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经验意义
从余玠淳祐三年（1243）正式帅蜀开始大规模建立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到景炎三年（1278）钓鱼城投降，历任四川制置使及四川百万军民以山城和江河为依托抵挡了蒙元长达三十六的进攻，战绩显著，也万分悲壮，但最终因为大势已去，最后走向了灭亡。不过，他们的勇气、功绩、气节为当时不少蒙元高层所钦佩，也为后世子孙所铭记，他们是功臣，是民族英雄。而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创建及几十年的功劳，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类著述已多，故不多言。
虽然山城防御体系在南宋末年为四川、为南宋建立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最终仍然不免走向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也是很多的。
从大的方面来说：
首先，南宋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与矛盾，削弱了抵抗力、凝聚力
南宋能够抵抗蒙古五十多年，是了不起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南宋越到后来，越经不起攻击，根本原因是内部的矛盾，使得南宋凝聚力和抵抗力的削弱。南宋自宋宁宗末年史弥远专权以来，就在宋蒙金三国的长远关系发展上犹豫不决，在中原变局前未能妥善的处置与部署，致使边务一废再废，而川陕战区就是第一个开始的地方也是受害最严重的地方。虽说南宋在1279年才最终灭亡，但远因早在宋宁宗晚年就已经开始呈现了。宋理宗时代，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客观而言，宋理宗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大多数时候是明白的，用人也比较准，但只要糊涂很短的时间，就足以把全局搞崩。而理宗中后期鄂州之战后，宋蒙双方呈现了八年的相对比较和平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南宋并没有加强防务和军备建设，内斗反而继续加剧。从这段时间开始的长达十五年的贾似道专权和排除异己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虽然客观而言，贾似道的改革许多是不无道理也有益于国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尤其积弊已深和外患严重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适得其反了。所以说南宋的败亡，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
其次，宋代中央对蜀中的刻意防范，造成了蜀事日坏
四川山险之地，易守难攻，也自然容易产生割据现象。两宋时代尤其是南宋时代，四川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以及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上都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在高宗、孝宗和光宗前期，这种特殊性就是吴氏家族对川陕的巨大影响力。吴曦之叛后，朝野更是对四川极为的忌惮和防范，而且事实上进行了诸多的削弱。这些都造成了日后蜀口四川在面对蒙元进攻时抵抗艰难的远因。待蜀口残破后，南宋重新开始重视四川防务，但依然对四川和四川帅守进行了诸多的防范。不得不说，南宋对四川的这些防范严重削弱了蜀中军民对朝廷的凝聚力，无形之中使得本已孱弱的蜀中更加虚弱。而蜀为上游，蜀坏则京湖江淮无一不受其影响。
再次，南宋蜀中将帅派系集团矛盾、南北矛盾
