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派遣罗明纳兹到中国的决定最早于1927年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6月20日经过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后决定“立即派罗明纳兹同志去武汉”。
7月23日，罗明纳兹带着助手德国共产党党员纽曼匆匆赶到汉口。他“伪以基督教徒的身份为掩护”，“住在基督青年会”。
当天晚上，罗明纳兹就找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高加索的格鲁吉亚。
这位斯大林的同乡，外表帅气，高鼻梁，蓝眼睛，细高个，虽不到30岁，但看上去脸上却有刀刻一般的皱纹，似有饱经风霜的阅历。
1917年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11月至12月，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四大”，在此期间，与旅俄并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瞿秋白（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首次“相遇”。
不过，那时他们谁也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更想不到几年后的此刻会在中国武汉再度相见。
罗明纳兹带来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29岁的罗明纳兹怀揣着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在见到瞿秋白和张国焘后，“开门见山”地指出：
自己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中央工作。
接着他“态度异常严厉”地宣称：
中共中央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生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
他表示，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依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领导工作。
张国焘一听罗明纳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头上，心里极为反感。当场就与罗明纳兹发生了争执，使谈话陷于僵局。
对于同共产国际代表打交道比较多的瞿秋白来说，罗明纳兹给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但是，由于鲍罗廷在庐山期间，与他谈到过新来的国际代表“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等情况，所以，他心里多少有些思想准备。
不仅如此，在庐山鲍罗廷还与他冷静地分析过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为了让莫斯科能够继续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不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为了使中共党员今后还能够继续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失败的责任必须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以及各个驻华代表来承担。
因此，听了罗明纳兹的话后，瞿秋白比张国焘冷静多了。
经过瞿秋白的调解，张国焘与罗明纳兹都平静了下来。
接着瞿、张向罗明纳兹请示需要紧急处理的南昌起义问题。
他们说：
已到九江的周恩来，正在按计划动员兵力，组织起义，要求中央立即指示起义的方针，如领导起义机构的名称、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等；苏联是否会给以款项、军火、物资及军事顾问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当谈到这些具体问题时，罗明纳兹显得十分茫然，声称要请示莫斯科。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顿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代表来，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起义就没有主意了。
针对罗明纳兹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知之不多的情况，瞿秋白又单独与罗明纳兹进行了长谈，尽其所能地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如：
中共中央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要不要公开批判陈独秀、确立政治上的新路线与维持组织上中央威信等等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还有如何尽快制定和落实中共中央的新路线，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南昌起义，以及面临的其它尖锐斗争问题。
经过瞿秋白介绍，罗明纳兹总算对中国情况多了一些了解。
在罗明纳兹提议下，7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常委会在汉口一所住宅秘密召开会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加伦、范克等人与会。
会议讨论了两件大事：
南昌起义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南昌起义是“五人临时中央”已决定的计划，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时明确表示同意。会上对南昌起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决定。
但是在召开紧急会议问题上意见却不相同。
立即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是罗明纳兹来华后的首要任务。
罗明纳兹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态度“非常坚决”，使瞿秋白对他的印象很快改观。
此时瞿秋白已被增补为临时常委，并被安排担任起草和翻译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草案等一系列重要工作。
在筹备和召开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事实上已成为罗明纳兹的重要助手。
“七一五”后，随着党组织转入地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多从原来公开、半公开的住址搬到了汉口天津路22号的德林公寓。这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三层公寓楼房。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此居住。
周恩来到九江后，瞿秋白及杨之华还有李维汉、邓小平等都秘密居住在此，筹划挽救革命大计。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头从德林公寓步行到离此处不远的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的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原拟7月28日举行，后因故推迟至8月7日。故史称这次紧急会议为“八七会议”。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到会的只有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一共21位，加上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三人。
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结束。
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他当时名叫邓希贤，年仅23岁。
他是冯玉祥反动后，被其从军队中驱赶出来的政治工作人员之一，于6月底经郑州抵达汉口，被安排在中央秘书厅做政治秘书工作。
他在会前三天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共呆了6天。
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
入场后，不能再外出，夜晚不顾酷热，挤在房中席地而卧，以干粮、面包为食。
房主人吩咐，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在罗明纳兹亲自提名下，会议最后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等9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他与李维汉、苏兆征一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作为三人常委之一，瞿秋白由于得到罗明纳兹的支持而成为主持中央工作的新的主要领导人。依照惯例，这一新的人事安排很快由共产国际认可并生效。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会议。
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转折关头，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共同成为中国革命航船的掌舵人。
作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刚到中国时，口口声声表示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然而仅仅过了十几天，他却选择了典型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作为自己的政治搭档。
