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历史
http://jinshi.baike.com/category-65198.html金朝历代皇帝简介
金代开国皇帝是完颜阿骨打。姓完颜氏。女真族。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史称金。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八月戊申，上崩于部堵泺西行宫，年五十六。九月癸丑，梓宫至上京。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丙辰，谙班勃极烈即皇帝位。天会三年三月，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天会十三年二月辛酉，改葬和陵，立《开天启祚睿德神功之碑》于燕京城南尝所驻跸之地。皇统四年，改和陵曰睿陵。五年十月，增谥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
金太宗完颜晟，本讳吴乞买，世祖第四子，母曰翼简皇后拏懒氏，太祖母弟也。辽太康元年乙卯岁生。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正月己巳，上崩于明德宫，年六十一。三月庚辰，上尊谥曰文烈皇帝，庙号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统四年，改号恭陵。五年，增上尊谥曰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金熙宗完颜亶，本讳合剌，太祖孙，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己亥岁生。皇统九年十月被弑，帝崩，时年三十一。海陵王称帝，降帝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十九年，升祔于太庙，增谥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二十八年，以思陵狭小，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太祖下三世。
金海陵王完颜亮，字元功，本讳迪古乃，辽王宗干第二子也。（1122-1161） 母大氏。天辅六年（公元1123年）壬寅岁生。忽土、阿里等弑示立亮。追皇考为德宗。后为臣下所弑，降为海陵王。
金世宗完颜雍，本讳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趁海际人王伐宋，在东京即位并改元大定。母曰贞懿皇后李氏。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癸卯岁生。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正月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寿六十七。皇太孙即皇帝位。己亥，殡于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谥曰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四月乙酉，葬兴陵。太祖下三世。
金章宗完颜璟，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单氏。世宗嫡孙，他以皇太孙即位，尊其父母晕宗。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生。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十一月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谥曰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太祖下五世。
金代卫绍王完颜永济，小字兴胜，更讳允济，章宗时避显宗讳，诏改“允”为“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以卫王奉遗诏即位。后来宦官所弑。宣宗即位，贬为卫王谥曰绍，故史称卫绍王。太祖下四世。
金宣宗完颜珣，本名吾睹补，显宗长子，母曰昭华刘氏。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癸未岁生。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十二月庚寅，崩于宁德殿，寿六十有一。谥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三月庚申，葬德陵。太祖下五世。
金哀宗完颜守绪，是金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初讳守礼，又讳宁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赐姓温敦氏，仁圣皇后之女兄也。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天兴三年即公元1234年正月，金蒙古所灭，金哀宗为乱兵所杀。末帝与群臣谥曰哀宗。太祖下六世。
金代从公元1115年建国，至公元1234年国亡，历在120年。传九皇帝六世。
完颜亮杀堂兄即皇位后定都北京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金朝四世皇帝。公元1149年12月，他弑杀金熙宗完颜亶夺取皇位，时年28岁，在位12年中，最大政绩是1153年将金朝开国京都从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阿城）迁都到今北京（辽朝时的燕京），定为新国都。完颜亮诏定曰中都，首开了以北京为中国一代王朝国都的历史，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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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亮决策迁都中原
完颜亮当朝伊始，金国已是立国34年雄强的王朝。
金太祖自1115年正月建立金国后，用兵10年，灭亡了契丹贵族所建的辽国，尽占故辽领地。继之，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用兵两年，于1127年俘获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灭亡了北宋王朝，宋高宗赵构逃向江南，在临安（杭州）建立偏安南宋王朝，再经金太宗与金熙宗对南宋十余年的攻战，最终于1142年（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二年）签订“绍兴和议”，停战友好相处，形成金与南宋对峙的“南北朝”局势，金王朝至此奠定入主中原的大业。从此后南至淮河以北，西至大散关以东，即东起山东，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山西，西至甘肃、宁夏，原属北宋王朝和辽国所有的大片良田沃土，尽为金王朝新占有的领地。