军政领域有派系有矛盾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关键是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不能左右战争局势。可是南宋的各种派系矛盾、南北矛盾越往后越激烈。而在川陕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蜀人与非蜀帅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又受朝堂各种政治矛盾的影响，后来愈演愈烈。南宋蜀人常将川峡四路出身的人视为蜀人，从这几个地方产生的帅守为蜀帅，外来人员为非蜀帅。自安丙平吴曦之乱以来，这种矛盾不断的加深。虽然崔与之这个非蜀人在安丙后凭借着杰出的威望与才能能够安抚蜀中，但这样的人只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余玠重新草创四川防务，但他本身非蜀人，也对蜀人颇多猜忌，故而蜀中之军民对其颇有不服，这也是余玠北伐汉中失败和最后倒台的一个原因。而余玠之后的历任蜀帅只有蒲择之、张珏算是川峡四路出身之人，其余均非蜀人。而且这些人才具不一且各有背景，更是加深了矛盾。而余晦、俞兴帅蜀虽然时间不长，但余晦将余玠时代的重将王惟忠冤杀，激反了苦竹隘等剑北守将，俞兴将本来就已经有些骑墙的刘整逼反了，更是加剧了蜀事危机。刘整是南来将领，却才能卓著战功显赫，但除孟珙外几乎无人可以有效驾驭之。日后刘整投降就是派系矛盾与南北矛盾相结合的最典型的体现。待到日后，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以及蒙古的军政双重攻势，一些山城守将都开始投降，山城防御慢慢开始被攻破。
以上是从大的方向而言，而从余玠开始的三十多年山城防御体系，以及后来具体的作战来看，山城防御也绝非无懈可击：
首先，山城防御体系防御坚固，灵活巧妙却造价昂贵，导致民力财力不支
山城防御有着控扼水道、以点带面，连点成线，能够依托山险水道限制蒙古骑兵机动性的发挥等许多良好的作用。而且山城防御体系也是两宋在面对北方骑兵野战能力突出的民族时候所采取的筑城防御的又一种的因地制宜的深入发展，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
针对游牧军队机动性强的这种特点，两宋在几经周折之后，最终找到了一种能够扬长避短的防御战术——守城战。宋代守城战主要围绕增加防御纵深而展开，城池的防御纵深在不断的增大。为避免孤城困守，便于相互支援作战，宋军一般在要害地区进行城寨群建设。这种设计利于分散敌军兵力，使敌军很难完成包围。在防守作战时可以相互应援，进行协同作战，这些互相应援的城池组成城池联防作战单元。防御纵深的增加不仅仅是指单座城池，在战略上也是如此。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即如此而且很成熟。
虽然游牧军队大都随身携带给养，但无法满足长期作战需要，特别是对某一座城池进行长围久困时更是如此，对战场地区进行抢掠成为必不可少的补给手段。为了切断游牧军队的抢劫来源，保护城池周边散居的广大农村居民，山水寨不断发展壮大，到南宋时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被纳入到城池防御网络中，成为坚持持久抵抗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北方游牧军队的攻坚能力不断提高，以及火器技术也处在突飞猛进的时代，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城池建筑提出了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宋代城池无论在建筑材料还是在建筑形式上都进行了巨大变革。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石的应用增多，城墙由传统的夯土改为大规模的城砖包砌，石基、木骨、土心、砖包成为普遍的城墙建造模式。城墙不仅改为砖砌，在高度上也大为降低，变得更加宽厚。为了防止敌军的火攻和炮击，城墙上传统的角楼、敌楼、城楼、敌团等木构建筑也逐渐改为砖砌。宋朝还在长期的守城作战实践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和创造一些新的城防工事，如城门墙、一字城、月城和耳城等。宋朝在城防战术方面的最大特色是强调攻守结合，守为战备。以坚固城池为依托，对攻城之敌进行夜袭、劫寨等短促的战场突击成为宋军的惯用手法。守军在出击时不仅注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把焚毁敌军的攻城器械作为战斗目标，这对于阻滞敌军的攻势，延缓敌军的攻城节奏都有良好的效果。
