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原本只是封于汉水流域，丹水与淅水交汇处，荆山之畔的子爵小国，据说方圆不过五十里。（史家对楚国的始封之地丹阳多有争议，在此取通行说法）经数世筚路蓝缕的苦心经营，至楚武王时期具备向外扩张的实力。年年征战不休，侵夺土地，掳略人口，逐步发展壮大。熊通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楚国联合巴国发起对邓国的进攻。邓国的主力部队中楚军佯败诱敌之计，大败而回。极有可能兵败之后，邓国迫不得已贡献美女玉帛求和，邓嫚被送到楚国作嫔妃。就像后来晋国攻打骊戎，骊戎国君嫁女儿骊姬给晋献公。因品貌过人，聪慧有德，武王立她为夫人。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么严格的出身论，俘虏、奴隶多才可位居令尹，敌国之女、妻妾之婢亦可荣登夫人之位。春秋时期的“夫人”含金量相当高，可不是如今这么泛滥成灾一文不值，已婚女人就可以叫夫人。春秋战国只有王公贵族明媒正娶的嫡妻才能称夫人，其他宠妃只能叫媵、姬、妾。夫人所生的长子称为嫡子，拥有第一继承权。不仅继承父亲的财产，还继承官爵，比如老爸是丞相，如果老爸没触犯人君不可饶恕的错误，又没有仇敌挑起祸乱，嫡子在父亲退休或死后，就会顺理成章坐上老爸的位子。还可以继承老爸貌美无子的姬妾。宠妾所生的儿子即使是长子也只能靠边站。西汉后宫“夫人”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如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钩弋夫人。楚武王爱重邓嫚，经常与她共商国事，邓嫚提出切中肯綮的意见建议，武王会虚心的采纳。
公元前699年，楚国大将屈瑕向武王建议攻打罗国(位于今湖北宜城县西及南漳县东北境)。屈瑕前一年大败绞（也是当时一个小国）军，至今仍骄功自矜，企图乘胜出击，再下一城，一举吞灭罗国。武王同意了，拜屈瑕为元帅领兵出征。年事已高的令尹斗伯比为屈瑕送行，见他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深为担忧，回朝后请求武王增援屈瑕。楚国已出动倾国之师，无援军可用；且力量对比上，楚强而罗弱。武王觉得斗伯比的提议莫明其妙，是不是一大把年纪老年痴呆，就没有理会。回宫后，武王把这事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跟夫人说着玩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邓嫚胆识过人，颇有知人之明。她正色道：“斗伯比所担心的恐怕不是士卒寡不敌众，而是屈瑕轻敌致败！”武王恍然大悟，派特使追告屈瑕，可惜为时已晚。屈瑕不听谋臣劝告，轻敌急进，陷入罗军和卢师的重重包围，损兵折将一败如水。他自己拼尽全力才只身杀出重围。自愧无颜再见君王父老，自缢而死。其他生还的将领自囚请罪，得到武王的宽宥。
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熊通年事已高，仍壮心不已。借口随国疏远楚国行叛逆之事，大举伐随。出征前，武王突然觉得胸闷心慌，心律失常。与夫人辞行时，便告诉她这事。邓嫚凭女人的第六感，料想此行凶多吉少，长叹一声道：“夫君的福寿恐怕到头了！只要我国的将士没有折损，即使大王途中有什么不测，国家还算是有福。”
武王如期出兵。渡过汉水不久，武王心疾突发。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当即与世长辞。楚国令尹和大将严密封锁消息，密不发丧。直到与随国立下盟约，随成为楚国附庸，楚军全师而退渡过汉水，才为武王举哀。邓嫚所料丝毫不差，真可谓料事如神。春秋后期齐景公在位时，庆姜对老公卢蒲癸说：“子不闻有智妇人胜于男子乎？”（你没听说过有些智慧超群的女人比男子还厉害吗？）邓嫚这样的奇女子足以当“智妇人”三字。
《左传》《史记》载诸侯会盟无数次，无非要约“同恤灾危，备救凶患”（《左传·成公十二年》），讨伐违背盟约有二心的国家，大逆不道的臣子之类。翻遍《左传》，并未见“不得让妇人参与国事”之类的誓词。倒是成书于汉代的《春秋谷梁传·鲁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誓：毋壅泉，毋遏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以妇人与国事。《东周》即采用《谷梁传》的解说词。且不追究誓词的真伪，它的可执行性极其值得怀疑。试想，如果武王不与邓嫚论国事，邓嫚怎能了解朝中群臣的贤愚智明，性格喜好，国内国外的攻守恩怨？没有这个前提，又怎能作出精准的判断，规谏武王？如果说楚国自命蛮夷，大可不必理会中原国家的盟誓。在葵丘会盟的时代，盟主齐桓公的相国管仲向聪明的小妾婧请教朝中大事，才举荐贤士宁戚。难道只准齐国放火，不准别国点灯啊？期望通过道德自律和不厌其烦的口头说教达到“公事不入私门”的效果，与当今提倡的“吹枕边风反腐”一样是画饼充饥。
邓嫚有如此先见之明，不知是否料想到自己的儿子楚文王会吞灭舅舅的国家？不过，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还得插一句。《东周》中提到“邓嫚”二字是郑庄公夫人，楚武王夫人“邓嫚”只字未提。《左传·桓公十三年》《左传·庄公四年》则详书其事，刘向编《列女传》即抄录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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