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二姐张允和的爱情婚姻相对平稳，很普通很平凡，平凡即是美和饱满。
关于张家的家世，已在上篇讲过，不再叙述。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张允和出生，作为四姐妹中的二姐，她的出生倒是颇为曲折，直到后来她还感叹本来世间没有我，为什么如此感叹呢，原来是出生时脐带在她脖子上绕了三圈，导致窒息，祖母看到吓坏了，心想这孩子估计不行了，任接生婆怎么弄也没动静，无论是拍打还是喷水都不行，无奈之下接生婆只好把她放到了脚盆里，看她天命，这时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还调皮的翻了个身，这才恢复气息顺利存活了下来，全家人悬着的心才落地。她也是孩子中最爱哭最能哭的，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嗓门清亮。
张允和小时候比较调皮，长大些的时候教四妹张充和念书识字，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四妹的名字改成“王觉悟”，这还没完，还把这三个字用红线缝在四妹的书包上，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她取的名。
四妹看见很是生气，两人就争吵说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改了，还这么奇怪。允和淡淡的解释说：“ 一觉睡醒就觉悟了。” 四妹顿时无语，愤怒之下拿起剪刀把这几个字给剪了。有趣的是直到六十年后，张充和带着丈夫傅汉思回国探亲，家人团聚之时，张允和还调侃四妹说：“ 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
张允和，还真是俏皮得可爱。
张允和与周有光先生是如何相识呢，也比较有趣，那是一九二五年，那时候周有光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常回苏州小住，两家都住的不远，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和张允和是同学，两人关系也不错，张允和就经常到周家找周俊人玩，这样难免会碰到周有光，这样他们就认识了，慢慢也就熟悉了，学校放假，两家的孩子们就经常成群结伴的游玩，爬虎丘山，坐船游东山。两人便有了谈话的机会，没有一见钟情，只有细水长流，彼此有好感，属于慢热型的交往。
在苏州的这段时间里，两人只是相识，很普通的朋友往来，那时候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那一年，周有光十九岁。
张允和也才十六岁。
一九二七年，周有光毕业后不久进入光华大学教书，一年以后，张允和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同一座城市，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尽管那时候自由恋爱慢慢地被社会接受，但两人还是很拘谨的交往，那时周有光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允和时常躲迷藏，矜持的她让周有光不知所措。
晚年的张允和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追忆两人当年的青涩时光，非常温情，也让人感叹那种似爱情非爱情的美好。吴淞江边的石堤上，两人相依而坐，周有光从怀中取出一本蓝皮的英文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张允和心想，挺能装的，生怕我看不懂啊，他把一枚漂亮的书签蓄意夹在其中，她翻开书签夹的那页，一句 “ 我愿在一吻中洗尽罪恶 ” 正中她的心怀，她不禁脸红，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出汗，他又掏出一条手帕塞进她的掌心，她心想，你身上的手帕真多啊。
“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罪恶，可是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握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
一九二九年周有光随教育家孟宪承赴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能书信往来，感情处于上升期。在一九三二年，因为战乱的关系，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人这才又有了相逢的机会，从苏州相遇、上海相识、到如今杭州相逢这一切都像上帝安排好的。
“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
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两人异地重逢，自然欢喜，杭州地方比较小，名胜古迹多，其中西湖是青年男女都爱去的地方，适合谈恋爱，那一年的春天，六和塔下，周有光为张允和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张允和穿着映山红旗袍，斜躺在草地上，姿势有些僵硬，但看的出来，内心非常的甜蜜。
“ 恋爱中周有光第一次为我拍照片，我被绿树、绿草拥抱着。”
“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是，允和的鼻子要比常人高挺些，田汉先生曾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两人好事将近，到了谈婚论嫁时，张家人也知道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两家本来就熟悉，家长也都见过周有光，对他的印象很好。张允和的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说：“ 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尽管有这句话，但周有光还是思虑了起来，因为家境并不优越的他不知如何给张允和安定的生活。便写了封信给她：
“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还真是坦诚，张允和自然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随即回了一封长达十页信，总结出来就是：
“ 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一起创造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西式婚礼，正式走向婚姻殿堂，这场让张允和认为简单但却使人终生不忘的婚礼热闹非凡，四妹在婚礼现场唱了昆曲《佳期》，给她吹笛伴奏是后来他们的大姐夫昆曲大师顾传玠，后来作为三妹夫的沈从文在这张结婚照背后提了一句话：“ 张家二姐作新娘。" 四姐妹中排行老二的允和反倒第一个结了婚，一日，张允和与朋友聊天，谈及此事，朋友戏说二小姐“ 犯规 ”，率先出阁。
