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西晋帝国灭亡，司马睿继承帝位，建立东晋帝国。随后，王敦设计杀死刘琨，铲除了司马睿的武力外援，又诓骗周访平定了荆州的动乱，继而背弃誓约，挤走周访，占据了荆州。由此开始，东晋帝国的主要政治矛盾，就由原先的南北士族之争演变为荆扬之争，琅琊王家也由此变成了东晋帝国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家族。
通过与皇权攀附结合，从而壮大家族势力，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琅琊王家势力这么大的家族却是凤毛麟角。这个家族发端于汉代，鼎盛于东晋，直到唐初依然是名门望族，在中古时代的中国，这种政治影响力绵延数百年的家族的存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琅琊王家的势力有多大呢？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的女性很没有地位，能留名史册的寥寥无几，琅琊王家的女性留名史册的竟然多达79人，身为皇后或者去世之后被追封为皇后的多达11人。女性成员的地位尚且如此，这个家族男性成员的地位就更不用多说了。如果把王家才俊的名字列出来，再做个简单介绍，又得唠唠叨叨一番，也影响主线故事的推进，所以这里略过不提，只说王敦和王导。
根据历史记载，王敦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阴森、冷酷、不容易接近；王导不同，此公颜值很高，眉清目秀，善于交际，比较有亲和力。
在东晋帝国的政坛上，王导的作用就是左拦右挡，调解矛盾——寄江东士族篱下的时候，他折冲樽俎，缓和南北士族的冲突；王敦崛起以后，他又居中斡旋，调解司马睿与王敦的争端；王敦败亡以后，他又被用来制衡新崛起的庾家。
与王敦相比，王导对皇室是比较忠诚的，但这种忠诚只是相对的。归根结底，王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和声望，只是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前提是不破坏脆弱的皇权，因为他很清楚，即使皇权形同虚设，那也得经过它的授权，琅琊王家的利益才有合法性。王敦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为了家族利益，然而在他心里，个人权威重于家族利益。王导的偶像是管仲，而王敦的偶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因为追求不同，所以兄弟二人逐渐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飞扬跋扈的王敦变成了权臣，见好就收的王导只满足于做重臣。
虽然王导没有下克上的野心，但他毕竟是琅琊王家的人，又与王敦有兄弟之情，因此，随着王敦势力的膨胀，司马睿慢慢地对王导产生了疏远之意，不再像从前那样把他视为心腹。王敦和王导道不同，但王导在庙堂的位置直接关系着琅琊王家的地位。王敦原先就看不惯司马睿，如今看到王导在朝中遭到了排挤，为维护门户利益，更为了给自己立威，让司马睿知道谁才是东晋帝国的主人，于是打算顺流东进，到建康敲打一下司马睿，不过他在一开始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在司马睿的龙座两边，还有宝刀不老的周访和金刚怒目的祖逖。
说到权谋算计，周访不是王敦的对手；说到行军打仗，王敦就得甘拜下风。自从上次被王敦诓骗，周访一直记着这笔账，在积极谋划北伐的同时，也不掩饰要回击王敦的意图。要说周访对司马睿有多么忠诚，似乎也谈不上，因为周访自己的辖区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小王国，辖区内的大小官员都由他自己任命，但是有他存在，王敦就不敢挥师入江，这就在客观上帮了司马睿很大的忙。
如果说周访对王敦的态度是仇恨，那么祖逖对王敦的态度就是藐视。谋划东征建康期间，王敦派人渡江北上，来到祖逖的军营，旁敲侧击地试探过一次。祖逖一听王敦居然有在后院点火的念头，当场勃然大怒，疾言厉色地告诉来使，“你回去告诉阿黑（王敦的小名），让他死了这条心，他要是敢图谋不轨，我就顺流而上，撵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打回去！”
周访和祖逖的态度这么强硬，王敦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耐心等待。320年（荆州动乱结束的第二年），周访去世，剩下的就只有祖逖了。对于维护东晋帝国的稳定和司马睿的帝位，祖逖可谓全力以赴，可是司马睿对祖逖的态度却令人寒心。周访去世的次年，为了把祖逖的军队据为己有，以便于对付虎视眈眈的王敦，司马睿派遣戴渊北上，节制祖逖。（祖逖相当于司令，戴渊相当于政委。）
戴渊也是东晋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的时候是个江洋大盗，带领着一帮匪徒呼啸江湖，打劫往来旅人。有一次，陆机（陆逊的孙子）乘船出游，在岸边遭到了戴渊的抢劫。陆机见戴渊英姿飞扬，调度手下井井有条，很有大将之风，于是在船舱里对他喊话，“你有这样的才能，又何必做强盗呢？”戴渊当即弃剑下拜，痛改前非。
