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5年
韩灭郑：最弱的战国七雄
公元前375年，韩国国君韩哀侯消灭郑国，吞并了郑国国土（都城在今河南新郑）。
郑国是个小国，但是来头很大。第一位国君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正经的周王室成员。春秋时期，郑国打着周天子旗号，干了不少兼并小国的事，比如说殷商后裔的戴国（在今河南兰考）就是被郑国吞并的。可到了战国，周天子威信扫地，没人再听天子号令，全凭实力说话，郑国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韩国就一直憋着劲要消灭郑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韩国定都于平阳，也就是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韩国的地盘比另外两家要小很多，而且韩国夹在赵、魏、秦、楚几个大国之间，扩张有心无力，只能往郑国所在的黄河南面发展。
韩国毕竟实力有限，灭郑之路很坎坷。韩第一次伐郑，在公元前423年，此时韩国的诸侯地位，还没有得到周天子承认。韩氏宗主韩武子带领韩军，直接击杀了郑国国君郑幽公。郑国人拥立幽公的弟弟姬骀继位，是为郑繻公。公元前408年，韩武干的儿子韩景侯伐郑，攻占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年，郑国反击，在负黍（今河南登封）打败了韩军。在这一阶段，韩国有胜有败，明显还没办法吞并郑国。韩式子、韩景侯父子，开始做出战略调整，先后把都城迁到了宜阳、阳翟。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离郑国非常近。一旦出现机会，韩国可以很快调动军队攻入郑国。郑繻公对韩国的动作感到很担忧，决定主动出击。公元前400年，郑燸公发兵围困了韩国的新都城阳翟。韩景侯恰好在这一年死去，可以想象，郑国估计给韩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然而，郑繻公这次没能夺下阳翟。韩国保持住了对郑国的压力，胜利的天平慢慢开始向韩国倾斜了。
首先，郑国发生了内乱。公元前398年，郑国国相干阳被杀。根据近几年整理的“清华简”记载，子阳是被政敌太宰欣杀死的。两人分别属于郑国驷氏、军民两个长期执政的大家族。《吕氏春秋》说，子阳这个人执法很严厉，他有一个仆人不小心折断了弓，怕受到子阳的处罚，于是先动手杀死了子阳。太宰欣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子阳仆人的畏罪心理，指使他杀死了子阳。子阳死后两年，太宰欣杀死郑燸公，改立郑幽公的另一个弟弟姬乙，是为郑康公。郑国的大权完全落在了太宰欣的手里。郑国内乱之后不久，负黍之地叛乱，投降了韩国。郑国曾经在负黍击败韩国，现在韩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负黍。不过，在公元前393年，楚国伐韩，占据了负黍。虽然负黍得而复失，但是对韩国来说，只要负黍不在郑国手里就是好消息。
其次，魏、楚爆发战争，无暇插手韩、郑之间的事务。公元前375年，郑国依附于魏国，轻视韩国。郑国没想到就在这一年，魏国为了保证顺利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发动了对楚战争，开始进攻大梁西南方的榆关。韩国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发动进攻。郑国因为仗着有魏国保护，毫无防备，很快就亡于韩国之手。韩国终于实现了灭郑的梦想。灭郑第二年，韩国将都城迁至郑国谷地，从此韩国也被称为郑。
吞并郑国，并没有改变韩国的弱小，史书里有很多韩国挨打的记载。比如说在前369年，魏国进攻韩国，在马陵（今河南范县）击败韩军。前358年，韩国又输给了秦国。这都说明韩国还不具备抗衡其他大国的实力。韩灭郑，还带了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在郑国人申不害的主导下，韩国开始进行变法。申不害是郑国人，早年只是一个小官。郑被灭后，申不害遇上不甘现状的韩昭侯，才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申不害属于法家“术”的一派，主张国君用权术去驾驭臣下，进而牢牢抓住权力。郑国国君太弱，郑康公只是太宰欣的傀儡，根本用不上申不害这一套。韩昭侯就不一样了。有一次韩昭侯睡觉，手下的官吏替他盖衣服。韩昭侯醒来，问是谁盖的衣服。身边人回答说是典冠（管理帽子的官吏），韩昭侯叫来典冠和典衣（管理衣服的官吏）骂了他了一顿，因为典冠越权，而典衣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申不害的方法就是让官员猜不透君主的心思，不能搪塞君主，只能尽职尽责地干活。这种方法有利于君主专制，但在增强国力上收效甚微，韩国依然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