两宋尤其是南宋明显注意到了实施城池防御战略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但宋代城池防御也存在严重的局限。由于修筑城池花费巨大，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姓负担被加重，部分地区甚至导致民怨沸腾，一些官员也反对大量筑城，宋朝政府不得不在内忧和外患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而具体到四川方向，宋蒙战争以来，四川的财力、人力都极大被削弱，元气大伤。四川已经由全盛时期人口一千多万，岁入三千多万贯的富庶之地变为了人口减半和依赖其它地方支援的最艰难地区。虽然朝廷和京湖多次支援，但是四川的财力、人力只能维持三四万的规模，只能是依靠山城防御和等待京湖方向的支援。而到了襄阳京湖吃紧后，四川方向更是极难坚守，最后实际上只能退居川东重庆一带防御了。而与之对应的是，蒙古方面在死打硬拼接连受挫之后，开始改变方式，一方面注重政治攻势，招降纳叛，而且通过实战经验开始采用以筑城对筑城的策略。不断挤压着南宋的山城防线。虽然暂时无法攻破，但是通过筑城对筑城的方法，使得南宋的山城之间已经难以有效的连接起来，方便日后各个击破。而蒙古因为掌握了辽阔的北方腹地和资源优势，使得南宋山城最后逐个被解决。
其次，南宋军队固有的问题导致战事日渐被动
两宋缺乏马匹，骑兵突击能力不行是固有的且是极为致命的问题，到了南宋更是极为严重。排除骑兵因素，宋军的主力兵种步兵素来以重装铠甲和弓弩手见长，所以宋军一向有远射兵种过多的弊病，甚至有“九弓一枪”的说法。虽然不能说“九弓一枪”就是问题，但是宋军在作战中，太过于依赖城池和弓弩手也的确是问题。步兵重装负甲，骑兵缺乏马匹，这样自然就使得宋军的步骑兵突击野战的进攻能力的日渐薄弱，而被迫采用防御守城作战，加短促突击。另外，将领在外领兵作战，为文官较多的制置使或者宣抚使乃至朝堂的限制较多，难以主动发挥，这样限制过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也是宋军固有的问题。
蜀口四川之军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固有毛病，只不过是较为少一些而已。因为蜀口四川因为邻近西北产马区，能获得一些西北优质战马，加上贵州水西马也不错，所以蜀口四川之军还是南宋少有的骑兵野战能力最强的地方。早在吴璘时代，因为兴州军突出的野战能力尤其骑兵能力，就有西路骑兵遂雄天下的称赞。到了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剽悍的蒙古和巩昌陇右骑兵，蜀口宋军如曹友闻部还能组织起成百上千的骑兵突击，并利用山险在步骑兵决战中多次击败蒙古军，这是殊为难得的。而余玠创设山城防御后，蒙古军骑兵野战能力相对削弱，直接的步战水战而言，宋军还有一些优势。所以在南宋范围内的军队来说，四川之军还是颇具一些突击能力的。
当然也说了，这是在南宋范围内的军队而言。在宋蒙（元）两军中，宋军普遍的战斗能力、作战技巧、作战意志都不如蒙元军队和蒙古汉军。宋朝实行募兵制，虽然军中有不少剽悍敢战之士，但是比起蒙古军那些几乎从小纯军事化教育出来的骑射绝伦的死士而言，着实要逊色一些。即便比起那些在中原常年与蒙古缠斗多年的蒙古汉军而言，也依然较为逊色。降将刘整在南宋战功卓著，归降后就说蒙古“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虽然有些夸大蒙古步骑兵突击能力，但宋军步骑兵能力较弱却也是事实。另外在作战技术和作战灵活性上，宋军一直比较死板，缺乏及时有效的变通，而且到了后期过度依赖水军。而蒙古军则极为擅长大迂回作战，加上士兵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其精锐的怯薛军、八都鲁军更是极为强悍的部队，经常冒险承担攻坚作战，宋人曾以“死囚”部队来称呼。蒙古本来步骑兵就有优势，后待蒙古水师能力起色后，宋军战斗力就更加薄弱了，作战就更加艰难了。
另外就军事纪律而言，宋军自孝宗以后普遍军备军纪废弛，开禧北伐就是明证。而之后宋金嘉定战争和宋蒙战争早期，宋军一系列兵败如山倒的迹象，加之以军纪废弛、卖官鬻爵、抢劫掠夺、任人唯亲等一系列恶性作风更是极为严重，以至于南宋自己人都说这样的军队“不利御寇，而利为寇”，“为民害甚于寇尔”，“其患甚于外寇”。虽然有一些名将统帅的部队军纪较好，战斗力要强，但是宋军整体上仍然是乏善可陈，以这样的军队来抵挡入日初升凶悍异常的蒙古军，确实是极为艰难的。
