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态度之变
对于张居正的盖棺论定，有人歌颂他，也有人诅咒他，还有更多的人对他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那就是到底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功勋盖世、可同时也是劣迹昭彰的显要人物呢？直到时间过了两百年之后，当清朝乾隆皇帝诏修《四库全书总目》时，主撰人纪昀（纪晓岚）等还莫衷一是地在《集部·别集存目四·太岳集》中评价说：“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张居正之死对于已经成年的朱翊钧而言，无疑是一次大解放；对于那个终于可以亲政、可以对国家大事做出自己决定的朱翊钧而言，首要之事自然就是清除张居正死后遗留下来的一些残渣余孽。都说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西汉的霍光（公元前？－前68年）死后，霍氏家族被尽数诛杀；后蜀的开国功臣李仁罕（公元873年-934年年）因为功高震主、飞扬跋扈而被杀；后汉的史弘肇（公元？－950年）被隐帝诛杀，并夷其族；康熙皇帝（公元1654-1722年）杀了他父亲留给他的那几个辅政大臣；而咸丰皇帝（公元1831-1861年）留下的顾命八大臣，也在与两宫太后的夺权斗争落败，下场悲惨。
这样的清除计划其实在万历皇帝开始知道张居正的为人和现实真相以后就已经确定了：他震惊的发现当老师在和颜悦色的教他俭朴和本分之时，自己却正在家里穷奢极欲，享尽世间荣华；当他敬称为先生的那个首辅口口声声教他不要沉迷女色之时，自己却在家里妻妾成群，夜夜笙歌。更要命的是，他当然会察觉到道貌岸然的帝师竟然跟自己的母亲有苟且丑行，所以即便是为了进行报复、隐瞒事情真相，即便是张居正已经死了，他也要对那个家伙进行残酷打击。
就在张居正死的万历十年的十二月，明神宗下旨说自幼掖抱陪伴他的“大伴”“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这对于张居正的政敌们而言，不啻是个信号。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便纷至沓来。万历皇帝先还假惺惺的说：“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不过就是夺了张居正的追封并谥号。可是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私窥上意，在自己的上疏上说：“已故人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乞严行查勘。”而辽王宪火节的生母王氏也向朝廷进呈了《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扬言“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正中万历皇帝的下怀，最终导致明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的家人痛下杀手！
谷应泰（公元1620-1690年）在其《明史纪事本末》中编撰了一段明神宗朱翊钧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五月查抄张居正荆州老宅之前与被称之为“九莲菩萨”的皇太后之间曾有过的一段对话。那一年，神宗的同母弟潞王已年满１６岁，该议婚了，可操办婚礼的银子还有一多半没有着落，慈圣皇太后（李太后）于是就来找神宗说这事，希望皇上帮衬一下。
神宗听了，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您别着急，我有办法！现在朝中这些官儿们都无耻极了，他们一定是看冯公公、张太师手中权大，把好多钱财珠宝都作为礼物存放在这两家呢。”
李太后听了，跃跃欲试地问：“假使查抄他们家，这些钱财就都到手了吗？”
神宗回答：“冯保诡计多端，那些钱财恐怕都悄悄地转移了。”
神宗毕竟还有一些拿不定主意，所以他没有直接提到张居正，表面上似乎在揣测冯、张两家钱财的去向，而实际上却是以此在试探自己母后对这位“元辅张先生”的态度。
于是，我们就可以猜测到那个李太后的回答一定是：“不是还有张先生家吗？和冯公公一起抄，动作快一点，不就转移不了了吗？”
所以，《封神演义》才会这样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可（二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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