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十一章//武装反抗 寻找新路（续1）
八七会议
7月22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后，立即投入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负责会议的主要报告和《告全党党员书》的起草。
一个初来乍到的俄国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具体问题两眼一抹黑，而且还不懂汉语，由他来起草中共中央会议的主要报告，这恐怕是中国革命特有的现象了。瞿秋白把许多材料译成俄文，然后由罗明纳兹根据翻译材料进行起草，写完后瞿秋白将它译成中文，遇到什么问题，两人再一起磋商。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尽快把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集中到汉口来开会。
此前为防备汪精卫武力清共，中共中央已采取紧急措施，把群集在武汉的大批干部迅速疏散，秘密转入地下。在短时间内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开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8月6日，仍有部分中央委员未到汉口。
形势紧迫，罗明纳兹与留汉的中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商议后，决定不再等待，第二天即召开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栋俄国人的住宅召开，史称“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21人，分布如下：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察委员2人；共青团中央委员3人；湖南省委代表1人；中共中央军委代表1人。另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纽曼（德国人）、洛蜀莫娃也参加会议。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会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经过；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简短扼要。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论述和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同国民党关系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等问题。他的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和代表了那个时期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接下来，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指出：国民党已经与我们决裂，我们不能再退让了，南昌起义就是新方针。现在主要是从土地革命中创造出新的力量来，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策略原则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注意揭露汪精卫的假面具，团结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在斗争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瞿秋白在报告中要求追认临时中央7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并向会议宣读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3个草案，交付会议讨论。
完报告完毕，大家开始热烈讨论。
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初步总结了武汉政府时期党的工作经验教训。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经过认真讨论，会议原则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和《党的组织决议案》几个文件。
八七会议旧址，图左为旧址外景，图右为会场。
罗明纳兹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说，中央之所以会犯这些错误，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成份，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坚定性，机会主义地曲解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要对全党进行改造，实行领导干部工农化。
为此，八七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为政治局委员，在这9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名是曾从事工农运动的干部，他们是：苏兆征、向忠发、彭湃、王荷波、顾顺章。张国焘、李立三、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第一次进入中常委。
罗明纳兹把持的八七会议，一下子让如此多的工农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反应了共产国际用人政策的调整。
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共中央里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多，工人成分太少。还在4月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罗易已遵照共产国际指示，专门邀请工人领袖参加会议，以此改变知识分子在党内“一统天下”的局面。
随后召开的中共五大，罗易秉承莫斯科旨意，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由原来的9人增加到31人。新中央委员中有17名工人，其中工人领袖苏兆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和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企图通过加大中央委员会工人成份的比重，纠正和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
八七会议进一步把工农出身的干部比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罗明纳兹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
共产国际之所以把瞿秋白推出来，一是因为瞿秋白强烈反对陈独秀，否定了陈独秀之后，自然要选一位陈的反对派主党。二是因为瞿秋白曾旅苏三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彭公达任湖南省委书记，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回湘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即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这些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对此，罗明纳兹是有功劳的。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会议结束后，以瞿秋白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向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会议精神以及新的斗争策略，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此后各地武装起义“群雄四起”。与此同时，中共正式转入地下，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及时确立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各项秘密工作原则，建立严密有序的地下交通网络，确保党组织散而不乱；出版地下刊物，向敌人展开新的斗争。
南下受挫
南昌起义前，加仑已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占领汕头，接运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重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加仑，同意他的意见。随后决定拨给南昌起义军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因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向南昌移动，前委决定起义部队按计划立即南下。
起义部队没有休息，也没有进行整顿，甚至来不及等候一些正在赶来的部队的到达（包括在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队伍、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8月3日，以朱德带领的部队为先遣队，即分批撤离南昌，沿赣东经临州、会昌、寻乌入粤，向东江方向前进。