因为女真贵族入主中原，致使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心也随之南移中原，而金朝开国时首都上京会宁府，因地处金国极北区，难于有效辖控中原大地。于是在金国内呈现出领土“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的极不协调局面，其政治弊端则是“使命苦于驿顿”，“期月而周知”，“州府申陈或至半月而往复”，行政效率极低，甚至失时误事。其在经济上的恶果，因南方财源、粮食、布匹要大量北运，必然“人拘道路之遥”，“供馈困于转输”，不能及时供达，且要在运送途中蒙受巨大耗费。
完颜亮鉴于诸此弊端，为了适应金国所面临的新的严重形势，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统辖中原大地上新建立的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独掌金国所有财源，便决策迁都中原，最理想之地是辽国时的陪都燕京。
外部军事原因促使迁都
完颜亮决策迁都也是有着外部军事原因的。自从12世纪30年代以来，在金国北疆从东到西漫长的边境线外，新崛起一支骑射皆优的游牧人，即前蒙古族类的鞑靼部族，多次南下攻打或抢掠金国，成为金国新的致命劲敌。这些野蛮人，凶猛强悍，“以好动刀子驰名”。人数也众多，仅塔塔儿一部就有7万多人。他们以草原为家，以向南抢掠金国为主业。早在金熙宗当国（1135—1149年）之初，即曾指派都元帅完颜宗弼（俗称金兀术）统领大军北伐鞑靼部族，竟是用兵连年“卒不能讨”，只好“分兵据守要害”而已。当金熙宗有所准备之后，再指令完颜宗弼统领他在中原所教练的8万神臂弓手，前去征讨，也是“连年不能克”，金熙宗无奈于1146年8月，遣派奚族籍官员萧保寿前往鞑靼住地议和，约定向鞑靼部族“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围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方才换得短暂平安。
完颜亮当政伊始，鞑靼部族愈加南下攻掠金国，连年不断。当完颜亮迁都至中都，将以地近鞑靼之利，再以中原的军力和物力，及时而有效地防范或反击鞑靼部族南下侵掠金国。
完颜亮圈定燕京为金国新国都，还是要大力修建一番的，因为燕京并未曾是辽帝国的国都，只是辽廷治下五大京都制之中的一处陪都。故此完颜亮于1151年3月，特令尚书左丞相张浩前往燕京，仿照北宋汴京（开封）原有宫城模式，全权主持修建燕京新国都。历时两年多，即修建成一座辉煌雄伟的皇城与宫殿。
而完颜亮又在燕京宫城施工的紧张时刻，于1152年2月5日，亲率举朝文武百官，离开上京会宁府，踏上了开赴燕京的迁都之行，一路上巡察边事，又直接过问地方政务；调整中枢班子，也惩办不法官吏。5月到达原辽朝上京临潢府（内蒙古林东）。9月至原辽朝的中京（内蒙古宁城），在此全力准备进燕京事。1153年2月1日离中京城，直赴燕京，3月22日全员胜利抵达，完成了从上京迁都到燕京的伟业，诏令新国都为中都，将1153年的天德五年，改元为贞元元年。
新国都真正成为金国“中心”
完颜亮决策迁都完满成功，彻底摆脱了女真族守旧势力的羁绊，丢弃了女真族顽固势力的老基地，也最终解决了因旧京城地处极北偏远所致的一切弊端，使金王朝的新国都真实地成为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更使金国由一个地处北国边陲的女真割据小邦，转为雄据中原统一多民族的大金帝国，拉进了氏族制或奴隶制的女真族同封建文明的距离，开始全面接受汉族固有的封建制度，从而加速了女真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尤为重要的是，中都“地处冲要”，北部环山，据有居庸、古北口、松亭、榆林四处关隘，“易于据守”，对于防范鞑靼部族南下侵掠，极为有利。完颜亮可以坐镇中都，随时调动军队，打退北方强敌，较好地减缓了北部边庭的外患之忧。向南，更是能够洞观南宋赵氏王朝复仇反攻金国之势，适时而有效地防范和抗击南宋北伐金王朝。
故此完颜亮在定都中都之后，便以“若坐堂隍，俯视庭宇”之地理优势，积极借鉴汉族封建文明成果，推行了诸多加速女真族封建化的改革。如发展金国女真族教育，首创女真族国子监（太学）；大行科举，以经义、词赋取士，首开金国殿试制；改革军制，撤除金国都元帅府，改设枢密院，完颜亮独掌军权；推行尚书省一省六部制，加强金国中央集权制；兴修水利，发展农耕经济；铸造金国新铜币——正隆通宝。终使完颜亮一朝各项事业有发展，金国呈现出盛世景象，足证完颜亮迁都至中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开了北京作为一朝国都的历史，对上开历史之先河，对下足为后世几代王朝效法。元世祖忽必烈以北京定为元朝国都，名为大都；明成祖朱棣以北京为明朝国都，恢复旧名为燕京；清世祖福临以北京作为新国都，定名北京，直至今日还沿用，可见完颜亮明智决断迁都，经得起历史验证。
女真汉化为什么如此彻底？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乃至发扬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1)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说的就是女真汉化过甚，丧失了本民族剽悍尚武的风习，才导致对蒙古大军没有了抵抗力。
有些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认为，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这些民族被称作“骑马民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根本没有商榷的馀地。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场的不同，显然这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事实上，北方民族的汉化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历史趋势，几乎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汉族文明同化了，或者说是大部同化了，没有同化的部分便显得突兀刺眼，而在1949年以后，这种刺眼的现象也几乎消失。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汉化的还是比较彻底的，其中主体部分，也就是说进入山海关以内的女真族基本汉化了。
女真民族形成时期就是半农半牧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
