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胡瑞文
不应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问：根据日前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高达727万人。如同前几年，就业难又成为时下热点。这些年来，学者们通过分析认为，大学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的供需失衡、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就业观念误区等都是造成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您看来，在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背后有什么令人深思的问题？
胡瑞文：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后的大学毕业生供求出现了新格局，而由于规模扩张较快，以及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质量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人才市场出现了局部就业难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毕业生总规模与全国白领岗位补充需求数的比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未来十年，只有1/5的毕业生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高端白领岗位就业。课题组（编者注：此处指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招标项目《新型国民教育体系构建与公平教育实现机制研究课题》）预测，2011到2020年全国白领岗位数总补充量为4600万人。同期，新进入就业市场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超过7000万人，可见，今后白领岗位的补充量已无法容纳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全部就业需求，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转向蓝领岗位已成为必然趋势。
问：如您说的，大学毕业生是由于高等规模扩张较快，以及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质量还不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所造成的。请您针对这些原因，谈谈高等教育改革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胡瑞文：总的来说，要求高等教育由前一段时期的外延发展模式转型到内涵发展模式，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和核心任务。第一，严格控制公办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招生规模和发展速度，将学校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的教学工作上来。第二，对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进行科学定位与合理分工，克服同质化倾向。第三，合理调整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学生的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高级专门人才为主，中级专门人才为辅；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以应用型中级专门人才为主，高技能劳动者为辅；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以应用型初级专门人才和中、高技能劳动者并重。以上对各层次学历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定位，可作为高等学校各级学生培养目标的大致参考。
问：鉴于近几年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毕业生供过于求和就业难的现象，就有人提出，有必要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您认为还需要继续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毛入学率，以满足广大适龄青年的入学需求，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吗？
胡瑞文：我认为，面临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缩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今后十年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我认为，提出上述发展目标的背景有：一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上最成功的发达国家和转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最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比如美国和韩国。二是从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的现状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只有30%，与美国82%和韩国91%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有很大的差距。三是从我国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可能条件来看：一方面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85%以上，广大青年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十分强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校园、校舍面积和其他办学条件均有很大潜力，具备可供发展的空间。
择校屡禁不止的原因是什么？
问：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明确规定坚持就近免试入学，政府规定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也不准收取择校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杜绝择校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逐年增长，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优质学校和优质教育的供给需要更高的教育成本，希望得到财政外教育投入的补充。鉴于上述情况，您认为缓解择校现象的治本之策是什么？
胡瑞文：择校现象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和群众基础，光靠科学教育观念的宣传和政府的行政干预，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缓解。对择校现象只能“疏”，无法“堵”。优质教育严重供给不足和升入高一级重点学校差一分都不行，是择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我国政府提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民生目标是“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民群众的收入状况是二元化的，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值和智力投资的能力也是二元化的。由于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有限，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教育公共服务，包办不了更高成本的优质、特色教育。如何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扩大优质、特色教育的供给规模，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我认为，缓解择校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扩大民办教育和国有民办、公办民助等多样化体制的优质教育供给，同时利用价格杠杆调节供求，让选择优质、特色、小班化基础教育的家庭承担全部或大部分教育成本，将他们原来享受的纳税人教育补贴让渡给薄弱学校和弱势群体，这样既可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又防止了少数人利用权力择校和教育寻租。
问：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不知从何时起，教育质量却饱受社会的诟病，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的教育质量整体滑坡。其中“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质量被人广泛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不乏引人思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为什么这样难？4%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吗？
胡瑞文：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着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水平，推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三方面的任务，需要增加巨大的教育投入，从绝对值看，目前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300美元，仅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的六分之一；从相对值看，我国全社会教育总投入目前只相当于GDP的5%，而美国、韩国等教育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GDP的7%~8%。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依然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瓶颈。经过多年的努力，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突破了4%,但仍远低于目前世界各国4.4%的平均水平，更低于OECD国家5.1%的平均水平。
从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公共财政状况来看，在政府公共教育经费达到4%以后，在民生投入的比例上更多地关注卫生和社会保障两方面的增长；同时，由于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趋缓，政府的教育投入也难以保障前几年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更多地注重挖掘非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潜力。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教育服务产品的属性是多元的，教育服务产品根据不同的类型应分为公共品、准公共品与私人品三种类型，依次对应的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三种提供方式。也就是说，教育经费的筹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实施政府和市场双轨驱动。
不能否定市场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问：您曾提出，文化比教育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中央认为可以事业、产业共同发展，因此，教育应该也可以适度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教育事业、教育产业同发展。您为什么认为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文化发展的运作模式？
胡瑞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党中央已提出了“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的号召。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估算，2010年我国各类文化事业单位、企业总收入为6000亿元左右，其中基于公共福利的文化事业供给和基于市场机制的文化产业供给的比例为1∶3，两者之间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
我认为，文化比教育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文化可以事业、产业同发展，教育事业与教育产业也应该可以同发展。其政策依据是：1992年《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就曾提出，“教育是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基础产业”；1993年发布的《教育纲要》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 2010年发布的“教育纲要”再次提出，“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当然，不能否定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起主导和主要的作用。教育服务比文化服务具有更强的公共性，财政性投入比例应大于多渠道市场机制投入供给比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适度发展教育产业的“双轨驱动”模式，有利于调动全社会资源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上述设想仍然是以政府公共财政供给为主、社会私人市场机制供给为辅，并非整体教育的产业化。
问：您曾提出，教育事业、教育产业同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要更多地借鉴美国和韩国教育经费结构的双轨驱动模式。美国和韩国的教育经费结构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胡瑞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经费来源分为公共财政经费和多渠道教育投入两大部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其教育总投入的强度和公共财政所占的比例有较大差异。第一类是以西欧、北欧为代表的高税负高福利型（财政税收占GDP的40%~50%）发达国家：政府承担90%左右的教育经费，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例大多为5%~6%。第二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中等税负型（财政税收占GDP的30%左右）发达国家：公立教育和私人教育均相当发达，教育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如美国2007年，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为GDP的5.0%，社会、私人教育投入为GDP的2.6%，教育总投入达到GDP的7.6%。第三类是以韩国为代表的经济、教育赶超型新型国家。韩国2009年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为GDP的5.0%，私人教育投入为3.0%，教育总投入高达GDP的8.0%，是转型发展国家最大限度调动社会教育资源的典范。
就我国的国情来看，难以采用第一类高税负高福利国家的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单轨模式，应更多地借鉴美国和韩国教育经费结构的双轨驱动模式。
问： 30年来您一直从事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观研究工作，从实践层面看，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我国有过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胡瑞文：上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经费中的社会及私人投入的比例还不到10%；1993年《教育纲要》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以后，这个比例迅速增长为1995年的25%和2000年的33%。2005年进一步增长为39%。这使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比例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3.5%提高到了2005年的4.6%,对我国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但由于我国教育理论界主流的观点将教育看成纯公共服务事业，否定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我国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39%下滑为2012年的20%,这一趋势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各种调查表明，中上收入的家庭最关心最愿意投入的是为孩子选择优质的教育机会和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一方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均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许多家庭愿意为孩子追加教育智力投资，选择优质教育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经初步测算，如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社会多渠道教育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例，由目前的20%恢复到2005年的39%，就可以使全社会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例提升1个百分点。通过民办学校、公办转制学校的发展，也可以提高小班化教育、特色教育的比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本文原题为《用政府和市场双轨驱动模式发展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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