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程博客
我们的话题，从乾隆朝太监的姓氏说起。
乾隆初年，奏事太监为秦、赵、高三姓。奏事太监是和朝廷政务发生关系的主要群体，乾隆皇帝这么做，是为了自儆，时刻牢记秦朝太监赵高指鹿为马，揽权乱政的教训。乾隆皇帝待太监极严，之后凡是可能参预奏事或者沾染政务的太监，事先都强令改姓为王。“王”姓普遍，太监改个大众姓氏，让其他人分不清此“王太监”和彼“王太监”到底谁是谁？“宵小无由勾结也。”（徐珂《清稗类钞?阉寺类》）
宦官干政问题，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顽疾。历朝历代都严防死守，但真正杜绝此患的朝代绝少。秦朝、汉朝、唐朝、明朝等朝代，都出现了严重的太监干政问题，阉宦揽权，掏空了政体。相比而言，清朝的太监恶政轻之又轻，皇帝把身边的太监管得相当好。
“今宫中使令，无太监不可，故使之耳。朕岂肯以权假次辈。”这是圣祖康熙对太监的定位。他认为，太监“不可假以威权，事发即杀之耳”。这也是清朝历代皇帝“高度重视”的共识。但是，只有“高度重视”，没有具体措施，事情是打不成目标的。所以，制度建设必须跟上。
历代宦官揽权，都有制度保障。明代太监气焰嚣张，就得益于制度：一是太监秉笔，帮皇帝在公文上批红；一是太监掌握东厂、西厂，监督百官；还有一项是太监外出监军、监税、监矿。汉唐允许太监出任中央和地方官职，甚至领兵打仗，封侯拜将，更是导致太监乱政。如此一来，皇帝主子反过来要看太监奴才的脸色，成了“儿皇帝”。
清朝吸取历史教训，早早就树起了禁止太监干政的铁牌。太监不得担任外朝官职，不得插手政务。顺治皇帝严令，太监品级不能高过四品，“不许擅出皇城”，“职事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字置买田屋”。顺治十二年六月，顺治专门铸立铁牌，强调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这铁牌，被很多戏曲和传说演绎为“严禁太监干政”“太监私出宫门一步者，斩”的金牌。清朝“恪守祖制”，这块牌子就成了后人不敢逾越的祖制。
除了大原则，清朝还设计了实施细则，最主要的就是内务府制度。内务府主管宫廷事务，是如今清宫戏的“常客”，在戏里从上到下一溜儿的太监。这是歪曲史实。内务府是清朝中央政府的组成部分，总管大臣、郎中、主事等官员和书吏，都是正常的男人，属于文官序列。内务府下辖十几个司局，还有诸多的派出机构。管理太监事务只是它的一项职权而已。内务府仪掌司下设敬事房，管理太监。敬事房全部由太监组成，是内务府下属的司局级衙门；首领太监是正四品，也相当于府道和司局的长官级别。清宫戏以小代大、以偏概全，把敬事房误作了“内务府”。
与太监有关的另一个内务府部门慎刑司，也是清宫戏中常见的衙门。在戏里，太监、宫女犯了错，就给拉到慎刑司挨打。该司的确是负责惩治太监、宫女的衙门，但长官是正常的文官，而不是太监。该司的司法权非常有限，只限于笞刑、杖刑，徒刑以上就要移咨刑部。因此，刑部拥有插手太监事务的合法权力。在理论上，朝臣可以将犯错的太监“先斩后奏”。大臣们可以通过刑部与慎刑司的渠道，把看不顺眼的太监直接拉出来杀掉。不过，清朝大臣没有这么实践过。宫廷内部就是万般反对也没用，因为这是朝臣的合法权力。相比明朝太监动辄就把朝臣往死里整，清朝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可是，太监接触政务不可能完全杜绝，毕竟皇帝需要太监在宫廷和朝廷之间上传下达。彻底斩断太监与政务的联系，难不成皇帝要事必躬亲，自己跑腿送文件？防范森严如清朝者，也不得不保留了太监传递公文、处理档案。为防太监趁机舞弊干政，清朝设内外两个奏事处。内奏事处由太监组成，在宫门口接转公文；外奏事处由中央各部院选拔的文官组成。一般公文，统一由外奏事处收纳、整理后，再交内奏事处传递给皇帝。只有军机处奏折和高级官员的密奏，才直接交给内奏事处，直接传递。内外奏事处其实可以合并，之所以同时存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太监的权力。此外，为了防止奏事处太监反过来羁绊内务府，清朝规定，内务府奏事，一律由外奏事处转交。
太监受制于内务府制度，要害是让朝臣凌驾在太监之上。太监干政，揽的是原本属于朝臣的大权。太监专权，即意味着朝臣势力在与太监势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阉患严重的王朝，无不上演了太监势力压制乃至杀戮朝臣的闹剧。当然，皇帝往往有意利用太监来压制外朝。清朝则旗帜鲜明，让太监在制度上受制于朝臣。
清朝太监与朝臣相比，可说是卑微至极。清朝皇帝一点都没给“身边人”留面子。顺治定鼎中原，赐宴群臣。宴会开始，有几个太监先行拜谢皇恩。这在明朝再正常不过，表示太监和皇帝关系近。但是顺治不这么看，专门下旨：“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也就是说，太监不仅不能抢在大臣之前行礼，而且和大臣们一起行礼的资格也没有。皇帝明确表态：太监要低大臣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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