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文：依靠政府能够解决择校问题吗？

导语：政府有限的教育财力只能主要用于保证基本教育的普及和逐步推进教育公平，很难用更多的财力培育和扩大较高成本的优质、特色教育规模，因此希望依靠行政干预手段来解决择校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

胡瑞文：依靠政府能够解决择校问题吗？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项工作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广积众智、广聚全社会之力，通过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才能寻找到“治本”的途径和办法。

择校热和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

优质教育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是造成择校热与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而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与方法问题只是第二位原因。

从社会趋势对教育的需求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劳务价格的放开，使受过更多更好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我国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体脑差别和行业、职业差别的长期存在与局部扩大，也使广大家庭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竞争加剧；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加上知识经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人们更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一切极大地刺激和膨胀了全社会的优质教育需求。

30年来独生子女政策使近半数的中小学生成为独生子女，“4—2—1”的人口结构加大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也导致上两代人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急剧升高，使其接受优质教育的投资愿望和能力也大大增强。

从教育投入来看，我国目前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仍然只有150美元，尚不足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10。2010年，我国全社会教育总支出仅占GDP的4.9%，远低于2007年世界经合组织国家6.2%的总体水平，更低于美国7.6%、以色列7.4%、韩国7.0%等人力资源开发先进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马来西亚（8.0%）、泰国（6.8%）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政府有限的教育财力仍然只能主要用于保证基本教育的普及和逐步推进教育公平，很难用更多的财力培育和扩大较高成本的优质、特色教育规模。

全国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与以分数为基础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导致“千校一面”、“万人一书”，而适应不同个人禀赋、家庭文化背景、兴趣特长学生的特色学校比例过低，这种情况压缩了家庭和学生自主择校、自由发展的空间，加剧了竞争传统重点校的压力。

择校现象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和群众基础，择校愿望最强烈、承担择校成本能力最强的是精英阶层与中高收入及独生子女家庭，它的背后有深刻的利益机制驱动，光靠科学教育观念的宣传和政府的行政干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择校现象。

扩大优质教育供给的思路与目标

优质、特色教育的培育和运行，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更高的运行成本，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和财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优质教育需求。政府的责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主管部门不能鼓励择校，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钱不能用于支持择校。对部分择校愿望强烈的家庭，可以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多元化办学和学校多样化发展来加以满足。

我们可以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与适度发展教育产业结合起来，实现政府办学与多种社会力量办学、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同时，鼓励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机构参与公办学校办学，鼓励少部分供需矛盾尖锐、生均办学成本高的重点校、名校兼并薄弱学校，使薄弱学校转制为准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做到不吃“皇粮”、少吃“皇粮”，将政府节省下来的财政拨款用于困难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

在《教育规划纲要》起草调研过程中，有关研究人员根据202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规划指标，论证了全社会教育总投入应提高到7%左右的必要性。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靠政府加大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投入，但是，只靠政府一方面的努力又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社会和家庭共同扩大教育投资和消费，争取使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10年间增加1个百分点，即由2010年的1.3%提高至2020年的2.3%左右。

在1995—2005年十年期间，通过可供居民选择的民办教育和公办转制校的发展，以及实施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我国多渠道教育投入由1995年的467亿元迅猛增长为2005年的3258亿元。实践证明，社会教育投入的潜力是很大的，通过教育体制创新，调动企业、社会和家庭扩大教育投资与消费的积极性，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在2020年达到GDP的2.3%左右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于教育为每个公民提供在社会上生存、发展的基础知识与能力，政府提供的人人可以享受的福利性供给比例应大于等价交换的、选择性的市场机制供给比例。

关于我国教育的福利性供给与市场机制供给的比例，以及教育事业供给与教育产业供给的比例关系，我认为可做如下设想：财政拨款的教育事业占教育总供给的2/3左右，以保障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教育公平；学校和家庭、企业之间以等价交换原则购买非义务教育和选择性教育服务的市场机制供给占教育总供给的1/3左右，重点满足企业培育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和高出平均成本的多样化优质教育需求。上述设想仍然是以政府公共财政供给为主、社会私人市场机制供给为辅，并非整体教育的产业化。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国都存在择校现象，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家长、学生选择由私人负担成本的私立学校与法人机构、社会团体承办的特许公立学校就读，通过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特许学校之间的竞争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率。

就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比较来看，浙江省通过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公办”、“国有民办”、“完全民办”、“公民联办”、“集团连锁”、“名校办民校”、“政府托管”、“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等各种办学模式的共同发展，所以浙江省广大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也较高。

借鉴浙江省的经验，我认为经过5—10年的努力，全国供居民自由选择的民办和转制型学校占同级学校的比例可达到如下目标：小学由目前的5%提高至10%；初中由目前的7%提高至15%，普通高中可由目前的10%提高至20%—25%。www.mh1953615.com

通过推进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的均衡发展，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扩大和满足选择性教育的需求，择校热会自然降温，更多中、小学生就可以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当然这是一个全国平均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比例可以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