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良将系列之王昶
煮酒论英雄，且谈三国人物。
本期文章将为大家介绍一位曹魏晚期名将，王昶。提起这个人，大多数朋友可能非常陌生，如果对三国正史兴趣不大，您可能完全没有印象。没关系，相信您读完本篇文章，就会对这位曹魏后期重要人物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王昶（？－259），字文舒，太原郡晋阳人。前不久笔者写过王凌、郭淮，对并州士人集团进行过简单介绍，没错，王昶与王凌、郭淮是太原同乡，可见曹魏后期并州士人集团势力之庞大。与王凌、郭淮一样，王昶也出身名门，其伯父王柔官至北中郎将，其父王泽官至代郡太守。不仅如此，王昶与王凌都是年少成名，在太原郡本地拥有很高声望。
《三国志·王昶传》载：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
同为太原名门，王昶又把王凌当做兄长般尊敬，可见士人阶层内部的小圈子的确根深蒂固，至于两人是否有亲缘关系，笔者认为远亲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如果亲缘较近那就是真的兄长，不会用“以兄事之”来表述；如果没有亲缘，考虑到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两个同姓大族互相独立，却位于同郡的可能性很低。
随着汉末割据的乱世演变为三国疆界相对稳定，内部秩序修复，在战乱中崛起的寒门将领成为过去式，名门望族占据军政要职。不仅三国时期，这也是历史的某种规律，打天下唯才是举，坐天下则要靠大族名望撑腰。所以三国后期很少见到单纯以勇猛著称的将领，更多的是出身士族的儒将，而王昶，则是儒将中的大儒，为何这么说，稍后会告诉您。
王昶作为三国后期人物，最初登场是在曹丕做太子时期，担任曹丕的太子文学，后作为中庶子即侍从官服侍曹丕。
黄初元年（220），曹丕称帝，王昶改任散骑侍郎。这个官职其实就是储备干部的意思，由曹丕亲自观察考核后再分配到其他岗位。所以很快王昶又改任洛阳典农中郎将，负责首都洛阳周边的军屯。
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正逢改朝换代气象一新，王昶干劲十足，想要在典农中郎将的位置干出成绩来。毕竟天子脚下，想引起皇帝注意还是机会不少。当时京城洛阳周边树林茂密，王昶带领军民伐木垦荒，开辟出大片良田，积极劝导监督百姓劳作，获得了大丰收。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昶没有白辛苦，曹丕以其功劳提拔王昶做了兖州刺史。
黄初七年（226），魏明帝曹叡即位。王昶受加封扬烈将军，关内侯。之前提到王昶是儒将典范，原因在于王昶不仅出身士族而为将军，更重要的是王昶积极著述治论。王昶虽然常年驻守兖州，但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尤其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王昶分析秦汉几百年来的制度得失，因为魏继承于汉，很多制度的弊端也一并遗留下来，特别是法律严酷繁杂，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与复兴。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王昶以古制作参考，结合时代现实写下二十多篇文章，另外还专门著有兵书十多篇。
《三国志·王昶传》载：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
这段史料有个细节，王昶的著作在青龙年间才献给魏明帝曹叡。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有别于一般性的谏言，因为曹叡即位于公元226年，而青龙元年已经是公元233年。也就是说曹叡即位足足七年后，王昶才把这他的政论与兵书献给曹叡。这表明王昶是在系统性地写书，而非单独就具体个例提建议。
