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理由为:一是在其一党政府的名义下,事实上各地方实力派依旧是各霸一方,与南京的关系复杂微妙;二是其党内派系纷争严重,反蒋派与拥蒋派斗争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之势。
一、编遣会议的幕后
尤其是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夺得党、政、军大权以来,凭借军事实力分派权力和用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各派势力的倾向日益突显,不仅使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多侧目而视,就是众多自视为国民党元老的老党员和许多对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有着相当抱负的年轻党员,也都对蒋介石极端反感与不满。
在他们看来,党权无论如何都应当高于军权,否则就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理想的严重亵渎。
蒋介石并非不想成就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但他的军人出身和战争经验使他相信,非实现统一则不能顺利建国,而要实现统一就要把握住枪杆子。听任地方实力派保持割据状态,容忍党内各派系你争我夺,中国照样还会是一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旧模样,权力仅及苏、浙、皖、赣、闽几省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实际地位。
因此,北伐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想的首先不是如何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去厉行党治,而是如何才能顺利达成,“削藩",即取消各地方实力派实权的目的。
北伐结束时,除属于中央军的蒋介石第1集团军和刚刚易帜过来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四大政治分会的主席。
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掌握着第2集团军,据有绥远、陕西、甘肃、河南、山东5省,有8个方面军21个军53个师,另5个旅。
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掌握着第3集团军,据有山西、河北、察哈尔3省及平津2市,有9个军25个师,另8个独立旅。
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掌握着第4集团军,据有湖南、湖北2省和冀东地区,有16个军62个师。
另外,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掌握着第8路军,据有广东、广西2省,有5个军21个师。
加上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国民政府属下的总兵额已达到272个师,超过220万人,年需经费30.43亿元。仅从财政开支的角度,就必须要进行裁兵,因为国民政府财政全年的收入只有40.50亿元,严重入不敷出。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北平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了祭告典礼。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为襄祭,李宗仁等各集团军重要将领及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与祭。祭典的两篇祭文均以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一篇内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谨派蒋委员中正致革命最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前",另一篇内容为“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前"。
当第3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代蒋介石读完祭文后,蒋介石借冯玉祥、阎锡山趋前恭谒孙中山遗容时,"泣不能忍,放声大恸",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同事、门人、继承者当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典礼刚一结束,蒋介石就在随后举行的谈话会上提出了他的《军事善后案》,强调北伐成功后,当今最要紧的就是统一军政和实行裁兵。
他的方案是,把全国300个师 裁掉250个,留50个,每师1.5万人。全国共保留军队80万人。
裁兵的办法：
将全国分为12个军区,各区按比例编遣,每个集团军占1个军区,其余8个军区由中央控制。这个方案明显地是要削弱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军力,以加强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控制8个军区,加上第1集团军再占1个军区,不仅中央政府掌握的军力大增,而且作为中央军的第1集团军分散在9个军区里按比例编遣,要裁的兵也不多。
相反,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自只能保留几个师,这当然让他们难以接受。冯玉祥首先表示反对,主张裁兵要裁枪支不全、虚弱不堪、纪律不佳和训练太差者,否则把别人的军队裁掉,把自己的军队留着,太不公道。
李宗仁、阎锡山随即附和,蒋介石的方案因此未能通过。11日,蒋介石又提出《军事整理案》,主张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等,由上述人员及参谋长、参谋次长合组全军编遣委员会,择各集团军精锐者编为50-60个师,全国军队统一编制,打破原编制,轮番易教。
此举意在将军权统一到中央来,削掉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的军权。它自然再度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讨论两天亦不得结果。14日再开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裁兵意见书》,强调裁兵与否已成为国家存亡之关键。最后大家妥协,一致同意在8月召开五中全会再来解决裁兵原则问题。