结论：韩国灭郑，扩大了疆域，但是仍是七雄中最小的国家。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改革，使韩国得到振作，短暂摆脱了受大国欺凌的局面。受国土狭小，列强环伺的地理条件限制，韩国最终成了七国中第一个被秦国吞并的国家。
韩国灭郑国，正式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59年
商鞅变法：商鞅败了，秦国胜了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为了富国强兵，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是看到孝公的求贤令才来到秦国的，在此之前，他是魏国国相公叔痤的家臣。当时的魏国，李悝变法的影响还在，商鞅结合李悝的主张，钻研法家思想颇有心得。公叔痤看重商鞅，向魏惠王举荐，但魏惠王并没当回事。后来公叔痤去世，商鞅在魏国更没前途了。正赶上秦国招贤，商鞅就带着李悝的《法经》，来秦国碰运气。通过大臣景监的引荐，他见到了秦孝公。
也许是想要试探孝公，商鞅并未立刻把法家思想搬出来，而是先说道家“帝道”和儒家“王道”。然而这两道虽好，在诸侯争霸的战国，却不能让秦国快速拥有称霸的实力。所以孝公听得昏昏欲睡，还责备景监怎么引荐这么个没用的人。直到第三次见面，商鞅才讲到法家的“霸道”和强国之术。他跟孝公说，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得把权力抓在国君手中，所以不能让贵族自己治理封地内的百姓。没有军功的贵族，应该降为普通的地主和富人，唯有军功才能加官进爵，这样才能鼓励人们为国征战。
秦孝公听了这些，眼睛都亮了，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兴国之策。他越听越感兴趣，不自觉地凑到商鞅面前，两人一连谈了好几天，孝公初步决定，按照商鞅的主张进行变法。但是他明白，这一变非同小可，向贵族要特权，要属民，要封地，他们能答应吗？于是孝公把变法的想法拿出来讨论，果然引来一众反对。尤其是甘龙和杜挚，他们认为分封施行了几百年，一直都挺好，秦国遵循古制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改变呢？商鞅回应说，社会已经变了，不能一味地效法古人。商汤和周武王，就因为没有遵循古法，所以才兴商、兴周，而夏桀和商纣王，就因为不改变礼法才招致灭亡。反对的大臣们，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商鞅逐渐占了上风。他看到孝公还有些犹豫，就对他说，要变强，必须改革。犹豫只会一事无成。孝公经此一说终于下定了决心。
为了体现变法的坚决，商鞅提前造了个势。他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国都南门，宣布谁能把他移到北门，就赏千金。有人半信半疑地去搬了，果然得到五十金的赏钱。商鞅这么做，就是要告诉大家，他立的规矩，不是闹着玩的，不管是赏还是罚，都要依法办事。声势造得差不多了，商鞅就按部就班操作起来。最开始，他只是客卿的身份，后来孝公又让他当了左庶长和大良造。官职升高，权限变大，商鞅的变法也逐渐深入。开始集中在发展农业和商业，后来改造民众的基层组织，后来就取消了贵族的分封制，将全国土地按县规划起来，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新法实施一段时间后，各级贵族怨言很大。这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就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所以按理应该依法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储君，不能罚太重，就处置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被罚割了鼻子，公子贾脸上被刺了字。处置的第二天，怨声载道的人们就不吭声了，新法也比较顺利地推行下去。但商鞅因此得罪了太子。后来孝公去世，太子登基为秦惠王。他一即位，公子虔马上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正恨商鞅呢，也不问青红皂白，下令通缉。商鞅见形势不妙，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国边境，却住不了旅店。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住店的人要出示路条或者身份证明，如果违法收留，自然会被治罪。如果碰巧收留的是逃犯，那这个人多大的罪，自己就多大的罪。真是挖坑埋自己了。他走投无路，只好逃到魏国。但因为他之前诱擒过魏国公子，魏国不肯收留。逃到商邑，又被秦惠王派兵剿灭，最后兵败身死。他的尸首被拉回秦国，当众车裂。
