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清朝二百余年，康熙、雍正、乾隆这爷仨共同打造了清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康熙冠于武功，雍正勤于吏政，乾隆精于文治。就像一朵鲜花，经历花蕾、绽放再到盛开，转而衰败。乾隆帝一手将清朝推向盛世之巅，一手又开启了清朝的衰退之门。
身在帝位，自然免不了当局者迷，即使贤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少不了魏征这样的直言进谏者，时不时为皇上把持方向，以免偏离了正途。康乾盛世的出现，谏臣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
孙嘉淦就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给皇上提意见不怕掉脑袋的谏臣。雍正即位之初，孙嘉淦就直指雍正打击迫害兄弟的行为不妥。由此激怒雍正差点被处斩。管闲事都管到皇上家里去了，你说胆大不大。幸好雍正比较开明，佩服其说真话的胆量而重用之。
不过孙嘉淦提意见的毛病仿佛深入骨髓，看见不合适的就想说两句，管你皇上爱不爱听呢。乾隆25岁英年即位，相比于雍正的严苛厉行，乾隆更偏向于宽厚仁和。登基之初就赦免了被雍正拘禁多年的政敌，恢复其宗室爵位，同时颁布新政，缓和朝廷与当地士绅的关系。设置养廉银，整饬八旗军队。
乾隆的一系列新政，的确改善了雍正朝的一些弊端，给新朝带来了新的气象。因而乾隆帝获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而在极尽褒奖之词的众臣子中，孙嘉淦显得独具一格，他没有随着众人来一通阿谀奉承，反而给这位新皇帝浇上一瓢冷水。
孙嘉淦给乾隆呈上了一份奏疏，称为三习一弊疏，此疏逻辑严谨，叙述精辟，后来被誉为大清朝第一奏疏，即使放到现在也仍然有借鉴意义。那这份奏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三习即三种习惯，皇上政治清明，百官赞誉，百姓颂扬，耳朵经常泡在这种赞美的声音里，久而久之习惯于被赞美，而对于逆耳忠言就很难再听进去了，此为耳习；对于官员的殷勤献媚跑前跑后，自然更能体现皇权的尊崇，长此以往，对于不喜欢逢迎之人，就会见之不爽，此为目习；而一开始就取得一些成功，做什么都很顺利的话，则容易使自己飘飘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从而变得刚愎自用，此为心习。这三种习惯一旦形成，必然导致一个弊端，那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
任用君子而摒弃小人的道理，即使是昏君也是明白的，昏君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任用的是小人。明君与昏君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分辨君子和小人。口才上，君子往往含蓄谦逊，而小人往往巧言善辩；做事情时，君子想的是怎么落到实处，而耻于邀功，小人的出发点则是如何让上司发现自己勤勉能干，处处表现自己。论才干，君子小人都有，可能小人比君子更加能干，但品德这东西却是君子所独有的。用才而不用德的结果往往是，聚小人而逐君子。
面对三朝老臣孙嘉淦的一片忠言，乾隆还是虚心采纳了，乾隆早期打造出清朝鼎盛的局面，而在晚年时由于宠信和珅，致使康乾盛世大好局面断送，从此清朝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
和珅虽善于献媚，却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绝对称得上精明强干。不过和珅为了敛财，最后竟染指科举考试，想中进士者，须以银钱打点，用价钱定名次。科举本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这样一来，乾隆晚期的士子，几乎都成了和珅的门生，真正有才能而又囊肿羞涩的学子被埋没，致使清朝人才断档，衰败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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