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讲为了国家迅速强大，选择了与重工业发展优先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本章讲述什么样的财政体系，才能支持计划经济的顺畅运行。（共4316字，阅读需要12分钟）
财政管理思想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改革开放前，财政管理体制一直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统一领导，指中央通过统一财政政策、收支计划、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将全国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地方不得自行其事。
分级管理，指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各方一定的财权，以调动其积极性。我国在1952、1954、1958、1971年，数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下放财权，但未达到预期目的。
高度集中
财政管理体制
计划经济是通过行政命令、计划指标配置社会资源，财政为国家筹集运用资金，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预算管理体制。
是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
放权，一大批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
集权，一大批企事业单位上收中央。
建国后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频繁上收下划，本质是财政权力的调整。
在预算外资金安排上，将一部分财政性资金由地方自收自支，满足某些需要，但比例不大。
税收管理体制。
在税收立法权、解释权集中于中央，地区只能制定某些具体执行办法。
税目、税率调整权，以中央为主，中央是税收管理的主导者。
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财政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概括就是：利润全上交，亏损国家补，投资国家拨，福利按工资比例提。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
基本建设支出居财政支出首位，财政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投资主体。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有多次改革尝试：
195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隶属财政部，专门办理基本建设拨款。
1958年试行投资包干体制。在年度确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度基础上，将基本建设投资交由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自行安排、包干使用。
工程竣工之后投资如有结余，仍留给建设部门和单位另行使用。同年，建设银行被撤销。
1962年恢复建设银行；
1970年建设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
1972年，恢复建设银行建制。
这一时期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没有突破财政按国民经济计划无偿拨付基建投资模式，建设银行几经沉浮，只是专门办理财政基建拨款部门。
该体制的弱点是：基本建设投资责、权、利脱节，缺乏约束机制。
基建投资项目由计划部门审批、立项，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财政部门按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国家预算，安排基本建设支出，将资金拨付给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根据审批的基建计划，为建设单位提供资金，并监督资金使用。
建设项目成功，皆大欢喜；一旦失败，计划、财政、建设银行很难单独承担责任。
权力和责任必须是一致的，做多大事承担多少责任。
当时，看似每个部门责任都很大，实质上每个部门都不用承担后果，大家对出现不好的结果自然有无数托词。
因而，争项目、争投资、基本建设规模失控，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顽症。
非税为主
财政收入体制
传统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推动工业化建设，只能降低消费、减少支出，大量进行积累：
1.农副产品的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价差利润转移给城镇工商业部门和城镇居民。
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城镇职工低工资制度，这种制度，为国家财政集中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可能。
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按规定的价格将剩余农副产品卖给国家，统一供应给城镇工商业部门、城镇居民。
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降低了工业的原材料投入、商业营业成本，也降低了工商业的劳动投入成本。
国家统一掌管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压低工资降低劳务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商业、农业获得的利润，通过财政统收，集中到国家手中，形成了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
中国财政凭借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收入机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长时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
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20多年间农民承担了“价格暗税”。城市职工收入26年（1952—1978），平均工资只增加了170元，农民收入到1978年也只有130多元。
2.企业创造的利润基本都上缴国家财政。
压低农副产品和工资，企业获得高利润基本都上缴国家财政，自主支配财力有限。
1950—1978年,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企业财务管理体制虽多次调整，但财政收入的主要机制基本未变。
“一五”时期，工业企业在完成计划指标后，可以分别从计划利润、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企业奖励基金。
1954年开始，超计划利润40%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主要用于发展生产，一部分用于职工福利。
整个“一五”时期，共提取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留成21.4亿元，占同期企业收入的3.75%。
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一五”时期拨付的四项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和40%的超计划利润为基数，国家核定各工业部门的利润分成比例，再由企业主管部门按具体情况核定企业留成比例。
1963—1965年调整时期，恢复一度取消的企业奖励基金制度。
1968年以后，取消企业奖励基金制度，统并为职工福利基金。企业奖励基金制度的废除，使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
1978年恢复企业基金制度。规定企业完成国家各项指标后，可以按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
主管部门或企业还可以从超计划利润中再提取一定比例企业基金，并恢复了职工奖金制度。
3.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亦由财政集中。
在经济性质上，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消耗的价值补偿，应留给企业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
建国初，大批国有企业新建投产，还未进入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时期，固定资产折旧，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有一定合理性。
但后来大量国有企业设备老化，技术改造力量不足，生产经营陷入困难，留下了隐患。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变。
4.国有、集体经济税收收入居次要地位。
在1950—1978年的财政收入机制中，税收地位、作用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非税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公有制内部分配不需要税收。
1958年在部分城市搞“利税合一”试点，试图取消税收，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但“非税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加之极“左”思潮冲击，税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功能被贬低、甚至否定。
1973年的税制改革，以合并税种，简化税制为重点，只剩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等为数不多的税种。
1956—1978年期间，企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2.45%,而税收收入占46%。
当然，税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地位，也与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附属物，企业纯收入是以利润形式上缴财政，还是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都无关紧要。当时，也不存在发挥税收功能优势客观经济条件。
事无巨细
财政支出体制
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财政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企业部门财务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财政的基层环节，包括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
1.国家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
传统财政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生产建设型财政，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建设拨款，居财政支出首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40%。
高额基建拨款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甚至有的年份先确定基建盘子，再安排其他支出。
各单位基建拨款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速度。因此普遍存在“投资饥饿症”，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成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除基本建设拨款外，国家财政还承担为国有企业供应流动资金的任务。流动资金分为定额、非定额流动资金。
定额流动资金为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非定额流动资金是企业季节性、临时性资金需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主要由财政无偿拨付。非定额流动资金几经变革，主要由银行供应。
2.财政支出负担沉重。
在传统财政支出运行机制中，除承担国防、外交、行政经费等支出外，还包揽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负担沉重。
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国家财政筹集资金，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系。这些社会事业主要由国家举办，财政负荷沉重。
国家财政实际上承担国有企业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离退休金等由企业支付，与财政拨款无异。
这种社会保障，随着人口增加，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扩张，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3.在传统体制下我国财政运行机制评述。
推动计划经济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建国到1978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挫折，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稳定金融物价。
建国后面对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工人大量失业，部队仍在扫清残敌、开支浩大，新生的国家政权还不巩固。
统一财政，在很短的时间，国家经济秩序好转。
凭借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运行机制，为国家筹集资金，投资、兴建、改造大批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
并配合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体所有制经济。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机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1950-1978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累计达5621.56亿元，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全发展，为新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条件。
4.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的适用性
高度集中的财政运行机制，在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弊病逐渐显露。
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运行机制，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压抑了各地区、各部门及各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低工资为基础的财政机制，使国家财政几乎集中了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所有纯收入。
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并包办了各项社会事业，难以适应经济事务的丰富性、多样性，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益。
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957—1977年的20多年间，城镇职工工资基本没有提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1978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133.57元，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
国家利用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制，积累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
1970年工业总产值已占全社会总产值的60%(而1950年这一指标为27.9%)。“重经济建设、轻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整体贫困。
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了长远利益，在一定时期内，做出一些牺牲可以理解。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会对人们生活造成伤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初衷。
财政运行缺乏规范化。30年间中国财政运行体制变动频繁，地方收支指标、分成比例、包干数额都由中央审核一年一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当然，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曾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
财政调整、变革,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
预告： 财政调整为计划插上飞翔的翅膀。但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特点，要求必须对国内所有制进行调整。下期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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