表达上，应当语取东西，融通二者。在具体问题上，译者发掘出中西之间可以从公约的视角或概念出发，进行微观层面的融通阐释。试举几例（全是我个人译文，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例17：天灵灵，地灵灵……急急如律令!Almighty heaven and earth, Abracadabra！
例18：沧海桑田The sea and the fields changed。
例19：五蠹the five curses of the country⑨。
例20：宇宙the temporalspatial universe。
例21：大故（《墨经》用语）great condition (dagu), or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例22：惟人万物之灵（《尚书》）man as the most intelligent among all creations。
例23：桃花源the Arcadian Peach-blossom Springs。
例24：玄牝the Mysterious Female/reminiscent of Gaia。
例25：（道家）无名the ineffable。西方哲学有Ineffability概念，不可名状not expressible in words，如柏拉图的理念，普罗提诺的“太一”。
例26：杨朱取“为我”Yang Zhu’s Hedonistic Me-ism。
例27：鸳鸯蝴蝶派the school of romantic sentimentalism (sentimental romanticism)。
例28：白马非马A white horse as a “this” is not a horse as a “such”。
例29：（理学）心外无物：no mind-independent thing/being, or neo-confucianist mentalism/sensationalism/idealism。
例30：意境ideo-mood-imagery, or the aesthetically evoked realm。
例31：本来无一物，莫使惹尘该Dust cannot cling to nothingness (Nothingness of things) （参考萨特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例32：（魏晋）风流romantic abandon。
例33：（玄妙观）三清殿The Taoist Trinity Hall（元始天尊等三位）。
例34：（天地之初）一团氤氲a mass of misty chaos。
例35：一本万殊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being/substance, different phenomenal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noumenal existence。
例36：无待（事物无条件的存在）the autonomous being of beings。
例37：不着一字，尽得风流(in poetry writing) Minimalism is charm。
例38：（儒家）恕reciprocity, or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例39：游心太玄Mental vagabondage in the infinite ether。
例40：咫尺天涯，二相无分The identity between immediate hereness and remote thereness。
例41：（意象）“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Ideo-imagery is in the mind’s eye, not in sight。
4. 建议与展望
对重要的中国概念，符合音译条件的，建议音译再加阐释。玄奘的“五不翻”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譬如毛泽东思想为Maoism（the idea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 Mao Zedong）。音译的概念或术语在目的语中极少有意义的逸脱现象，这也是玄奘“五不翻”的原因之一。音译+阐释有诸多优势，简洁、忠实，往往可派生新词，语法组合性强，而且能够为“拿去”（而不仅仅是送去）创造良好的基础。未来会有更多以拼音形式立足于世界的中国概念与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道译成Tao胜过任何一种归化译法。交通大学的Jiao Tong（“天地交而万物通”）胜过任何其他话语，随着交流融通的深入，音译概念与术语会获得一定的自足性，附加的阐释部分的功能就慢慢弱化了，如Confucianism等。
目前，正如谢天振（2017年12月9日交大会议）所论，“目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属于逆向翻译”，存在“语言差”与“时间差”，因此中国文化与哲学翻译中的“立名”必须“求同存异，语取中心，互相融通”，也就是查明建教授提到的“文化互文关系的再生产”；而且这一策略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适用；文化自信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文化自知、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豪等。中西融通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未来，在中国全面复兴、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国际地位极大提升的基础上可以过渡到“以我为主，和合融通”。但无论如何，不宜主张自我中心式的“以我为主”。这种姿态不是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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