再次，未能及早防御剑北，致使防御艰难
自古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险主要是蜀道北段之秦岭一线，这条线路是真正的险要，也是历次南北争锋的分界线。而丁亥、辛卯之变以及阔端残破蜀口，蜀道北部的秦岭险要之地，已经丧失了。在丧失蜀道北段的掌控权后，南宋不得不将蜀口防线向巴蜀内陆收缩。向内收缩的最理想地带在大巴山一线，可以通过西控金牛道，东扼米仓道的的办法阻挡蒙军继续南下。然而，蒙古没有给南宋建立“巴山防线”的机会，一步步向南进逼。最初，采纳夹谷隆古岱的建议，利用川陕地带暂时出现的权力真空，把军事基地从凤州移到兴元。继而，沿着蜀道向南推进，淳祐十二年(1252)春，汪德臣奉令修筑沔州城(今陕西略阳)，作为南进物资储存和转运的中枢。第二年，又奉旨修筑利州城(今四川广元)，作为“破蜀灭宋”的军事基地，并通过保证物资供给、便宜军事处置、自主财经掌控等巩固这个对宋战争基地。
蒙古利州军事基地的建立意味着南宋川陕防御体系的彻底瓦解，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朝臣们纷纷上书陈献应对之策，如吴昌裔在汪德臣未建利州城前就建议抢先修筑利州，在其后又建议在川北建大屯以围堵利州城。宋理宗也亲自过问此事。时任四川制帅蒲择之奉朝命组织和发起过收复利州的军事行动，但最终未实现收复利州的战略意图。宋军不得再次收缩防线，即在利州以南地带建立防线，暂且称为“利南防线”。南宋在这道防线主要由安西堡、剑门关、苦竹隘等要塞和从利州撤出的部分军队构成。剑门是历代军事要塞，素有“蜀北屏障，两川咽喉”之称，宋军自当设防驻守。在丢失蜀道控制权的过程中，南宋朝议对守臣弃州先遁、守将弃关野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建议在重建防御体系中实现聚兵保民、军政一体，这就要求选址不仅要重视地势险要，而且要有足够的容量，把府州的治所迁于城堡之内，而苦竹隘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从而成为南宋在蜀道上的最后一座堡垒。
在余玠帅蜀十年内，蒙古虽然在沔州筑城，但是利州筑城并不大顺利。而且南宋未及早在利州-剑门以北筑城设防，作为北上秦岭南守内陆的大门。北伐汉中目的是为了将防线推进到秦岭一线，但北伐汉中距离较远，而且剑门以北纵深不够，兵力部署不足千人，不仅缺乏有效支援自我防卫都是问题。北伐失败使得南宋再也无法北进秦岭，只能专注剑门一带。而余玠之后的制帅余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土军民皆不安之。未几，筑紫金城，激叛苦竹隘，南永忠以隆庆降。王惟忠失阆州，甘闰以沔州叛，败政日甚。甘闰是钓鱼城和青居城的创建者，王惟忠更是余玠依仗的左右手，南永忠亦绝非等闲之辈。南永忠和甘闰叛变意味着“利南防线”被撕裂。虽然日后蒲择之率军总算收复了苦竹隘并反攻利州，但此时蒙哥全面攻宋主攻四川已经拉开了序幕，不久，剑门苦竹隘再度陷落。南宋蜀道防御终于彻底崩塌，再也无力进入大巴山一线，只能退守川东山地了。
而川西方面，成都当然是核心。自阔端攻宋残破四川后，成都已经废弃，处于事实上的半无主地带。而南宋建设山城防御中，重庆取代成都成为核心，但是成都仍然是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从窝阔台攻宋失败到蒙哥攻宋开始的这几年内，虽然蒙古几番抄掠，但是成都一带也不应该全然废弃不顾。虽然着重经营嘉定一带作为镇西之根本，但是依然无法取代成都的地位。待蒙古筑城成都后，理宗、蒲择之重新反攻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南宋的山城防御失败了，悲壮地失败了，但也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笔。排除掉政治、战争和民族色彩，山城防御体系确实是一个杰出的系统防御工事，它是民族智慧和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今日我们在残存的山城游玩古迹欣赏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战争的残酷，同时也不该忘记当年在这里浴血奋战的古人们，更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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