结论：变法最大限度集中了秦国的资源和财富，激发了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他们“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步调一致地服从集体意志，使秦国成了兵营。这些都让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迅速脱颖而出，并为最后统一六国铺平了道路。
公元前355年
齐威王改革：一鸣惊人的君王
公元前355年，齐威王任命邹忌为相，开始在齐国推行改革。
邹忌最早是因为琴弹得好，受到齐威王赏识，被留在了宫中，但邹忌的才能远远不止于此。有一次，齐威王正在弹琴，邹忌推门进屋说，琴弹得好啊！齐威正手按住剑，生气地说，你都没仔细观察，怎么知道弹得好。邹忌说，大弦缓慢温和，就像国君；小弦高亢清亮，就像国相；手指勾弦有力，松开轻柔，就像政令；琴声和谐，就像四时一样，所以说弹得好。齐威王松开按在宝剑上的手，说你很懂音乐。邹忌说，不止音乐，治国的道理都在这里面。邹忌这个人向来善于用举例、比喻来提出建议。比如说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就是邹忌举自己被身边人蒙蔽的例子，提醒齐威王注意别人对他的蒙蔽，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下令所有指出自己问题的人都可以受到奖赏。正是认识到邹忌这一特点，齐威王见到邹忌仅三个月，就任命为国相，辅佐自己匡正得失。邹忌出任国相之后，选拔品德高尚的人才，防止小人掌权。邹忌还非常重视法制，设立严刑峻法，杜绝贪赃枉法的行径。如果发现不合格的官员，严格淘汰，使得官员不敢欺压百姓。
另一边，齐威王做了甩手掌柜，政事全交给臣下处理。齐国大夫淳于髡为此很着急。淳于髡一贯能言善辩，他打算旁敲侧击，提醒齐威王一下。淳于髡对齐威王的劝说便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故。齐威王很快便开始改革，他最为关注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齐威王叫来即墨大夫，赏给他封邑一万户，因为他治下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土地开垦充分，百姓也很富足。齐威王又斥责阿大夫使土地抛荒，百姓贫困，还贿赂齐威王的亲信给他说好话。齐威王下令，烹杀了阿大夫和所有夸过阿大夫的人。这一举措，立下了榜样，从此齐国官员人人专心政务，齐国由此大治，二十多年没有受到别国入侵。
通过齐威王君臣的努力，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不过，齐国还有一个隐患，那就是军队太弱。齐国军队怯懦是出了名的，甚至鲁国这种小国都曾经击败齐国。幸好在前355年，魏国给齐国“送”来了大军事家孙膑。孙膑是春秋时的名将孙武的后人，早年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就邀请孙膑到魏国来。实际上，庞涓不是请老同学帮自己，而是嫉妒孙膑的才能，要害孙膑。庞涓盘算着，如果孙膑到魏国做官，肯定会抢走自己的风头，如果孙膑去其他诸侯手下，那就是魏国的心腹大患，所以一定要除掉孙膑。孙膑一到，庞涓立马找了个罪名，给孙膑施了膑刑和黥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脸上刺了字。受刑之后，人们才开始叫他孙膑。在当时的社会，身体受过刑的人都会遭到歧视，庞涓处心积虑，就是要断绝孙膑做官的路。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后齐国使臣来到魏国，孙膑决定趁此机会逃到齐国。于是孙膑暗地里拜见齐国使者。交谈之中，齐使发现孙膑是个人才，就偷偷把他带回了齐国，引荐给了齐国将军田忌。孙膑就此做了田忌的门客。最后孙膑得以被齐威王发掘，还是因为后世广为流传的“田忌赛马”。
对怯懦的齐国军队来说，孙膑用兵重谋略，可以让下等马也发挥作用，是主帅的最佳人选。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齐国连续击败如日中天的魏国。齐国从此走上了称霸之路，齐威王成为了齐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
结论：齐威王任用邹忌整顿吏治，任用田忌、孙膑统帅军队，使齐国实现富强，成为当时的顶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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