张允和冲着周有光说：“ 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
周有光听了哈哈大笑说：“ 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的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哈哈，两人还真是调皮。
婚后不久，周有光想带着允和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但他们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好在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在他们结婚时给了两千银元作嫁妆，但这笔钱去美国还是不够，两人随后决定去日本，后来因张允和怀有身孕，两人提前回国，到了上海。
一九三四年，他们结婚纪念日这一天，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周晓平，又一年，女儿出生，取名小禾。不幸的是在战乱中，小禾患盲肠炎，当时的重庆后方缺医少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而夭折，小姑娘才六岁，这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一年半后，儿子周晓平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幸好无大碍。两次大难周有光都因工作没有在她的身边，是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在战乱的年代，非常不容易。正如她自己说：
“ 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
战争结束后，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周有光有幸得到派遣到美国学习，于是安顿好儿子之后和张允和一道去了纽约，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国，再次回到了上海。建国后，周有光在复旦教经济学，一九五五年才去了北京，做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我们现在用的简体字，就是那时候产生的。好景不长不长，随着动乱的“ 十年 ”，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来被下放到宁夏，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不好了，张允和坚持给他寄药品，寄了两年，患难见真情。
随着那段岁月的结束，他们的日子才算安定下来，而时光荏苒，他们也老去了，彼此依偎了几十年，正如晚年的张允和说给周有光管了七十年的账，管他吃管他穿。也真是不容易，张允和作为大家小姐，也是能烧的一手好菜，相比之下周有光就不行，烧菜技术不说，有次煮饭还把家里两个锅煮坏了，让张允和无语。
晚年的张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但因为她的固执不肯放弃原则便也早早决定退休，选择做个家庭主妇，直到后来才找到了乐趣，源于昆曲，四姐妹从小就学习昆曲，自然能写能唱，她和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这成为她晚年的精神寄托，乐此不疲，这也许也是她高寿的原因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美的旋律，总有谱完的那一天。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周有光甚是悲痛，写信对友人说：
“ 我们结婚七十年年，婚前交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两人中少一个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不知所措。
后来我忽然想起，青年时候看到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动物进化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
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我恍然大悟了，我已经九十八岁，离活到一百岁岁也只有两年了，跟她同归灵山，为时不远，这是自然规律。如此一想，我泰然了。”
张允和走后，周有光把整理、出版她的遗著《昆曲日记》当作最好的纪念。
张允和逝世十周年，他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 二姐，你在天上还好吗？”
四姐妹的爱情中，二姐张允和与周有光先生最为安稳，虽也经历了战争的动荡，但晚年有一片宁静，他们的爱情没有大姐元和与顾传玠那样坎坷流离，也没有三妹张兆和与沈从文那样热烈，也不像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那样异国他乡。
有时候常常想，人会感到幸福的是什么，每天我们看着来往的人群，在拥挤嘈杂的环境穿梭，显得那样的焦虑和匆忙，但我们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有挂念的人，这种力量让我们前行，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很普通，就和周有光与张允和一样，除去那个战争年代的印记，都是普通的守护着自己的生活与爱人，这，就足够了。
如今周老已经一百一十岁的高龄，他自嘲自己被上帝遗忘在人间。周老除了听力下降得厉害身体还硬朗，每天看书写字。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号，四姐妹中最小的张充和也在美国逝世，享年享年一百零二岁。
至此，最后的民国闺秀都已不在，从民国走过来的学者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除了周老，恐怕只剩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了，杨老如今也一百零五岁高龄，深居简出每天坚持练字写作。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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