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中国历史261：暮气沉沉的宋朝需要改革，可惜庆历新政不到1年就失败了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让很多士大夫开始反思宋朝政治的积弊。宋朝已经80多年了，开国之初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没有了，这是每一个王朝都会面临的难题。太祖、太宗时期开疆拓土对外战争把版图基本确定后，宋真宗后期进入到和平发展阶段，但他沉迷于神道设教和天书封祀的运动中，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必然导致政权掌握在一批善于逢迎的大臣手中。到宋仁宗的时候，暮气沉沉的官僚们掌握国家权柄，吏治不明、政权运作不灵的弊端不仅在宋夏战争中暴露无遗，而国内接连爆发了几次起义，也让人们看到了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帝国空前的危机。面对内乱和外患凸显的深层次问题，宋仁宗和一批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宋朝管政务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管军政的枢密使、枢密副使，加上管财政的三司使，这些统称“宰执”，就是宰相和执政，都是宰相级别。另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些是皇帝给个别官员加封的头衔，也是宰相级别。所以我们说的“宰相”是一个统称，就是指拥有宰相级别的官员。也就是说宋夏战争让韩琦和范仲淹都升任了宰相，他们都是改革派。韩琦和范仲淹都曾给宋仁宗上书，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相比较而言，范仲淹提出的措施更加全面、深刻，让宋仁宗看了非常高兴。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过硬的军政能力，让他在朝廷拥有众多粉丝，加上他本人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让他自然成了改革派的领袖。除了他，枢密使韩琦、枢密副使富弼，还有欧阳修等改革派核心成员，共同主持推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核心，是通过整顿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促进政治的清明和社会阶层的顺畅流动。但这必然会损害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说，改革的阻力肯定都来自于既得利益群体，所以新政遭到强烈的反对也就不奇怪了。必须看到，改革派们本身也都是官僚，这些人是官僚集团里清高的儒家知识分子，他们想当然的把自己看成“君子”，而那些跟自己主张不一致的当然就是“小人”了，这下打击面大了，其实有很多人只是思想保守，就被他们一概说成是小人了。反对派攻击改革派的主要武器就是说他们结党，连宋仁宗都直接问范仲淹：儒家讲只有小人结党，君子也会结党吗？范仲淹说如果是结党做好事，对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为此，欧阳修特意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朋党论》来强化这个观点，这下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要知道，自古以来皇帝最反感大臣结党，因为那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把皇帝架空。这下新政的后果就注定了，宋仁宗在内外交困的时候深感改革的迫切性，而现在呢，跟西夏、辽国都缔结了和平协议，内部的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他改革的心情已经不那么迫切了，还看到反对改革的声音超出想象的激烈，尤其欧阳修的《朋党论》一发表，也激起了他对改革派这些人的反感。韩琦和范仲淹的老上级夏竦是新政的直接受害者，本来他已经被宋仁宗确定为枢密使了，可生生被改革派以他不是正人君子的理由给搅和黄了。改革派说的没错，夏竦的确不是正人君子，所以他要报复。君子永远干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从来不屑阴险狡诈的手段，小人就无所谓了。夏竦篡改了改革派的一封信，把里面说要向伊尹、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君王创造个清平的治世的内容，改成他们要行“伊、霍之事”。这下事大了，伊、霍指的是伊尹和霍光，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助手，但后来放逐过接任的君主太甲；霍光是西汉著名的权臣，是汉武帝临终受命的托孤大臣，曾经干过废立皇帝的事。站在君主的立场来看，他们的行为当然是最不能容忍的了。这下，范仲淹和富弼他们就很被动，这事没法跟皇帝解释，因为越描越黑。为了表明他们并不是贪恋权力，而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心志，他们俩主动辞职，离开权力中枢，到地方任职去了。接下来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改革派的领袖和骨干几乎被全部排挤出去。而对于没有权力的一些改革派的追随者，反对派抓住他们酒会上的一句诗作，说他们有大不敬之罪，把他们也都降级、降职了。之后，宋仁宗颁布诏书不点名地批评了改革派们的“朋党”言论，范仲淹看到诏书，主动辞去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宋仁宗把他贬到了邠（bīn）州，就是陕西彬县。同时被贬的还有韩琦和富弼，至此，“庆历新政”开始还不到1年，就已经流产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后来被收录进清代编撰的《古文观止》，里面收录的都是古代散文的经典名篇，就是说古代的文章，看了这些就可以停止了。这篇文章里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朽名句，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和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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