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诊：服上方６剂后，尿急、尿频、尿痛、五心烦热有所缓解，仍感下腹疼痛，呈针刺样隐痛，腰膝酸软。上方去车前子、黄芩，加香附６克、赤芍１０克。
三诊：服药６剂后，诸症大减，但下腹部稍感疼痛，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化验：尿脓细胞＋，红细胞＋。上方去生地、太子参，易生熟地各１０克、川断１０克。
四诊：服药９剂，腰酸，下腹痛，及尿急、尿频、尿痛等症状均愈，饮食如常，精神明显好转，第五卷４８６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缓。化验尿常规正常，尿培养及膀胱镜检查均正常，病告痊愈，随访３个月，未再复发。
［评析］泌尿系感染属中医的“淋证”、“腰痛”等病范畴，其主要临床表现，历代医籍均有论述，如《中藏经》中云：“热淋者，小便涩，而色素如血。”《丹溪心法》也云：“淋者，小便淋漓，欲去不去，不去又来。”一般认为，本病的病机多为湿热蕴结膀胱所致，治疗上以清利湿热为首选，如八正散、导赤散、五淋散之属。但是，患者病程长、体质弱，每多表现为虚实夹杂，临证之时，应当仔细辨证始为不误。
本案之淋证，患病８年，病势缠绵病久多虚，见口干欲饮，五心烦热，腰膝酸软，舌红少苔，脉细数，可知其阴分已伤，而神疲乏力，心悸易汗，可知其气分亦伤，故选清利湿热，益气养阴之方，尤为契合病机。清心莲子饮出自《局方》，方中石莲子为主药，清心火，利湿浊，配以黄芩、地骨皮清热，茯苓、车前子利湿，黄芪、太子参、麦冬益气养阴，如此补虚泄实，清补并用，对于老年淋证之经年不愈，气阴两伤者，效果颇佳。
医论医话
一、《本草求真》评介黄宫绣（约公元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字锦芳，清代江西抚州宜黄人，出身于儒医世家，学识渊博，精通医药。有感于当时本草书多“理道不明，意义不疏”，况有“补不实指，泻不直论，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反借巧说以为虚喝”的现状，乃力纠时弊，集平素之治验，采百家之精萃，著成《本草求真》１０卷，付梓于乾隆己丑年（公元１７６９年）。该书载药５２０味，分上下两编，上编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功能、主治以及禁忌，记载甚详，下编分列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和药物总义三部分，该书于药物意义“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真”之名。
对于药物的分类，黄氏颇具独到之处。他没有采用历代本草诸书所延用的部属分类法，亦不将药物以草木谷菜金石等为编次，而采用药物功效分类法，按药之品性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七类，各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如补剂中又分为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等；泻剂又分为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等。于每味药下面注明该药的部属和卷首目录序号，可谓是本草著作中很有进步意义的索引形式，不仅便于查阅，而且有助于学者辨析药物的异同，指导临床遣药组方。例如，山药和白术虽同属补剂，但山药为平补，白术为温中，临床运用，自当有别。
在用药法象方面，黄氏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学术见解，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认为“凡药色青、味酸、气臊、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凡药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者，皆入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经”；“凡药色黄、味甘、气香、性属土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凡药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经”；“凡药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者，皆入足少阴肾、足太阳膀胱经”，并明确提出药有“形性气质”、第五卷４８７“气味升降浮沉”、“根梢上中下”、“五伤”、“五走”、“五过”。这些认识，对药物的功效和临床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氏十分重视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对成无己、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李时珍、喻嘉言等人的精湛论述一一采撷，然却师古而不泥。如《本经》谓白茅根能“补中益气”，黄氏却不以为然。
他说：“至云能以补中益气，虽出本经，然亦不过因其胃热既除而中气自复，岂真补益之谓哉。
经解之论，似未可信。”此说颇为成理。另外，对于前贤之言，黄氏也不盲目崇拜。如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咸谓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翕然学之，视为补品。黄氏却力驳其谬，认为：“黄柏性禀至阴，味苦性寒，行立肃杀之气”，“奈今天下之人，不问虚实，竟有为去热治劳之妙药，而不知明寒之性能损人气、减人食，命门真元之火一见而消亡，脾胃运行之职一见而沮丧，元气既虚，又用苦寒，遏绝生机，莫此为甚。”此精辟的论述，对喜用苦寒，欲通过“坚阴”而收补益之功的医者，无疑于当头棒喝。
有些药物的某些性用十分相似，极易混淆，黄氏通过辨析，力求尽得深蕴。如麦冬与天冬均属养阴清热之品，但黄氏强调“麦冬甘味甚多，寒性差少，天冬所主在肺，而麦冬所主在肺，更在心”。半夏与贝母皆能祛痰，但“半夏兼治脾肺，贝母独清肺金；半夏用其辛，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温，贝母用其凉；半夏性速，贝母性缓；半夏散寒，贝母清热，气味阴阳，大有不同”。另外，辨芍药赤白之异，赤者能泻能散而白者善补善收，分当归有头尾等，皆予以详论。凡此种种，体现了黄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黄氏在长期的临证中，还发展了一些药物的新功能。如对“刘寄奴”一药，除点明其有破瘀通经行血的功用外，还指出该药用于金疮出血，可使血出顿止。实为黄氏的经验之谈。
对于药物的来源、真伪和炮制，黄氏也十分重视。如谓“山西太行新出党参，其性止能清肺，并不能补益，与久经封禁真正之党参（人参）绝不相同”。防风以“北出地黄润者佳，泗风车风不堪入药”等等。对药物炮制，强调“制药贵乎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并把药物配伍理论引申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以黄连为例，就有十种制法：“心火生用，虚火醋炒用，胆火猪胆汁炒，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或童便炒，食积火黄土炒，湿热在气分吴茱萸炒，在血分干漆水炒，眼赤人乳炒。”这些叙述，对于中药炮制方面，颇有实践意义。
总之，《本草求真》的特点在于切合实际，不尚空谈，是一部医药学紧密结合、内容精简扼要、临床实用价值较高的本草专著，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二、中药药引源流探析中药药引为中医处方中的辅佐药物，是中医处方用药的特色，其应用很广泛。鉴于中药药引在方剂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故有必要对其起源和发展作一番探讨。
药引属方剂中的佐使药，起源甚早。《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亦有“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的记载，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药引最早的文字论述，同时也是其后应用药引的理论依据。药引的形成与应用实际上远较上述二书为早，药引是伴随方剂的出现而产生的，并随着方剂的发展而发展。从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可以看到有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遣药组方和配伍宜忌等方面第五卷４８８大量的理论论述，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方剂确已建立了指导再实践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药引的应用。至于究竟起源于什么时期，尚难作出具体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起源于药物配伍之后，方剂形成之时。从我国现存的几部较早的医学方书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引用了药引，特别是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后人尊为“方书之祖”，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伤寒论》中，１１２个方剂就有５２个应用了药引，占总数的４６％。药引的应用概括起来有以下５个方面：①引经作用：如白通汤中的葱白是用来通破格于上之阳下交于肾；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虽里有沉寒，但不可用干姜、附子，而用吴茱萸、生姜直走厥阴经脏，以散其久滞之陈寒，芪芍桂酒汤中配苦酒引入营分，以增强泄营中郁热，散肌腠水湿之功。②佐助作用：如炙甘草汤，药用清酒煎煮，可增强疏通经络，利血脉的作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方中主药葶苈子降肺气，泻水逐痰，佐以大枣能收安中以防伤正之功；栝蒌薤白白酒汤用白酒助药上行，周达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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