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一些仁人志士认识到，之所以被动挨打受欺辱，关键是因为船不坚、炮不利和兵不强，于是，开展了志在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和小站练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又使得一些人认识到，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小日本，能先后战胜了军事实力并不弱的清国和俄国两个大国，靠的不光是武器，关键是体制。
基于此认知，朝野内外激起了上至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庶民的立宪热情，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不情愿地举起了预备立宪的牌子，并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即1906年8月2日，发布谕旨，特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宪政。
在得到五大臣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考察结论后，经过一番权衡，慈禧又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即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至此，预备立宪正式摆到桌面，列入了议程。
虽然朝廷颁布了立宪的谕旨，但什么时候兑现，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些人，特别是以杨度、张謇等为代表的“速即立宪派”坐不住了，纷纷上书并组织请愿活动，压力之下，事出无奈，朝廷挤牙膏似的又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即1908年8月27日出台了《钦定宪法大纲》等政策，允诺“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算是给了一个时间表。
然而，就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足三个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
慈禧在世时，在她的威权压制之下，一些人还能耐着性子忍着，慈禧去世后，骤然间失去了约束，于是嫌慢的不满情绪开始酝酿或涌动。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继任的隆裕太后和载沣却连出昏招。
第一，惩罚请愿群众，并将东北来北京的请愿群众押解回家，组织者发配边疆。庙堂的龌龊和镇压，激起了大家的恶感，那些原来一心想改良的“速即立宪派”，遂放弃了改良的想法，萌生了推翻朝廷的革命思想，朝廷镇压立宪派的举动，客观上促进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结合，改良派张謇与孙中山、黄兴他们结成联盟，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皇族内阁的出笼，表明朝廷毫无立宪诚意，知识界感觉被愚弄了，“缓立宪派”也彻底失去了耐心。正在沸沸扬扬闹立宪的关键时刻，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即1911年5月8日，愚昧无知的朝廷公布了十三人的所谓责任内阁名单，十三人组成的内阁中，满族大臣9人，其中皇族7人，汉人只有4人，名单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被称之为“皇族内阁”。
仿行立宪有三样东西最重要，有限的君权，有责任的内阁和民选的议会，清末多年立宪预备，三样中一样也未成形，完全是在空转空耗。
可能还嫌“皇族内阁”引爆起来的怒火不够劲爆，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他们还副署了将全国铁路收回国有的诏令，而这份由盛宣怀草拟的铁路改革政策一公布，即引发了广东、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四省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将驻守的湖北和武昌的驻军调走，造成城中兵力空虚造成的，所以，才有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导火索的说法。
清朝的命运是在立宪即改良和革命的赛跑过程中决定的，倘若改良运动跑得快，那就是另一番世界了，所以，在慈禧决定派五大臣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想方设法予以了阻止，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冲入五大臣人群中决心与其同归于尽的举动就是一例。
假如立宪成功，武昌起义有可能不发生或晚发生，清朝也就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那不仅要问，历时十年的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认为：除了慈禧在世时的延误外，关键在于对立宪的真谛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以为立宪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修补，而不是革命，立宪的目的在于维护皇权，而不是普及法制价值，因此，这样的立宪，空有改良外壳，内里仍为专制特质。
武昌起义爆发23天后，感觉大事不好的朝廷也曾于1911年11月3日，发布了一个声称具有宪法效力的诏令《十九信条》，尽管《十九信条》比过去的政策有了重大让步，也同意召开国会了，但此时，信用已破产了的清廷的话，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无奈之下，隆裕太后不得不接受共和，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命该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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