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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和海上惯例》
很多人戏称韩剧有三宝：车祸、绝症、死不了。同样是以面对生死为题材的爱情电影，2014年的美国影片《星运里的错》却诠释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厚度。我相信几乎没有女生会在看完这部影片时欠下眼泪。身患癌症的女孩海蓁（Hazel）在绝症互助小组和男生奥古斯都（Gus）相识，开朗的男孩用一部近乎真实的小说《庄严的痛苦》打开了少女海蓁生命里的灰色天空。当两人追随着小说主人公安娜的命运在荷兰见到作者范·豪腾时，这个颓丧的因癌症失去女儿的作者丢给了他们一个哲学命题：追不上乌龟的兔子。这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芝诺悖论。后来男孩为了让海蓁懂得离别的意义勇敢的面对死亡，决定为自己提前举行葬礼。这时作者再次出现，又给他们出了另一个哲学问题：铁轨选择。
一个地方有两条铁轨，一条正在使用，一条已经废弃。有6个小孩在铁轨边玩耍，他们中有一个很守规则，呆在废弃的轨道附近，另外5个则违背禁令来到了正在使用的铁轨旁。火车开来了，司机必须做出选择，是压死5个不守规矩的小孩，还是牺牲1个守规则的小孩挽救更多的儿童。
实际上这是个经典的道德考验问题：电车难题，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他的著名公开课《谋杀的道德侧面》也提到过，不过形式做了一点调整。玩耍的小孩变成了作业的工人，火车变成了电车，但问题是相同的，为了挽救更多的性命你会做出转向的决定吗？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应该会说“是”的，因为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回答。
现在来看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同样是电车失控即将撞上5名工人的场景，但这次你不是司机而是站在轨道上方天桥上的一名路人。你的旁边有一个胖子也在向下张望。如果趁其不备把他推下天桥，他的身躯将正好落在轨道上把电车卡住，从而使远处的5人获救。这个时候你会把他推下去以换回5条生命吗？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一致的，“不会”！可是奇怪了！和刚才的场景相比，同样是1条人命换5条人命的选择题人们怎么会有不同的回答呢？
类似的对照问题还有。假设你是一名急诊室的医生，一次重大车祸后送来了6名伤者，其中一人伤势很重，5人相对较轻。如果抓紧时间照顾情况不是那么危重的病患们，可以救活5个人；如果全力解救重伤员，则只能救活1人，此时你作为医生会选择放弃救治重症患者而去保障更多的病人吗？在另一次抢救中，医院里同样送进来了6个人。其中5个人刚好需要不同部位的健康器官进行移植才能存活，一个需要肝脏、一个需要心脏、一个需要脾脏、一个需要肾脏，一个需要肺脏。而第6位患者的器官都是健康的，但是他发生了急性脑溢血，生命垂危。这个时候你作为医生会选择放弃对他的神经外科治疗，取出他的器官去救活另外5个人吗？这两个问题不用多想，你第一时间脑海中产生的答案也是多数人的选择。相信你又一次做出了相反的两个决定。
每个人心中肯定都能够作出一些解释来说明上述两组场景中前与后的设定是有所区别的，并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会倾向于不同的选择。这些解释肯定都是有道理的，但未必能够触及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这种分歧来自于人们评判道德的两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叫做结果主义。它以一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否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为标准衡量行为的道德性。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拾金不昧被认为是道德就符合结果主义。失主丢失了10元钱，捡到者得到了10元钱，从金钱角度来看似乎社会总效益没有改变。然而钱包中一同丢失的身份证、信用卡，对捡到者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却大大增加了失主的损失，完璧归赵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增加社会的总效益。即使丢失的只有金钱，拾金不昧的行为仍然可以鼓励其他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丢失事件中归还所得，这依然是有效益的。基于同样的道理，有些国家的社会规范中认可捡钱者保留一部分所得作为归还行为的回报，也是因为这样的道德许可有助于增强人们归还遗失物品的积极性，带来更多的社会整体利益。