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侵占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是怎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东北人民又是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已有很多文字述及，本文仅从日本的视角，来介绍一下当时日本的内外政策及苏、美等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1929年至1930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称“大萧条”，在日本国内则把其称为“经济困难”。当时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集中到什么程度呢？在中国东北（当时习惯把中国东三省称为“满洲”，为叙述方便，本文沿用这一叫法）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资。除了苏联在北满的铁路及附属投资外，满洲几乎都是日资的垄断市场，满铁公司更是日本的摇钱树。
日本满铁公司办公大楼
由于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不买日本人的账，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要了他的命。张学良因此更恨日本人了，1928年末宣布易帜，加入国民政府，还引进了与日本矛盾的英、美资本，着手建设威胁日本满铁所垄断的铁路与港口，表现出明显的抗日倾向。
当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为经济危机而焦头烂额时，社会主义苏联却蒸蒸日上。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飞速发展，国防实力得到加强，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因此大受鼓舞，也极大地鼓舞了与苏联接壤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抗日民族运动，甚至影响到了日本国内的革命运动，从而加深了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感。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内阁和经济界主张首先要把恢复国内经济放在第一位，在国际上，尽可能与与英美协调，并接受其财政援助；对与中国的一些纠纷，也尽量通过政治渠道解决，避免武力干涉。
军方极力鼓动战争
但陆、海军却极力反对政府的基本方针，特别是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强硬派认为，如不重视满洲的局势，早日把它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一步再以此为根据地，痛击“赤化发源地”苏联，就不能挽救日本的危机。
为此，他们认为，首先必须革新国内体制。于是，就暗中组建起名为“樱会”的小组，并与大川周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联合，企图鼓动陆相宇垣一成在1931年3月发动政变，以建立军事专制政权。因宇垣一成中途变卦，政变流产。由于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事件也秘而不宣，于是他们就放心策划战争计划，并企图首先发动战争，再在国内制造非常局势，以发动政变。
1931年7月，陆军省发表包括对朝鲜增兵的军制改革方案，接着又改变了关东军的配备，临战体制准备就绪。
在这期间，军部和政府利用在南满吉林省万宝山村地区引发的朝鲜农民与中国农民的冲突（7月）事件，以及所谓的军事侦察员中村震太郎大尉被东北军杀害的事件，大肆渲染“日本生命线满蒙的危机”，并向国民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另外，在8月4日的师团长与军司令官会议上，陆相南次郎还暗示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至此，在军方，不仅少壮派军人，就连陆军部也都做好了战争准备。
那么政府的态度呢？在1931年8月举行的执政的民政党大会上，若槻礼次郎首相鼓吹备战：“中国所采取的处理办法，如有不当或非法者，为保卫国家的生存，不惜任何牺牲都必须决然奋起。国民不能放松在这方面的准备。”
8月31日，政友会党魁格森在领导成员会上发表的“满蒙调查团”报告也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的状态”，“为使日华关系恢复到合理地位，确信有待于国内的发动”，其他领导成员也承认了这一点。
总之，从政府、执政的民政党到在野的政友会、军部，都认定在不久之后誓将发动侵略满洲的战争，他们为此而做着准备，并朝这个方向引导国民。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为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满洲事变”。这个计划事前甚至都未告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然而，本庄繁很快便为该事变背书，并使其合法化。同日，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根据关东军的请求，做好了运送弹药和出动军队的准备。21日发表消息说，林铣十郎亲自决定派一支4000人的军队，越过国境进攻满洲。对于林铣十郎擅自决定出兵的做法，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竟然也同意支出这笔出兵费用。
尽管日本政府支持军方发动“满洲事变”，但表面上却屡次声明不再扩大事变。然而，战火立即蔓延到整个东北，至次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
苏、美反应
首先我们看看苏联的态度。9月18日晚事变发生不久，即为苏联政府所获悉。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召见日本驻苏大使，表示对事变“严重不安”，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解释。
事变发生时，斯大林正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讨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
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件一无所知，负责中国事务的加拉罕也是一头雾水。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媒体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
日本人意欲何为？在没有搞清楚其真实意图前，决不能轻举妄动。第二天，斯大林即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引者注）争吵起来”。这就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之后，苏联政府两次致函日本政府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
那么美国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当时在满洲采访新闻的多国记者相信，如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列强提出强硬的抗议，甚至就是美国单独提出，就足以使日本从沈阳撤兵。
