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7日，杀害女儿同班同学的林建厦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
2018年9月19日下午，林建厦的女儿林某某与同学被害人叶某某（殁年9岁）发生小摩擦。次日下午，林建厦得知叶某某未公开道歉，心生杀害叶某某之念。同月21日下午，林建厦携带事先准备的刀具，来到叶某某所在瑞安某小学教室，将其带至男厕所内残忍杀害。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认为，被告人林建厦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林建厦因女儿与同学间的小摩擦心生怨恨，蓄意报复行凶，携刀进入校园，杀害年仅9岁的小学生，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从轻处罚。
孩子之间的小矛盾，陪葬的是两个家庭。有人说，如果自己的女儿受到欺负，自己也会做出极端的事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场悲剧的另一方，也是一个失去孩子，悲痛欲绝的父亲。
在儿子被杀的当夜，叶先生就搬进了殡仪馆，陪着儿子，他在儿子遗体前许下诺言：不提赔偿、不接受道歉，不去伤害凶手家人；拿起法律武器，通过法律渠道，获得法院判处凶手死刑的结果，在这之前，自己不理发、不刮胡子。
他也真的在殡仪馆住到了2019年4月6日儿子正式下葬，把自己从一个年轻有为、斯文儒雅的企业家变成了流浪汉一样的小老头，这是一种特别的“复仇”方式。
如今，一切已经尘埃落定，这也许可以给叶先生心里带来一丝平静，毕竟，这是他预想的结果，“通过法律判处凶手死刑”。
然而，如果痛失挚爱，而凶手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一切是否会走向失控？而复仇之刃又会指向何方？
这，正是东野圭吾《彷徨之刃》所讲述的故事。
长峰重树是日本东京一位普通的技术人员，日常的生活乏善可陈，自从五年前妻子去世后，女儿绘摩就是他人生中仅有的希望和光之所在。
刚上高中的绘摩活泼美丽，她穿着父亲买给她的粉色浴衣和同学去看烟火大会，却因此被不良少年菅野、伴崎和中井诚劫持。
在父亲眼里，女儿是妻子留给自己唯一的珍宝，但在虽未成年，世界观却已完全扭曲的菅野和伴崎眼里，她只是一个“好正点”的性玩具。绘摩在被注入大量毒品后惨遭侮辱，最终导致心力衰竭死亡。
自己两天前还会开玩笑叫自己老头子的女儿，转眼间变成被丢在河里一丝不挂，死状凄惨的浮尸，父亲的悲痛可想而知。
“在实际看到女儿惨死的样子时，长峰还是声嘶力竭地嚎啕大哭。他的叫声和怒吼似乎永远停不下来。”
“为什么这孩子会碰到这种事……为什么要对那孩子下手？”长峰像是哀叫般喃喃自语，然后抬起头来看着织部。“她是被杀害的吧？”
对于父母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失去心爱的孩子更凄惨，尤其，当这种失去是由于孩子惨遭杀害时，他们往往更难接受这样的现实，甚至余生都会被挟裹其中，永远无法走出。
7月18日，距离江歌被害案1353天，江歌的母亲在微博写下这样的文字：“不算孕育，从歌儿出生到研究生毕业，需要26年，自从有了歌儿，我的第一身份是江歌妈妈，第二身份是我母亲的女儿，第三身份是江秋莲，而今我失去了一切。”四年多了，丧女之痛，依然泣心沥血。
然而，对于长峰来说，更残酷的事实是：将女儿活活折磨死的凶手，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长峰本质上是一个善良到有点愚钝的人，对于两个凶手，他的愿望也只是想让他们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憎恨和悲伤，要告诉他们绘摩遭到的不幸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让他们彻底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严重。
然而，即使是这一点也做不到。
根据日本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由于菅野和伴崎未成年，基本上判死刑的可能性为零，同时，基于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被公布。
这就意味着，长峰甚至有可能都无法见到凶手一面，最后的结局就是，凶手会在他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送法庭审理，然后被轻判，法庭给他的，只会是一个轻描淡写、难以理解的理由。
正如警察久冢所说：“菅野和伴崎被捕，经过形式上的惩罚后，立刻又可以重返社会，然后他们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接二连三的，还会有长峰绘摩变成尸体漂浮在河面上。”
这对长峰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他的怀疑显得合情合理，如果法律基于保护弱者的原则保护未成年的罪犯，那么同样是未成年人的绘摩，谁来保护连生命也被剥夺的她呢？而痛苦欲绝的受害人家属，又有谁顾及他们的感受？