这就很厉害了，尽管三国时期不乏著名诗歌、文章流传于世，但潜心著书立说，系统性整理成册的人实在凤毛麟角。遗憾的是，王昶的大部分文章如今已失传，在清代文献学家严可均整理编著的《全三国文》中还可见零散的数篇文章。
虽然大多数文章已无法看到，但仅凭王昶能在兖州刺史、扬烈将军的繁忙军政事务中抽出时间撰写理论文章，也能看出王昶的学识水平相当之高，并且性格必定沉稳持重。
也许有朋友会认为，说王昶有学问还可以，说他性格沉稳持重似乎有点勉强，其实，还有另外的史料来证明。在《三国志》中全文收录了王昶给两个侄子与自己两个儿子的一封信，这四个孩子都是王昶起的名，信中对名字的含义进行详细解释，并对他们提出劝诫。
两个侄子一名王默字处静，一名王沈字处道；两个儿子一名王浑字玄冲，一名王沈字道冲。王昶给四个孩子的信洋洋洒洒一千多字，引经据典，核心思想就是劝导孩子们“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也许对王浑稍有了解，此人后来成为晋朝开国重臣，官至司徒、录尚书事，《唐会要》将其与贾诩、贾逵、程昱等人合称“魏晋八君子”。王浑的弟弟王沈也不遑多让，在晋朝官至骠骑将军，虽说名门出身是仕途的基础，但也仅仅是入场券，兄弟两人能做到如此重要位置，可见王昶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
青龙四年（236）二月，曹叡诏令设置崇文观，征召天下善于撰写文章的人才。
《三国志·明帝纪》载：四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
《三国志·王昶传》载：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
结合上述两段史书记载，曹叡设置崇文观的举动其实就是发布求贤令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王昶确实非常有学问，可他已经在兖州刺史位置上做了很多年，早已不算新人，想要在政坛再升一步的难度非常大。这时王昶得到司马懿的大力举荐，是王昶人生中特别重要的机遇。
几年后曹叡去世，曹芳即位，王昶转任徐州刺史，封武关亭侯。
正始二年（241），曹魏征南将军夏侯儒在对吴作战中表现不佳被调回朝廷，王昶得以接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之前根本没有任何实战记载，却一跃成为曹魏三大主要战区之一，荆州战区的指挥官，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蹊跷。如果您注意到这点，说明读得非常仔细。
没错，王昶被提拔为征南将军，背后是曹爽与司马懿代表的两派势力的激烈交锋。
夏侯儒在《三国演义》中没有登场，在正史中此人是名将夏侯尚的从弟，公元231年司马懿自荆州调到雍州迎战诸葛亮，夏侯儒则接替司马懿都督荆州。公元241年，东吴大将朱然围攻樊城，夏侯儒救援时没有立刻接战，而是等到司马懿的大军赶来时才一起进兵，逼退朱然。
这件事在曹魏内部引发很大争议，有人觉得夏侯儒身为荆州诸将畏敌怯战，也有人觉得夏侯儒是处事稳重，争论不休。不用说，这两派声音背后的势力大家都知道。也许夏侯儒确实并非怯战，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争议闹大，真相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谁声音更大。
因为最后还是依靠司马懿来击退朱然，所以支持司马懿的人显然占据舆论优势，曹爽为了自己的权威也只能及时止损，把夏侯儒召回京城担任太仆。
王昶作为并州大族子弟，司马懿也属于广义上的并州士人集团，加上曹叡时代的提携，王昶这次又被司马懿推荐为征南将军，这就为王昶后来对司马懿乃至司马家族的支持提供了基础。至于同出太原的另一王氏大族王凌，则属曹爽一派，可见当时派系斗争之激烈。
虽然王昶缺乏实战经验，但理论水平非常高，想必司马懿一定读过他的文章，才会推荐给曹叡。所以王昶本身能力很强，只等合适的机会来表现。
王昶赴任荆州，发现治所宛城距离襄阳有三百多里远，部队分散部属在沿途，战船又另行停泊在宣池。一旦襄阳前线有事，魏军无法迅速集结做出反应。为此王昶上表皇帝请求迁徙治所到新野，以更加靠近前线，并且在荆州、豫州操练水军，整军备战。同时王昶还大力开垦农田，使得辖区粮草充盈。
