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公元前723年一645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春秋时期最早的法家代表。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一公元前479年4月14日，字仲尼，名丘。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管仲在好友鲍叔牙的积极推荐下，齐桓公不记前仇，拜管仲为相。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联合中原各诸侯国，共同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扰，并成功阻止楚国北进计划。除了戎狄入侵之外忧，当时天下还有礼崩乐坏的内患。管仲其时，天下诸侯不再尊奉业已衰微的周王室，而是对外互相攻伐入侵，在内纷纷为祸作乱，将礼义规则践踏于脚下，导致各国的外交和内政都处于严重的失序中。而管仲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重建秩序，结束混乱。然而更可贵的在于称霸的过程中，强大的齐国只是使用了有限而必要的武力，之后就“隐武事，行文道”，使“天下诸侯称仁焉”。如此不可谓不仁德。
集结强大的武力消灭了华夏最大的外患，又用最小的内耗解决了天下内部的混乱。如此丰功伟业，当然不是“未能对一个已死的国家继承人保持忠诚”这一不完美的行为所能比拟的，况且如果当时管仲随召忽“死之”，又如何建此伟业丰功。故孔子赞赏没有“自经于沟渎”的管仲，认为其行不需要“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在评价其是否仁者上，孔子的眼光是长远、全面而实际的，抓其重大仁德而放其较小瑕疵，遂向子路称赞连连：“其仁也，其仁也。”
因小失大论其礼
孔子又认为管仲是个不知礼法的人，按《论语·八佾》的记载，有人问及，孔子举了两例作答，说桓公在宫里修了类似屏风的塞门，安放了礼待外君的反坫，管仲就依样在自己府里弄了一样的摆设。对这种有违礼法的行为，孔子嘲讽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连管仲都算知礼之人了，那谁算不知礼的人。
模棱两可论其德
首先事是模棱两可之事。孔子直言：“管仲之器小哉。”不知是反感于其“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对物质基础的强调，还是厌憎于其治国称霸中一些为人不齿的手段和策略，但孔子始终没有给出裁定其器大器小的标准和论据，而史料中也难寻依据。在论其不俭时倒是给了两个例子“官事不摄”和“有三归”，即说管仲手下官员多不兼职，且其拥有多处房产。从官员任命来看，也许是特殊部门需要专力专为，也许是管仲于公于私安排如此，官员不兼职是否一定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是有待考量的，而这是否能进一步证明管仲“不俭”更是有待商榷的。从个人生活来看，齐国在管仲的励精图治下经济发达，国富民裕，在整体生活水平很高的前提下，管仲所为正如司马迁所言：“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很难说是过分的要求。况且依《左传》所记，桓公曾筑小谷城赠与管仲，一座城池尚能见赠，何况几处宅院呢。
其实不止这两件事，就连管仲一生最大的黑点，即未殉前主而事桓公，也容易算成一笔糊涂账。一来是时杀身尽忠之观念未成，未能死节不算丢人；二来管仲早言小白能成，跳槽换主并不突兀；三来放箭伏杀中其衣钩险些成功，足以报之不算失职。然而召忽高尚，自杀成仁以殉之。对比衬托之下，就令管仲十分尴尬了。
其次人是模棱两可之人。按《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记，管仲曾托鲍叔牙的所谓知己之论，为自己高调辩护。由内容可知，管仲想多分财利就借口“我贫也”，谋事情办砸就埋怨“时有利不利”，做官数次被驱逐就赖账“我不遇也”，作战经常当逃兵就推脱“我有老母也”等等。这里既有情有可原之处，也可以看出其逐利而虚伪好诡辩的品质，即管仲的私德水准既非大奸大恶，也非大圣大贤，而是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前文孔子对其仁和礼的评价都是不为正面典型即为反面教材的“标杆式”，对于管仲不上不下的道德水平，想要同样作出非黑即白的论断，是难免招人争议的。
写在后面
通过对孔子论管仲的分析可以看出，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要全面，更要分清其功过之主次，抓住要点，才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而且每个人的所见都难保全面，所思都难保周全，对于有争议之处应当求助史料佐证，然后深入分析。
虽然与历史公论基本一致，但孔子又不打算完全掩藏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读罢思毕，一个率真可爱，谦虚之余而又略显倔强的老夫子之形象跃然书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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