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看到张德芬写的一篇文章，“给对方需要的爱很重要”，说她父母是两个很好的人，却没有好婚姻，母亲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然后就是没尽没了的家务，她家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头还干净。她父亲呢，也是好人，不抽烟不喝酒负责任，但这样的两个人，彼此都说在婚姻中很孤单。
这让我想到鲁迅和朱安——不是说这两对的性格多么像，起码鲁迅是抽烟的，这两对只有一处像，就是——朱安曾跟鲁迅的学生俞芳这么说过：“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我待他再好也没用”，像很多女人的心声。张德芬的母亲如此，我们这一代人的很多母亲都如此，甚至我们这一代都有很多人如此。
看朱安照片，倒觉得比想象的好看。虽然称不上漂亮，但小眉小嘴小身板若加以发挥，难保发挥不出那种我见犹怜的病态之美。罗素老先生说，须知差参多态，方是幸福之源。女人的美也一样，风味各异。只要不是歪瓜裂枣，都有美的可能。——但我为什么要说“比想象的好看”呢？
是因为，鲁迅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朱安是既丑且笨的。不爱一个人，他的言述哪怕隔着泛黄的字纸，都能让你觉得，对方不可爱。
先说朱安的“笨”，连鲁迅几个好友孙伏园、常维钧都说过，都是日常生活琐事，此不赘言。但正如容貌一样，“笨拙”也是可左可右的。倘若朱安被鲁迅宠爱，笨拙就可能反而给她加分，让她显得比机灵的聪明人更可爱，更值得保护和怜惜。
没有爱，一切都是错。有了爱，一切都有可能。
所以，想想朱安真是不幸，她在世时不被爱，然后因为不被爱，所有后世的人都觉得她不可爱，连我一个不相干的无聊人也要分析她的不可爱，以此赚钱。她真是很倒霉。若说朱安有什么不可爱，我觉得她最不可爱的地方就是她的思维，那是一种没有弹性的思维，永远都只有一个角度：我已经拿出我最好的，你若还嫌弃，那是你的错，我再没有办法了。
鲁迅曾让朱安学着写字，放小脚，这些都是鲁迅“需要的”东西，比“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更合乎心意，但朱安马上拒绝，她怕给人笑话，也觉得有悖世规。哎，亲爱的，你嫁都嫁了，还管世规干什么，老公的家规才是规。你看看江冬秀多聪明，她也是奉母命结的婚，也是小脚女人大字不识，但她就听从胡适的话，开始学识字，还像女文青那样地与胡适频繁通信。
其实，最考验一个人的，不是她如何与爱自己的人相处，而是她如何与不爱自己的人相处。爱是最好的润滑剂，把一切变得简单。而不爱，处处维艰，如何能在岩石的缝隙里开出花朵？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把一切归咎于对方，或者干脆认命。
认命是撇清的做法。认了命，就没自己什么责任了。但是一个认命的人有什么魅力可言？假如命运真的给了自己一个不爱的伴侣，并且没有离婚的可能，那我们还有一条路子，就是：回到自己来。
女人的婚姻幸与不幸，经常取决于命运。但这个过程是消极地熬着，还是积极地尽量风生水起，却取决于自己，抛开爱情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任何一个男人，都喜欢一个快快乐乐的老婆，这是人类趋光的本性。
还是说张德芬，她也曾用母亲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婚姻——每个人都曾不知不觉地学习自己的父母的方式，用于自己的生活——，但有一天当她在地板上苦哈哈地擦拭时，她的先生告诉她，这是我不想要的。很庆幸她有一个富于弹性的思维能力，于是她的领悟使她丢下擦了一半的地板。她看着地上那块抹布，觉得“像是看着母亲的命运”。
还听说另一个台湾女人叫叶怡兰，写了很多玩味生活的小书，采访者说她是一个“很年轻的时候便将享乐作为人生目的的女人”，“永远将自己，而不是男人、家庭、孩子摆在第一位的太太”。她与她先生19岁便相识，尽日价享受美食美景，关键的问题是，她的先生，却为此欢喜着。
朱安不知道，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蜗牛，苦哈哈地爬了一辈子，爬不到墙头。除了蜗牛，还有一类女人是大鹏，不但自己爽，还可以带着对方一起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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