这种人事安排的历史因素在哪里呢？
主要是瞿秋白本身具有罗明纳兹需要的多种特质。
他懂俄文，曾先后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担任过翻译和助手；他有才华并对共产国际忠诚，罗明纳兹此时最需要一个可以直接对话、互相交换意见的中共中央高层同志，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可以依赖、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的高级助手兼翻译，瞿秋白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选。
此外，通过八七会议表决，罗明纳兹也发觉瞿秋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得票为第三)，表明他在中共党内是享有较高威信的。
瞿秋白在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两方面的支持下成为中共党的领导人。
此后，这个书生领袖和文人政治家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顶着千钧重压，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战争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同罗明纳兹一起共同犯下了“左”倾盲动错误。
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如星星之火在不少地方燃起，但这并不表明革命的形势在高涨。
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
然而，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是过分强调武装进攻，却使党在政治上没有很好地控制党内早于八七会议时就已产生的“左”倾情绪；没有看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事实，没有根据不同情况组织策略上的退却和必要的进攻，而是强调中国革命的“不断高涨”性，提出“起义打倒武汉政府，起义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起义为死难民众复仇，起义没收地主的土地”等起义口号，并组织一些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和城市起义。
由此将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发展成为全国总起义的方针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迁回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一方面强调要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同时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因而党的总策略是继续进攻，是可以综合各地的起义发展成一个总的起义。
为了保证总起义政策的实行，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罗明纳兹意见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又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并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的负责人给予了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形成了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并行的局面。
接着，11月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党，从而使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情绪发展至盲动错误。
当时也许共产国际代表并不赞同罗明纳兹的指导，如正在中国的佩佩尔在给莫斯科的信中指出：
近来在党内也存在着所谓的盲动主义的危险，它是对党的以往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反动…正确的思想是，只有工农革命才是摆脱中国目前混乱状态的唯一出路。
这种思想被错误地解释成：
只有起义，只有起义这一招儿是群众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武器，而不管力量对比、不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地方上的具体状况如何。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起义不是群众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顶点、顶峰，而是应当取代其他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方式。
接着，1928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也指出中国党出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病症”。
她说，在革命斗争中存在盲动主义和恐怖主义错误，“许多党员完全错误地理解恐怖手段，不仅用来与公开的敌人进行斗争，而且用来强迫群众”，“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不愿参加发动的消极农民”。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犯“左”倾盲动错误是有其缘由的。
首先，在中国革命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关头，要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与历史大局的要求相比，瞿秋白与罗明纳兹的领导素质还存在明显差距。
1927年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才28岁，罗明纳兹也只有29岁，他们年轻，再加上缺乏领导实际工农运动的经验，因此在担负特别时期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领导工作时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与历史转折时期对政治领袖人物的要求相比，瞿秋白与罗明纳兹都缺乏应有的沉着和冷静。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反右时忽视了防止“左”，以致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急于复仇的狂热、拼命和冒险情绪不仅没有很好地控制，反而深受感染。与此同时，受莫斯科“左”倾指导思想影响的罗明纳兹也有一股冒险情绪。
于是瞿秋白的“左”倾情绪与罗明纳兹的“左”倾指挥一拍即合。
再次，八七会议后，全党开始对大革命时期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进行清算，理论上的清算是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共同进行的。
针对“二次革命论”是中央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错误的理论依据和基础，瞿秋白提出了“一次革命”论，罗明纳兹提出了“无间断革命”论。
尽管瞿秋白的“一次革命”论与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在理论表述的层次、对象、目的、侧重点等方面均有不同，但二者对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所作的过头表述，蕴涵着他们相近的思想，以致产生了强烈的理论共鸣。
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接连发表理论文章，宣传罗明纳兹的“无间断革命”论，宣传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的等错误理论和策略。
“左”倾理论、“左”倾情绪加上“左”倾指挥，于是各地起义遂成盲动之势。“左”倾盲动错误使党的力量进一步受到损失，白白地付出了许多无谓的牺牲。
瞿秋白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也发现了问题，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就“论武装起义政策的意义”发出第二十八号通告，指出：
各地党部在指导起义或规划起义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
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地主张“起义”，无往不是“起义”，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不是认真的准备起义，而是玩弄起义”。
1928年2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批评党的盲动倾向。
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在城市与乡村中发动起义，反对玩弄起义。
这个决议在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方面起了积极作用。4月下旬该决议案传到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下令制止全国各地“左”倾盲动错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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