这样的疑问基于活生生的现实，1999年4月14日，日本的山口县光市发生一件残忍的凶杀案。本村洋的妻子被一名刚满18岁一个月的福田（按照日本规定，20岁未成年）强奸杀害。
当时11个月大的婴儿夕夏一直在妈妈的旁边哭泣不休，福田将婴儿抛往别处，可是婴儿还是挣扎哭着，往已死去的母亲遗体处爬去。兽性大发的福田怕婴儿的哭声引起邻人的注意而坏了他的好事，于是将哭闹不止的夕夏从母亲遗体旁边拉开，重摔地面数次之后再用绳索勒毙。
在第一次开庭时，木村洋抱着妻女的遗照出庭，却被法官阻止。法官的考量是被害者的遗照会影响加害少年的心理情绪。而凶手穿着拖鞋出庭，只是简简单单一句“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就被法官认为已有悔改之意。
当时一审的判决是无期徒刑。跟台湾类似的是，日本并没有真的无期徒刑。基于当时少年法保护的情况，他顶多关个七、八年（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出狱。
绝望的木村洋在判决之后对着记者说：“我对司法很绝望。原来司法保护的是加害人的权益，司法重视的是加害人的人权。被害者的人权在哪儿？被害家属的权益在哪儿！？如果司法的判决就是这样，那不如现在就把犯人放出来好了，我会亲手杀了他！！”
因此，长峰在得知凶手的住处时，并未报告警察，而是决定孤身前往，掌握证据后摆在凶手的面前，然后质问他们。
然而，由于凶手有拍摄受害人录像的嗜好，长峰从他们的录像中看到了女儿被侵害时惨不忍睹的情景，被愤怒和痛苦折磨得要彻底崩溃的他，对着伴崎近乎疯狂地举起了复仇之刃。
“伴崎敦也却夺走了我这无可取代的宝贝，而且做法凶残疯狂，让我完全感受不到他的任何一丝人性。他把小女当作牲畜对待，不，甚至可说只是当作一块肉来处理。”
我一点也不后悔杀了他。如果你们问我这样就雪恨了吗？我只能回答，并没有。”
温柔敦厚的受害者变成了凶残的杀人犯，并且丝毫不掩盖杀人的事实和进一步杀人的打算，这令人惊讶的转变，在东野圭吾手术刀般精准冷静的剖析之下，几乎是一种残酷的必然。
按照一般的认知，法律最基本的作用，是用来惩戒犯罪，并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而舆论会本能地对受害者施以同情，同时憎恶施害者，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是普遍性的问题。最高检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披露，近年来，未成年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升。
2019年10月20日，大连13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男孩蔡某某将在同小区内居住10岁女孩小琪（化名）杀害，并抛尸灌木丛，未被予追究刑事责任。
2020年5月27日，陕西蓝田小学女生小花在校内遭4名男生侵害，6月1日，因四名男生均未满十四周岁，蓝田县警方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
一边，是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边，是相较于严重的犯罪后果轻微的司法处置，我们当然不可否认，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对他们的处罚更多是基于保护的目的，然而，如果没有做好配套的教育、警示，部分蠢蠢欲动的人，看到有的少年犯犯罪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误认为法律不会制裁自己，纷纷效仿，会导致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菅野和伴崎并非初犯，他们至少强奸了十三名女孩，造成两名无辜的女孩死亡，然而，他们没有丝毫悔意，浸满了受害者血泪的录像和照片一方面被他们作为炫耀的资本来传阅，另一方面成为要挟受害者的工具，甚至说“被他们强暴的女生如果自杀的话，就太幸运了。”
对于这样的人，轻描淡写的惩罚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震慑，让他们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上文中提到的福田事件中，福田在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这世界终究是由恶人获胜的，七、八年之后，等我出狱时，你们要举办盛大的party欢迎我啊。”
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正基于此，修法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呼声从未停止过。
长峰对着伴崎举起复仇之刃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他从纯粹的受害者变为一名加害者，也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舆论之下。