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结果主义中道德是可以计算的，舍弃小利换取大利是值得鼓励的。然而道德评判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利益计算也不总是能够获得认可。当交换的不是金钱，而是某种更高道德要求的内容，比如人的生命，人们的判断标准就会发生改变。这就是道德的绝对主义。绝对主义不关心结果，只注重过程。无论一个行为本身的目的多么崇高，结果的价值多么巨大，如果其过程触及到了一些行为禁区，它依然会被视为不道德。例如在最开始所举的电车难题中，转动方向盘这个行为会导致一个人死亡，推胖子下桥也会造成一个人死亡，但二者的行为过程并不相同。前者属于操纵电车，后者则明显是故意杀人，尽管都是为了救更多的人，人们的意识仍会察觉到其中的细微差异，并带来不同的选择倾向。理解了这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路怒症，因为封闭的车厢把人们的行为和许多后果隔离了。也许大家都开敞篷车的话，交通的戾气就会下降很多。
对过程进行合规界定同样是困难的，就像桑德尔教授给出的例子，当胖子趴在天桥边的时候，你不会推他；可如果他站在一个活动的桥板上，而这个桥板是否打开是由你手中的一个方向盘来控制的时候，你会转动方向盘救人吗？这个场景中的你和作为电车司机手握方向盘的你又有多大差别？如果你的回答依然是不会打开桥板，那就把这个胖子用一个封闭的箱子遮挡起来，同时把你移动到一个非常遥远的中控室。此时看到5个人即将丧命，只需转动方向盘，用一个你根本看不到的人的牺牲就可以解救他们，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也许有人已经要迫不及待的表达反对意见。用这样人为设计的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例子去考察道德有什么意义呢？简直是没事儿找事儿。没错，这样想的人很多。苏格拉底的好友卡利克勒就曾经劝苏格拉底说：“放下哲学争论吧！别在那些模棱两可的语句中浪费时间，你该看看真正生活的人们的东西！”这段话是不是很像胡适的名言“多说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代表了人们对待道德标准问题的第三种态度：怀疑主义。其观点简单明了：复杂的问题既然存在了那么久都没有答案，还总是讨论它干吗？真正值得怀疑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对于道德的理解，上述三种论点都有大师的支持。杰里米·边沁赞同结果主义，康德赞同绝对主义，而亚当·斯密和休谟则倾向于怀疑主义，由此足见道德评判问题的复杂。不过在普通人当中，对待道德问题就和对待其他疑难问题一样，持怀疑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哪怕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想不清就不想了”，这就是一般人的态度，而这就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本质上是对复杂问题的回避。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场合中，回避是成立的，甚至是很有效率的处理原则。但是有一个领域却无法回避，那就是法律。人们曾以为种种极端道德考验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但不幸的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仍然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1884年5月19日，一艘叫做“木犀草号”的澳大利亚小型游船从英国埃塞克斯出发前往悉尼港。7月5日，当小船行驶到南大西洋好望角西北方向约2000多公里的位置时，天空中突然阴云翻滚，风雨大作。这艘单薄的小船完全抵抗不住肆虐的狂风，瞬间沉没，四个船员逃到了救生小艇上。幸存者包括船长杜德利、大副斯蒂芬、精干的老船员布鲁克斯和一位见习的年轻船员帕克，当时他仅仅17岁。
情况非常窘迫。幸存者们虽然熬过了风暴，却面临着生存的绝境。小艇只有十三英尺长，上面仅有两听罐头，更要命的是没有任何淡水。在头两天中，身体尚可的船员们努力坚持仅仅分食了一个罐头。两天后他们幸运的迎来了一场降雨，暂时收集了一些饮用水，但很快就喝完了。为了获取食物，他们试着去抓鱼，但一无所获，不过稍后捕获了一只海龟。这个大猎物让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把另一个罐头也吃了，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能在这里抓到海龟，就有把握再次获得猎物。可是事与愿违，一周之内，什么东西都没有抓到，那只海龟除了壳以外已经全部被吃干净，缺水也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们的嘴唇开始变黑，身体开始肿胀，有些人已经喝下自己的尿液，但仍远远不能解渴。大家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彼此间怒目而视。