8月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统一后的二届五中全会。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通过整理军事案和政治分会虚存案。
整理军事案制定的几项原则是:
(1)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2)全军军队数量必须在最短期间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得超出百分之五十:(3)军事教育必须统一,各军、各地不得自设军官学校;(4)裁兵计划必须与化兵为工、移兵垦殖、实行良政相结合。
对于这些原则,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不宜公开反对,但具体到军队收缩问题上时,各方还是争吵不休。
在1929年1月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冯玉祥提出了“三有三无加齐全”的数留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者编,无革命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不全者遣。据此,冯玉祥主张:第1、第2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8个师,归中央直辖。
对此,阎锡山认为不妥,他的方针是各集团军平均编裁,即第1、第2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6-8个师,余6-8个师由中央直辖。蒋介石这回的策略是尽量调和各方的意见,着重引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放弃兵权,到中央来担任军政部长、内政部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虚职,最终取消政治分会的设置。
在蒋介石的协调下,会议在1月17日终于通过了《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分设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1编遣区和按照地区划分的5个编遣区。
中央、海军和第1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南京;第2编造区属冯玉样的第2集团军,办事处设在开封;第3编造区属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办事处设在太原;第4编遣区属第4集团军,办事处设在汉口;第5编遣区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办事处设在沈阳;另外为川、滇、黔、康4省另设一个第6编遣区。缩编后的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为8个旅,炮兵为16个团,工兵为8个团,总计兵额为80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各集团军均保留11个师,中央可控制3个编造区。而根据《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的规定,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国民政府将下令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等,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宫。
这样一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军事大权至少形式上被剥夺掉了。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颇难接受。他们很快从相互争吵转为相互同情,对会议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大纲通过归通过,大家却没有办法就具体开始编遣工作取得一致意见。随着阎锡山回了太原、冯玉祥不辞而别,会议不得不在25日宣告结束。
冯玉样、阎锡山和李宗仁的抵制,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迷信枪杆子的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杀鸡儆猴。这个时候,阎锡山的晋军远在山西、河北、察哈尔和平津地区,对南京中央政府威胁不大。冯玉祥的西北军横陈于绥远、陕西、甘肃、河南、山东一线,兵力集中,背靠晋军,在北伐中又战绩卓著,不少部队有战斗力,单靠第1集团军用军事办法来解决颇感困难。
这时最容易对付也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李宗仁的桂系势力。桂系这时控制了广西、湖南、湖北和冀东等地,一方面对南京中央政府威胁最大,另一方面兵力又相对分散,因为其全部20余万人里面,仅被隔绝在冀东者就有3个军另2个独立旅,且其中相当部分并非广西兵,而是不久前归顺的唐生智旧部。鉴于此,蒋介石迅速准备制订在军事上解决桂系、夺取两湖控制权的计划。
蒋介石采取的是激怒桂系的做法。他首先向桂系任命的湖南省主席、江西朱培德的旧部鲁涤平表示善意,进而开始通过江西陆路向鲁涤平输送武器弹药,进行收买。鲁涤平接受蒋介石的武器弹药,不能不使桂系深感威胁,因为湖南一旦为蒋介石所控制,桂系的力量马上就会被腰斩。身在武汉的胡宗锋、陶钧和夏威3位军长得知此消息后，未与仍在南京的李宗仁商量,就怒不可遏地于2月中旬策动武汉政治分会撤了鲁涤平的职,另委任唐生智旧部、第35军军长何健为湖南省主席。
与此同时,武汉政治分会还指派第15师师长夏威、第52师师长叶琪率军入湘,要根本解决鲁涤平的第18师。
武汉政治分会的做法,给了蒋介石对桂系动武的口实。因为以武力方式强行任免地方官,违反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限的规定和编遣会议上所作出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的规定。
蒋介石据此首先派人去上海,请出一年多前被迫下野的唐生智,要他派代表带巨款到天津去“活动",让其旧部李品仙和廖磊在中央政府兴兵时倒戈。同时,蒋介石为防止广东政治分会到时候会站在桂系一边,假意欢迎李济深到京调处,结果是把他押到汤山软禁起来,再用重金收买了广东的陈济棠,以陈济棠替代了李济深的位置。
蒋介石甚至还大胆地把工作做到了武汉政治分会的内部去。他得知桂系驻湖北的3个军中,只有第7军是中坚,军长夏威和官兵多是广西人,其他第18军、第19军军长胡宗锋、陶钧都是湖北人,且陶钧是被破格提拔起来的,第7军中一些资格老的军官对此意见很大。
