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些问题，神学宗教给出了很多答案。但是，生物学，并没有自己的说法。当前的生物学研究，相当于实验物理学；但是有理论物理学，没有理论生物学。当前，生物学家的培养还是在生物学研究方面，都很少科学哲学。从学生时代，文理分科之后，学生们基本是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哲学。那一点点哲学的东西通常是偶然地通过知识渗透获得的。他们从报告厅、实验室以及与导师的协作中获得一些想法和观点，基本上都是关于实践操作的，而很少是从哲学起源开始思考推理开始的一个完整过程。而且，过多的思考科学哲学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认为生物学是研究具体生物物质的学说，强调验证，而不是强调猜想。
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的生物学，本身建立在还原论和血液循环概念基础之上的，在此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可以让人的认识去追求更深、更细小、更准确，却难以归纳综合。
因为现代的临床医学没有一种推理性的理论，大部分都是统计效果的确定性，所以很多人反而认为中医是一种理论医学，而西医不是。
现在看来，中医内丰富的思想，可以结合现代生物学发现的各种生命的细节，通过一种方法，构建出一个新型的生命哲学或者理论生物学。因为在我看来，当前大部分生物学研究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生物学家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而哲学知识的缺乏让生物学家很难去认识、反思当前时代必然存在的、固有的偏见。而在对中医的思考和反思中，我对今天的生物学的固执、偏见有了越来越深的感受。可以说，生物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工匠化，而非去追求一种真理。
最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莫过于爱因斯坦，而爱因斯坦研究物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哲学思维”推动的特点。所以，可以参考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发现来分析可能出现的理论生物学。
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曾经一书中写道：“认识论和科学之间的互反关系是显著的。它们互相依赖。脱离了科学的认识论成为一副空架子；没有了认识论的科学可以想见地只能是原始和混乱的。”
在1977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医学模式的文章，作者是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当前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建立在还原论和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
还原论，这一个观点，本文就不在赘述了。
身心二元论，很多人忽视了。比如，前几天在讨论临床实验的时候，读过博士的医生坚决要求设置对照组。因为只有对照组的实验才是高分sci刊物所看重的，但是针刺怎么可能双盲，一个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被针扎。他们的建议就是远离皮穿支点针刺。我的建议是：为什么一定要排除心理的影响哪？为什么心理作用下疼痛症状消失就不是一种有效治疗手段？
没有读过博士的医生，并不是很看重影响因子的分数，但是他们也理解不了为什么皮穿支针刺效果那么好。这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可以说，在基层医生心理，如果没有一个由完好建立的、不被质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所组成的严格体系，他们心里始终不踏实。基于猜想给出的解释，再合理，也不够。
这在客观上让我意识到，必须去寻找一个更新更坚固的基石。从技能方面看，理论基础的严谨构思只能托付给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通晓各个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显然，西方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哲学流派，或许古希腊时代有，比如四元素学说等等。但是因为血液循环概念之后，西医在技术上的大幅度的提高，已经没有西方学者再去反思西方医学的缺陷了。
哲学，一个是认识论，一个是方法论。显然，西医从认识论上是认为生命是一些有机大分子的化学反应。从方法论上，就是把生命分为更小的结构来解释生命的运动。而宗教生命观，是被否定；系统论虽然呼声很高，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来介入到具体的生物研究之中。
当前的西医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哲学，借用了物理化学的方法是生命变得非常条理化，而且被临床实践证明有用，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在人们心中取得权威地位，人们甚至忘记了这些基本医学概念的不清晰来源，而将之作为不变的、先验的信条而接受；人们甚至忘记了生命是一种运动，必然可以像物理一样进行理论上的推理演绎，反而执着于各种验证手段，打上一些“循证”或者“确定”等等的光环，不知不觉中，人们产生新的生物学认识的路径就被堵死了。
所以，当我开始分析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血液循环的概念的时候，我吃惊的发现，“循环”和“周期”这两个词的含义，并没有做出区分。真正循环的是心脏内的血液和大中动脉的血液，这些血液占比和全身血液的占比并不高。而组织内的血液，并没有高速的流动和快速的代谢，给组织供血的血管最重要任务是给组织提供稳定的微环境和可供交换的低速血液。
并没有人从“稳定微环境和低速血液”的角度来描述人体的运行，所以，笔者提出来血管体理论，试图从这一个角度来描述人体的运动。血管体理论决不是一场无聊的文字游戏，血管体理论提出是有理由的，只是目前还找不到一种具体的情形来应用，我相信有一天，哈维式血液循环概念的过度的权威性将被打破。
同很多人一样，我并没有收到正规哲学教育。或许没有正规的哲学教育，仅仅通过哲学经典也是一种不错的途径。在我开始研究中医时候，并没有去针刺治病，反而去寻找中西医哲学认识的差异。因为我发现很难说清皮穿支和穴位的关系如何，一方面二者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又不能用一对一重合来描述。这就促使我去寻找概念的起源，不可避免的走入了哲学的泥潭。
因为我发现西方哲学，实在太遥远了，什么“公理主义”“先验和经验”等等，每一次看到这些名词，我就想这些名词怎么用于看病。然后我会再想，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工科”，看病本身就是实施一项工程。不能直接用于看病的东西，对医学也就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又意识到，安装马桶的也参与了摩天大楼的建设，安装马桶的人也不要懂如何设计一个摩天大楼。难道医生永远只是一个安装马桶的角色。
医学看病会积累出很多经验，但是这些经验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基于医生犯错的，也就是说，一个医生如果足够的博闻强记，足够细致的查体，足够条理的分析，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近代一百多年的医学发展，主要是因为科学发展带来的检查设备(比如磁共振)和操作设备（比如微创的场景）、以及化学合成的工艺（比如纳米药物）。
西医医学越来越像一个工程学科。医生的以经验丰富来取胜，而不是依靠智慧和理性。
但是，皮穿支针刺的短短经历却告诉我，皮穿支针刺，固然需要一些医学基础，但是对这一个人疾病的认识，本质上还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在具体疾病的诊治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逻辑的解析，而不是经验的直接套用。
爱因斯坦成果大多来自一个个非常哲学的命题。比如相对论的论文从关于电磁感应传统解释中的不对称的哲学问题开始：固定的磁铁在运动线圈的运动和运动的磁铁在固定的线圈的差别，如果运动是相对的，为什么两者不一样呢？论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并没有去做实验去反复测试，而是对既往的实验结论开始寻找新的解释，而且进而把问题归结为时间、空间的分离，从而提出来“时间变慢”这一个脑洞大开的解释。
显然，很少有医生能够有类似的哲学疑问。我也发现，当一个西医接触到皮穿支穴位的研究、并开始慢慢的理解中医时，就会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哲学的、认识上的，而很少有具体的性的。
所以，假以时日，可能就慢慢借助中医的思想，发展出一个西医的理论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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