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包括松花江、牡丹江、呼兰河）的森林边缘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陆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对定居畜牧业的描述。
当然，女真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曾经有过游牧生活，那是起码在建国建国前一百多年的事情了。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但到了献祖绥可，从牡丹江流域“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
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2)
向以汉族为主的居住地移民，是女真汉化的主要途径。
生女真的传传统居住区域是“金源内陆”。金源内陆在金朝初年包括上京一带，就是今天的阿什河、呼兰河、牡丹江、松花江，后来人口向东京府（辽阳）和咸平府（今开原）两路扩展。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原辽朝的地域迁徙。金太宗时虽然灭掉了北宋，但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金熙宗皇统初年，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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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3)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馀件。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
《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
1985年至1986年，笔者参加了金皇陵的调查与试掘，当时就出土了铁制农具。2001——2002年发掘金睿陵，出土了大小9件农具。睿陵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墓，是从黑龙江迁徙而来，说明这些出土的农具也是来自于原葬地。
这无疑说明了从金太祖建国时开始，金朝农业经济已经是主导经济了。
[13]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14]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
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向以汉族为主的居住地移民，是女真汉化的主要途径。
生女真的传传统居住区域是“金源内陆”。金源内陆在金朝初年包括上京一带，就是今天的阿什河、呼兰河、牡丹江、松花江，后来人口向东京府（辽阳）和咸平府（今开原）两路扩展。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原辽朝的地域迁徙。金太宗时虽然灭掉了北宋，但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金熙宗皇统初年，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就是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甚至引起了动乱和暴乱，于是，只好对新占领的地区，实行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也就是贵族议事制度。
初期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最早设于天辅七年（1123年），地址在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年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个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金太宗天会初期，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
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中央朝廷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在宗干、斜也的压力下，金太宗“初改定制度，诏中外”。
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一般研究者将“天眷新制”和金熙宗联系起来，实际上，熙宗即位才十六岁，是不可能主持如此大规模的改革的，实际主持人就是完颜宗干。因为当时斜也也已经去世。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这无疑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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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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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陆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执掌朝政的宗翰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
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虽然《南迁录》是一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但这种说法值得注意。
熙宗改制以后，金朝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
重要的官员考选制度都在燕京进行，无疑，此时的燕京已经成为金国的重要的政治中心了。
海陵王发的政变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中央朝廷撤销了代表重要政府的机构，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将祖宗陵寝也从遥远的上京迁移到燕京，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