司马懿
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爆发，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同年四月改元嘉平，彻底掌握魏国军政大权。司马懿向大臣们征集改善朝政的建议，善于写文章的王昶详细地列举出五条治国方略。简单来说，包括摒弃浮华作风，以考试选拔人才，稳定官员队伍，不与百姓争利，提倡节俭朴素。史料原文比较长，这里就不细说了。
嘉平二年（250），东吴发生严重政治地震，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继承人之争走入极端，结果孙权一怒之下废掉孙和，赐死孙霸，改封孙亮为太子。由于太子与鲁王各有一批大臣支持，所以孙权的举动使大批东吴大臣人心惶惶，政局不稳。
消息传到荆州，王昶修书上奏朝廷：“孙权流放良臣，放任两个儿子争夺大位引发恶果，我们可以趁机出兵，攻取东吴在江北的秭归、房陵地区，由新城郡出兵，正好位于吴蜀之间，一定能够成功。”
《三国志·王昶传》载：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
得到司马懿批准后，当年年底，王昶与新城太守州泰、荆州刺史王基兵分三路南下伐吴。王昶大军进逼江陵，吴军退至沔水南岸。东吴大将朱然去世不久，其子施绩承袭职务，率吴军顺着七条开凿的水路反击。王昶早有准备，大批强弩齐发再次击退吴军，施绩趁夜逃入江陵，王昶乘胜追击斩首数百余级。
由于施绩退守江陵城，王昶打算设法引诱吴军出城交战。王昶先调遣五批部队由大路北撤，故意让吴军看见。同时魏军骑兵还高举着缴获的吴军铠甲绕着江陵城来回跑，以激怒城中吴军。施绩果然中计，认为魏军正在撤退，于是亲自带兵冲出城。施绩毫无悬念地一头扎进王昶设好的伏兵中，被杀得大败亏输。施绩本人逃得活命，但其部将钟离茂、许旻都被斩杀。
这场战役王昶虽然没有攻下江陵，但缴获了许多吴国盔甲、旌旗、珍宝，大破施绩，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另外两路王基、州泰也获得胜利，以至于魏国在南郡新设置夷陵县，用来安置投降、归附的百姓。
《三国志·齐王纪》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县以居降附。…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嘉平三年（251）四月，王昶因此次伐吴战功晋升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封京陵侯。
江陵大战
正元二年（255），毌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领荆州军东进，在司马师领导下积极参与对二人的包围圈，因此功劳进位骠骑将军，并且两个儿子分别得到亭侯、关内侯的爵位。
转过年来，诸葛诞又在寿春叛乱，并且联络东吴为外援。坐镇荆州的王昶进军夹石，牵制江陵的吴军，使施绩无法出兵支援诸葛诞。诸葛诞叛乱被平定后，王昶封邑增加一千户，共计达到四千七百户，升为司空，仍然都督荆、豫二州。
甘露四年（259），王昶去世，谥号为穆侯，其子王浑承嗣。
王昶作为三国后期名将，文能著书立说，武能镇守一方，理应成为受人推崇的儒将典范。但其名气远不及同时期的毌丘俭、郭淮等将领，究其原因，与司马家牵涉太深是重要因素。王昶的提拔离不开司马懿，而关键一步征南将军之位，更是司马懿鼎力相助。司马懿去世后，王昶又成为司马师的得力干将，这使得王昶的形象总是笼罩在司马家族的大背景下，缺少毌丘俭、郭淮等人的鲜明性格。
王昶之子，晋朝重臣王浑
不过王昶向来是现实主义者，从他给侄子、儿子的寄予就能看出，在明哲保身的前提下才能谈大义。王昶的观念使得他的人生不如毌丘俭、王凌那般轰轰烈烈，却保证了子孙的长远繁荣。晋朝时期太原王氏逐渐发展壮大，连续几代人位列高官，而太原另一支王氏大族，随着王凌的败亡而凋零。这，也是王昶的另一种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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