因此,蒋介石首先想到去拉拢胡宗铎和陶钧,密派人许以第4集团军司令和湖北省主席等职务;遭到拒绝后,蒋介石转而根据密报,用金钱去收买了新任15师师长的李明瑞和57师师长杨腾辉。李明瑞自恃在北伐中战功赫赫而不被重用,不但对胡宗铎、陶钧有意见,对李宗仁也有意见。于是,他在与表哥俞作柏商量后,很快即表示愿意倒戈。
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秘密活动之后,蒋介石于1929年3月21日发表了《关于湘事之声明》,以武汉政治分会不顾中央编遣会议决议之规定,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且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为由,指责桂系破坏政治统一和中央威信。
随即,蒋介石下令调徐州的刘峙、蚌埠的顾祝同、兖州的缪培南、庐州的朱绍良、新浦的将鼎文、扬州的方鼎英、芜湖的曹万顺、寿州的夏斗寅等,组成第1集团军战斗序列,集中在潜山、太湖、黄山、九江一线,由何应钦任参谋长,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向武汉推进。同时,蒋介石还下令朱培德指挥江西的军队西攻武长路,截断桂军南路,下令冯玉祥手下的韩复,指挥第3路军,由豫南向南挺进。
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免去了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的职务,要他们听候查办。他还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致电各政治分会、各省市政府,宣布:"查中央第189号会议议决,各政治分会延至3月15日以前裁撤。自即日起停止开会,结束裁撤,并将结束情形呈报备案。"
1929年3月15日,是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召开的日子。但这个大会从一开始就在国民党内部遭到相当多人的抵制。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原有委员和候补委员80多人,除了被开除的中共党员和亲共的左派外,这时还有50余人,他们都是大会的当然代表,却有一半以上没有出席大会,原因就是多数人对大会持强烈抵制态度。
除桂系委员以外,以广东国民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改组派反对的态度最为激烈。改组派坚决反对蒋介石为加强所谓中央权威,以所谓“从未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为标准,主要用指派和圈定的办法来挑选三全大会的代表。
但蒋介石这时已转而和胡汉民携手,对此不为所动,完全控制了三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召开后,各种极端言论自然甚嚣尘上。有代表公然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不要太拘泥于证据而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凡经省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
此案虽未成立,但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仍旧坚持,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加以限制;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否则不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等。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自然不会宽容任何反对派。会议很快通过了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停止顾孟余党籍3年,书面警告汪精卫等决议,并且顺带将李宗仁、白崇禧开除出党。
改组派的斗争遭到明显的挫败。
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在南京刚一闭幕,蒋介石马上就展开了讨伐桂系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的军事讨伐一展开,蒋介石的幕后活动马上奏效。冀东李品仙首先倒戈,唐生智赶到天津重新统领旧部,白崇禧不得不只身泛海南逃,与逃往上海的李宗仁一同经香港转回广西去指挥作战。武汉的胡宗锋、陶钧指挥柱军分5路迎战中央军于鄂、豫、皖、赣交界处,正面由胡宗铎的第19军担任,右翼是陶钧的第18军,左翼是夏威的第7军。
而夏威恰好生病住院,将第7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明瑞。3月30日,蒋介石下达了攻击令。4月2日,中央军进到刘家庙后,李明瑞即指挥左翼的15师和57师向西北撒至花园、孝感一带,并公开表明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胡宗铎、陶钧的态度。胡宗锋、陶钧见此急忙下令全军退往鄂西方向,武汉遂告陷落。21日,胡宗铎、陶钩、夏威3人被迫通电下野,余部全都被缴械改编。
解决了湖北的桂军后,蒋介石马上就打电报给广西的黄绍竑,令其将李宗仁、白崇禧扣留后交南京国民政府查办。黄绍竑自然不会听命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决定孤注一掷,指挥广西的桂军沿西江东下进攻广州。蒋介石这时又成功地收买了湖南的何健,任命何健为讨逆军第4路总指挥,率湘军进攻桂北;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沿西江进军广西。
同时,他还用军舰运李明瑞、杨腾辉部溯西江而上。至6月间,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政策下,还未经过大规模激烈交战,桂军就不战自溃,几乎全军覆灭,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被迫逃往香港。
这边桂系刚刚被打垮,那边改组派又举起了“护党救国军"的大旗,想要兴兵讨蒋。汪精卫、陈公博等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张发奎和7月7日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的俞作柏。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拉开序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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