有人认为他是正义的复仇者，有人认为他不应该践踏法律，这些还都是正常的声音，然而，对于另一名受害者长晶的父亲鲇村来说，他几乎是被舆论逼着对菅野白刃相向的。
长晶没有任何过错，她只是被菅野和伴崎看中，惨遭强暴后绝望自杀，而她的父亲鲇村，在看到录像，得知女儿自杀的真相后，痛苦地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声。
当这样的痛苦被消费时，受害人家属遭受到的无疑是更残酷的二次伤害。
首先，《焦点周刊》的记者暴露了千晶和家人的信息，他们的悲剧被利用为吸引读者关心的工具，痛苦的记忆再次被揭开，鲇村遭受到了周围人群异样的目光。
紧接着，鲇村又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被邀请参加电视节目访谈，本以为这是一个为女儿伸张正义的机会，却被再次当成制造噱头的工具，辩论的双方根本没想过所谓的正义，他们只想着制造争议，提高电视台和杂志的曝光率，而鲇村就像被耍猴戏一样，成为了大家的笑柄。
被逼无奈的鲇村，最终做了和长峰一样的选择，即自我复仇之路。
大众因为猎奇关注受害人的状况，媒体需要话题吸引注意，这一切似乎都没错，然而，本来最该被保护的受害人和家属，却因此成了二次受害者，也正因为此，惩治犯罪变得越发困难，十三名受害者里，很少有人报案，她们宁可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也不愿站出来将犯罪者绳之于法。
在现实中，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只有7%遭受性侵的女性会选择报案，在美国，也有80%的性侵受害者在案发后选择了沉默。
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当然不是的。然而我们能去责怪这些受害人吗？显然不能，在这个人言可畏的世界，沉默，是她们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屏障。
毕竟需要被暴露、被审判、被耻笑的，是施暴者。
而舆论所做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长峰的报复之刃，一旦开启就没有彷徨过，虽然在和佳子的劝说下，他有过自首的念头，然而，“希望凶手受到严惩”，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过，即使身处于警察的重重包围，明知自己一旦开枪面临的就是死亡，长峰仍然在心里呐喊着：
“现在爸爸要替你报仇了，爸爸要亲手埋葬那个让你受苦、毁了你的幸福人生，还有夺走你性命的那个家伙。爸爸其实想用更残忍的手段杀死他，但是爸爸只想到这个办法，对不起！”
彷徨的，反而是和佳子与织也们。
和佳子作为书中的唯一的女性主角，代表了彷徨的大众，一方面，她曾经失去过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长峰的痛苦，所以她不但没有告发长峰，反而帮他寻找菅野的踪迹，但另一方面，她又本能地认为，杀人是不对的，报警是为了阻止长峰“摔得更惨。”
长峰在她的矛盾中，失去了最后复仇的机会，血染街头。
织也是警察的代表，作为距离犯罪最近的的人，他看到了菅野和伴崎们的残暴，受害者的凄惨无助，家属的呼天抢地，他内心一直都在希望长峰能复仇成功，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警察并非保护市民，警察要保护的是法律。”基于所谓的职责，他再三犹豫后，还是对长峰射出了致命的一枪。
正义并非绝对值，尤其是法律所代表的正义，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法律所代表的正义，其实是特定社会体系下，基于大多数人的价值认知而得出的一种妥协。
通俗地说，每个人内心理想的正义都是不同的，甚至可以是相反的，有哪部法律可以完美地诉诸正义，同时满足人们相左的意见？不过是大家商量商量每个人牺牲一点最后得出的结果罢了。
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无辜遭受不公甚至毁灭性打击，而现有的机制里又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时，个体的正义又该如何得到伸张？
这也是东野圭吾在这部作品里抛出的终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作家和身为读者的我们一样迷惘，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给出解决方式，在书本的末尾，深感无力最终辞职的久冢说道：“我今后还要继续寻找答案，所谓的正义到底是什么？”
而这，也正是我们读完这本书的感触，彷徨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那把复仇之刃，而是在道义和法律间迷茫和徘徊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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