有意思的是，戴渊出身匪盗，迷途知返之后，却变成了清高耿介的正人君子，而出身书香世家的祖逖，性格中却带着浓烈的匪气和草根气，更像一个江湖豪侠。
北伐初期，司马睿没有给祖逖调拨一兵一卒，祖逖在江北活动的这几年里能够有所建树，依靠的就是对流民和江湖盗匪的整编。当时，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大地上，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汉人坞堡主，在祖逖和石勒之间游移不定，祖逖并不逼迫他们非得与石勒决裂，只要他们能在必要的时候透露一下石勒的军情就可以，为了避免引起石勒的疑心，祖逖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合演一些互相攻伐的双簧戏。更有甚者，为了解决军饷问题，祖逖甚至默许与石勒进行双边交易。
可以想象得到，在戴渊眼里，祖逖的军队成分、与坞堡主和石勒的相处之道，都是让人很不满意的。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根本上的分歧在于，祖逖是北人，目标是收复沦陷的故乡；戴渊是南人，对北方的沦陷并没有祖逖那样强烈的痛楚，不像祖逖那样热心北伐，他的战略重心是利用祖逖的军队参与内斗。因此，戴渊北上没过多久，忧愤交加的祖逖就一病不起，于周访去世的次年（321年）含恨离世。
王敦雄踞荆、江两大军区，手握雄兵，在地理和兵力上都占据很大的优势，司马睿处于长江下游，直接掌控的兵力又少得可怜。周访和祖逖在世期间，司马睿为了提高胜算，也竭尽所能地在地理和兵力方面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首先是拉拢广州的陶侃，把交州（今天的越南）也交给陶侃掌管，希望陶侃能从南部牵制住王敦。其次是委任甘卓为梁州长官，镇守襄阳。
襄阳不在梁州境内，而是在荆州境内。朋友们或许会有疑问：为什么甘卓不到梁州上任，却停留在荆州境内的襄阳呢？因为当时的梁州实际上隶属于成汉帝国，东晋朝廷设立梁州长官的职位只是一种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表明梁州是东晋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梁州长官名义上管理的是梁州，实际上管理的只是荆州境内的襄阳。
梁州长官原先是周访，司马睿调遣甘卓出任梁州长官，表面上是填补周访的空缺，其实是为了让甘卓近距离地牵制王敦。王敦何等精明，绝不会看不到司马睿的用意，那么，他为什么会同意司马睿的安排呢？其一，他并没有太把甘卓当一回事；其二，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交换策略。
甘卓原先是湘州长官，他补上了梁州的空缺，湘州长官的职位就空了。王敦接纳甘卓，就是对司马睿的让步——既然我接受了你司马睿的人，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接受我王敦的人呢？所以，甘卓出任梁州长官之后，王敦很快就给建康发了一道奏文，打算让自己的亲信接管湘州。接到王敦的奏折，司马睿确实犹豫过，可是考虑到现实问题，最终他还是驳回了王敦的提议，派遣叔叔司马承接管了湘州。
湘州刚刚经历过杜弢之乱的冲击，急需休养生息，很难提供足够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临行之前，司马睿与司马承就这个问题交谈过一次。司马承认为，如果能给他三年的休整时间，他就有信心牵制王敦，如果战争在三年之内爆发，那么前途实在是不容乐观。
王敦的剑已经出鞘了，内战一触即发，哪里还有三年的时间呢？司马承说完，郑重拜别，默然无语的司马睿看着他渐行渐远，心里也是一片悲凉。叔侄二人都明白，这一次见面，可能就是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相见了。
赶赴湘州途中，路过王敦的驻地时，司马承前往拜访，王敦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在宴会上阴阳怪气地说，你是文人雅士，恐怕不是将帅之才。意思是说，一旦打起来，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司马承不卑不亢地引用了一个古老的典故，回击了王敦的嘲笑，说铅刀虽钝，尚可一割。他的意思是，我虽然资质鲁钝，但是可以勉强一用。
如果王敦强行扣留司马承，那么在未来就能省去很多麻烦，可是，或许是因为过于傲慢自负，认为司马承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他居然放走了司马承。不用过多久，他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到时候，视死如归的司马承将会豁出性命，给他勇猛的一击。
当抱定慷慨赴死之心而心情沉重的司马承在湘州苦心经营的时候，意气风发的刘隗（wei）却是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派头。