8月5日，周恩来向中央写信，报告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后，随部队离开南昌。此后，前委中断了和中央的联系。
起义军踏上南征的道路后，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
国民党军队虽派系林立，为争夺地盘常常兵戎相见，但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他们却高度一致，都想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起义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喘息未定，敌人便尾追上来，起义军只得马不停蹄地转移再转移，负伤的、牺牲的、病倒的、逃跑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原来就勉强参加起义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5000多官兵离开了起义军，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又带700多人叛逃，部队减员很大。
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离开宜黄不久，在距瑞金30里的壬田，与敌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这是起义军南下后打的第一仗。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敌军被击溃，经瑞金向会昌退却，起义军乘胜占领了瑞金。
8月30日，起义军向会昌钱大钧部发起进攻，一鼓作气占领了会昌，毙、伤、俘虏敌军600余人，钱大钧率残部3000余人败逃。这是起义军南下途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福建长汀，周恩来给中央写了第二个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的战斗经过。他在报告中写道：
“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10日内即能运到汕头方好。
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报告辗转半个月后，才送到上海中共中央处。
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对攻取东江的计划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讨论。经过争论，在随贺龙二十军参加起义的苏联顾问库马宁（因没有及时收到不能参加起义的指示而随军）的支持下，确定了“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的方案。
事后证明，这一分兵决策极不明智，使敌人得以从容地在沿线集结强兵，对起义军迅速失败有着直接的影响。
起义军离开长汀后，沿汀江继续前行，进入广东。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粤东大埔县三河坝。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梅潭河汇成韩江的合流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了分兵：由朱德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锡勋率3000人留守三河坝，阻击由梅县而来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的侧翼；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主力8000余人继续南下潮汕。这样便把全军最具战斗力的二十四师与二十五师分开了。
9月23日，进军潮汕的部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顺利进入潮州，次日又占领了汕头。
汕头是起义军南下的重要目的地，占领汕头后，曾想在这里站住脚跟，有一番作为，然后再图发展。
25日，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奉党中央之命，从香港赶到汕头，在大埔会馆召开会议，向前委的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求起义军取消原来所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将部队开赴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人离开部队回上海，起义军的一切事宜由周恩来全权负责处理。
起义队伍在汕头完成了政治方向的重大转型，但也耽误了向揭阳地区的集中。而此时的国民党追兵也已判断出起义队伍有南下与海陆丰农军会合的意图，遂调集重兵扑向潮汕地区。蒋介石指令驻守广东省的李济深第八路军约2万多兵力，分三路围剿起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汕头很快失守了。
从汕头撤退后，10月2日，部队到了普宁县流沙镇。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躯主持召开起义军领导人的最后决策会议，史称“流沙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敌人已经追上来。起义军边打边撤，至乌石地区又遭敌军伏击，起义部队被截断，指挥机关被打散。周恩来、贺龙、叶挺指挥部队奋起还击。由于战士们数昼夜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加之新败之余，军心受到严重影响，部队逐渐失去控制，陷于混乱，很快被冲散了。
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在当地党组织护送下，分别通过海路转移到了香港。
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也不幸被俘，被国民党囚禁了8个月后，才获释回国。
第二十四师余部12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于10月7日到达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以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打起苏维埃旗帜，创建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驻守三河坝的朱德部队，与数倍于己的强敌激战三天三夜，大量杀伤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起义军在激战中也损失很大。朱德和周士第研究后，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去潮汕追赶主力。
南昌起义前的朱德
然而，当朱德、周士第带领部队赶到饶平县北部上饶镇茂芝圩后，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200余人，才得知主力已在潮汕失败，部队也被打散的消息。
10月7日上午，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等问题。经过激烈讨论，认为再下潮汕已不合适，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界地区转移，把一些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交给饶平地方党组织分散安置，送给当地党组织一部分枪支，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
南昌起义落下如此结局，共产国际当然不满意了。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后，布哈林受共产国际主席团委托，于10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中央，认为：“叶挺和贺龙军队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未能与这些农民暴动结合起来并依靠他们。”
布哈林此话实在有推托嫌疑。共产国际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仍死抱着国民党这面旗帜不放。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旗帜，在群众看来，“已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其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所以，打着国民党旗帜，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南昌起义部队，并不受暴动农民待见。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汕头工人称南昌起义部队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刘伯承更为肯定地说：“暴动时因要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起奋斗，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这确为主要原因。”
此后，朱德率领仅有不到千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在山区周旋，然后秘密隐入军校老同学范石生部。从范石生部出走后，又率部发动了湘南起义，集结起近万人的队伍，杀奔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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