20号夜里的时候，四人中身体最弱的帕克实在无法忍受口渴的煎熬，偷偷饮用了大量海水，结果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逐渐变得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他告诉同伴们自己偷喝海水的事实，海员们都知道这种行为等同于自杀。三个年长的海员此时尽量安慰帕克，不过他们心中清楚帕克已经彻底完了。斯蒂芬可能也偷喝了点海水，他的身体在稍晚些时候也开始虚弱下来，不过他喝海水的量少一些，所以衰弱的程度略轻。很明显，如果情况继续这样持续下去，几个人都必死无疑。杜德利甚至已经写好了遗书。
漂流的第十九天，船长杜德利终于忍不住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求生办法：抽签决定杀死一个人，以其尸体作为食物挽救另外3个人。对于这个计划，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犹豫不决，至于帕克早已陷入昏迷，所以这次表决没有成功。到了7月25号，杜德利再次劝说斯蒂芬和布鲁克斯：帕克这个样子肯定活不成了，他一定会先死掉。他并没有任何家人，而我们三个是有家庭的，为了我们的家人还是动手杀掉他吧。眼看着周边始终见不到救援船只的影子，三个成年船员求生的欲望最终让他们动摇了。虽然布鲁克斯还是反对，但斯蒂芬同意了杀人计划。这次不用再抽签了，杜德利在祷告之后，动手杀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男孩帕克。
靠着帕克的尸体和血液，三个人又坚持了四天，最后被一艘法国帆船蒙蒂祖玛号救起。该船正从智利驶往汉堡，当帆船返航时，途径英国法尔茅各斯港，在这里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上了岸，并立刻以谋杀罪名被拘捕收押。他们的事情经过报道，成了当地众人关注的热点新闻，而对这则离奇故事中三位杀人者的罪行，人们的看法则尖锐对立，这让他们即将面对可能是历史上最难抉择的审判。
当时的诉讼背景是，内政大臣哈考特爵士经问询总检察长、副检察长和王室法律官员后，确定以谋杀罪名起诉三人，但是普通民众则一边倒的支持被告无罪。因为在那个时代，遇难时吃人的尸体求生是被社会习俗接受的，而且在水手们多年自发形成的具有事实法律性质的海上惯例中，也是支持三人的做法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由陪审团做出裁决，极有可能会宣判被告无罪。
于是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所谓特殊裁决，在这种方式下，陪审团将只负责认定哪些事实能被法庭接受，至于有罪判断则由法官完成。最终，法官依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驳回了辩方关于被告适用于紧急避难规则的意见，判决三人谋杀罪名成立，处以绞刑。但是为了照顾汹汹民意，法庭又立刻提请维多利亚女王特赦三人死罪，改判为拘禁6个月。特赦的申请人正是起诉的发起人哈考特爵士。
哈考特为什么扮演双面角色呢？因为在这个道德与法律的判断难题中，从绝对主义来看，杜德利三人当然是有罪的；但从结果主义来看，杜德利他们的行为又是可以接受的。于是英国法律体系通过特赦的方法巧妙地做到了既对三名罪犯做出有罪判决，保障司法尊严，又进行了特殊司法援助，纾解了民意压力。从此英国正式确立了一个传统，任何人的任何求生需求不得对抗其他人的生存权力，延续了多年的海上惯例被该判例彻底废止。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案成了此后所有法律专业教学中必然引用的经典案例，人们对其引出的法律争议至今仍未停止，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讲解的《洞穴奇案》中进一步加以介绍。
道德的争论虽然没有给出确定结果，但这不代表对其思考没有真正的价值。回到节目最开头的电影当中，作家提出的两个哲学难题让海蓁找到了解脱自己心灵枷锁的两把钥匙。对于乌龟何时追上兔子，海蓁在给男友的悼词中这样说：0和1之间有无穷多的数字，你在我有限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和永远，我感谢你！而对于铁轨难题，电影的名称“星运里的错误”这句来自莎士比亚戏剧的格言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海蓁和奥古斯都或许只是不走运的被安排在了命运火车的错误轨道当中，但现在这不再重要了。星空的错误无法改变，爱情和释然却能给我们最美好的星语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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