刘隗是北人，也是士族出身，只是品级比较低，在侨姓士族（南下避难的北方士族）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得到司马睿的器重，是因为他是个忠实的保皇派，对所有危及皇权的势力——无论是江东士族，还是琅琊王家——都恨之入骨。东晋帝国草创初期，为了得到江东士族和侨姓士族的支持，王导给予了他们很多特权，这些权势熏天的大家族时常做出一些不法勾当，比如抢良民的房子、占良民的地、当街砍人，刘隗性格强硬、直言敢谏，经常弹劾恃宠而骄的大家族，就连王导这样的大人物他也照样弹劾不误。在东晋帝国的朝堂上，刘隗就像一个独行侠，北人不喜欢他，南人也很讨厌他，但这样的人恰恰是一心谋求振兴皇权的司马睿所需要的。王导被疏远之后，司马睿更是把他视为心腹中的心腹，凡是军国要务都会咨询他的意见。
刘隗很清楚，王敦已经箭在弦上，内战迫在眉睫，为了抗击王敦，就必须给兵微将寡的司马睿补充兵力，但是，如果征兵的话，有两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兵源从哪里来？东晋的主体兵制是世兵制，所谓世兵，就是政府划拨一部分人为军户，祖祖辈辈都是兵。两晋之交，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烽火连城，造成的后果就是兵员锐减，除了战场上的损耗，为了逃避兵役，许多军户变成了逃户，按照军户登记名册去征兵，等于缘木求鱼。与军户相对应的是民户，可是按照朝廷律令，民户并没有承担兵役的义务，如果强行征调民户上战场，搞不好还会激起民变。在刘隗的建议下，司马睿决定向高门大族开刀。
之前说过，永嘉之乱过后，中国北方有大量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南下避难，过江之后沦为高门大族的奴仆，王敦叛乱之前，这些人虽然实际上是高门大族的私人财产，但都是没有登记在册的黑户。司马睿先搞了一次人口普查，然后下了一道诏令，宣称免除这些人的奴仆身份，将他们统一编入军队，用这样一种方式征调到了两万多人。不言而喻，这必然会触及高门大族的利益，因此，王敦正式发动叛乱的时候，就以维护高门大族的利益为由，成功地分化了司马睿的阵营。今天的我们看来，司马睿走的这是一步臭棋，可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这一步臭棋却是最无奈也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以什么名义征兵？大家都知道王敦就要顺着长江杀过来了，但他毕竟还没有正式发动内战，如果以讨伐王敦的名义征兵，对于需要战备时间的司马睿，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加快内战到来的步伐。因此，司马睿打出的征兵旗号是北上抗胡，把从高门大族手里夺过来的这两万多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刘隗掌管，镇守泗口（今江苏淮安附近），一部分交给戴渊掌管，镇守合肥。
前面拉拉杂杂地介绍了一下司马睿的战略布局，可能大家边看边忘，看到这里也忘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结合地图再来从总体上看一下司马睿的布局。
交州和广州，是司马睿极力拉拢的陶侃；长江中上游地区，湘州是苦心经营的司马承，荆州境内的襄阳是甘卓；长江下游地区，司马睿坐镇建康，泗口是刘隗，合肥是戴渊。
那么，王敦的战略布局是什么样的呢？与战线拉得绵延千里的司马睿相比，王敦的军事部署就比较简单，他的势力范围就是荆州和江州——这是西线；此外，他还派遣亲信秘密潜回扬州充当内应，准备一旦打响内战，就让亲信在扬州发动叛乱——这是东线。
322年正月十四，王敦以清君侧为名，挥师入江，大举东进，正式向朝廷宣战，此时距离祖逖去世不过短短三个多月。
旌旗蔽空的舰队缓缓航行在长江上，迎着猛烈而寒冷的江风，王敦胸中充盈着睥睨天下的快意，此情此景，他不禁想起了最为仰慕的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每次举办宴会，醉意醺醺之际，他总是会豪情万丈地吟诵这两句诗，但是在今天，即将拔剑向龙座挺进的时候，想到这两句诗，他的心头却是另外一番滋味——既豪迈，又战栗；既兴奋，又惶惑。
东进之前，他给司马睿发了一份奏文，声称司马睿远贤臣（王导）而近小人（刘隗），又夺取高门大族的奴仆，致使怨声载道，自己此次东下只是为了清君侧，如果司马睿迷途知返，诛杀刘隗，自己就偃甲休兵，否则将直捣建康。这份奏文措辞强硬，杀气腾腾，并且暗讽司马睿是昏君。接到奏文，司马睿怒不可遏，随即颁布诏书，“王敦放肆狂妄，竟敢说我是昏君，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大军讨伐乱臣贼子，谁能杀死王敦，官封五千户侯！”
王敦穿好铠甲，明目张胆地走到角斗场的中央，拔出了长剑，不甘示弱的司马睿也拉开了弓弦。彼此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只能奋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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