国际联盟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时，正值国际联盟第12次总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将此事件向国联起诉，然而，国联在英、法等国的操纵下，一开始就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纵容态度。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才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5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国际联盟大会现场
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直到1932年10月2日，才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和日本东京、中国南京三地同时公布。
《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简称《李顿报告书》)，偏袒日本，得出的结论不是制裁日本武力侵略，恢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建议由列强共管中国东北，提出了实行国际共管下“满洲高度自治”的荒谬主张。
但是报告书没有承认满洲国，认为满洲国是中国领土，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现在的政权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
日本对于“李顿报告书”表示完全不接受，鼓吹“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日本政府于12月19 日发表反驳书。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倾向于支持满洲国独立，全国132 家报纸共同发表宣言，支持满洲国独立。
国际联盟理事会从1932年11月21日开始审议报告书，12月6日又召开了全体大会。12月8日，在联盟大会上，日本首席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做了被称作“十字架上的日本”的强硬演说，强烈反对《李顿报告书》，但未得到各国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谴责日本，并根据《李顿报告书》，通过了把中国东北作为各国共管的自治领土的决议，劝告日本撤出东北。根据该报告作出的决议，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42对1（日本）获得通过。
在表决失败后，日本代表松冈洋佑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关于中日纷争问题，我们愿意和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到了极限。”最后说了一句日本话——“撒哟那啦”（再见），便退出会场。
1933年3月28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国民的动向
战争刚开始时，日本国民还不至于支持在满洲发动战争。例如，在关东军主力第二师团总部仙台市，有个军国主义团体叫“满洲青年联盟”，召开煽动战争狂热的演说会，听众不买账，起哄把演说人问得无言以对。又如，东京帝国大学殖民政策学教授矢内原忠雄，与同事内村鉴三像反对日俄战争一样，出版学术著作，迂回地批判了满洲事变，该书拥有很多读者。在知识分子当中，虽然也有很多同样的批判者，但因为当时作为广泛传播信息的无线收音机处于政府管辖之下，报纸与杂志因政府严厉检查，也无法将批判战争的言论与文章公之于众。
仍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则公开反对战争。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日共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协工会会员数，1931年末注册有一万人，至少还有5倍于此数的人在其影响下。日共及其领导的这些力量勇敢地反对战争，有时还成功地将反战传单散发到兵营或军舰上。但由于他们提出的口号过激，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打倒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的内战”、“维护工农祖国苏联”等等，且对不提拥护苏联，打倒天皇制的反战与和平的要求，都指责为替帝国主义辩护，企图以此来组织与发展国民的反战与和平的要求，因而最后响应者寥寥。
劳农大众党（以原日本劳农党为主的中间派的合法无产政党）最初也是反对战争的，但不久就缩回去了。社会民众党与总同盟两个政党从一开始就支持战争。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国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狂热的战争支持者。当时前往中国的出征部队是从日本全国各地抽调的，这些出征军人的亲朋挚友都为他们的凯旋而祈祷，民众相信战争对日本是不可避免的正义行为。另外，由于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日本国民也为自己国家的前途而惴惴不安。
好战的日本军队
随着战争的开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的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政策，以军需产业为首，经济趋于活跃。至1932年初，只有日本先于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经济危机，到1933年，甚至还趋于繁荣，这也成为了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堪。先是基于军人的压力，民政党若槻内阁于当年12月被迫辞职；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刚成立，即再度禁止黄金出口，并做出积极推进战争的姿态。
但右翼势力对这届内阁仍不满意。1932年2、3月间，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最高领导人团毅磨，先后被有青年军官参与的民间右翼团体“血盟团”杀害。5月15日，一伙海军军官与陆军士官学校学生，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首相。这一事件标志着政党政治的结束，开始了以军人、官僚、政党联合执政的“举国一致内阁”的政权形式。
此后，日本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从1931年的14.77亿元增加到1934年的21.63亿元。其中增加最显著的是军费，军费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由1931年的30.9%，提高到1934年的43.6%，而在同期欧美诸国的占比率只有20%左右。可见，日本迈向全面战争的步伐在加快。
主要参考文献：《日本历史》[日]井上清著，闫伯纬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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