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刘知远建立后汉。
后汉，一个是指光武帝刘秀建立的“汉帝国”，另一个是指五代十国时期的“汉”。不过，从知名度方面来看，后者给前者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史学家为了区分，一般将前者称为“东汉”，所说的后汉，一般就是指五代时期的后汉。
后汉，五代时期第四个中原王朝，开国皇帝刘知远趁着后晋灭亡，几乎是在一片混乱之中白捡了一个江山，但江山失去的也很快；从建立到灭亡，前后也就不过三年时间，究其原因，还得从刘知远的发迹之路说起。
刘知远是一个沙陀族人，其奇特的长相与汉人迥异，“面紫色，目睛多白”，但他本人早已汉化，身后早就没有任何沙陀背景。他出身贫寒，要想在乱世之中出人头地，最好的捷径唯有从军。于是，他就加入了河东晋国李嗣源的部队，但也只是一个大头兵，真正让他飞黄腾达的人是石敬瑭。
后梁明贞五年（919年）十月，晋国与后梁在魏州德胜寨大打出手，时任河东左射军使的石敬瑭被梁军伏击，所骑战马的铁甲被击断了，眼看就要成为梁军的俘虏。关键时刻，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他，后来，化险为夷的石敬瑭自然是对刘知远感恩戴德，“敬瑭是以亲爱之”。当时石敬瑭已是李嗣源的女婿，不免在老丈人面前经常为刘知远美言几句。后来，李嗣源兵变称帝，刘知远更是青云直上，当上了牙门都校。虽说官还不是很大，但比大头兵强多了。刘知远是个聪明人，知道石敬瑭是自己的命中贵人，因此是鞍前马后的为石敬瑭效劳。
后唐应顺元年（934年），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攻至洛阳称帝，将闵帝李从厚赶走了。而李从厚就投奔姐夫石敬瑭了，但是，他的侍卫却想诛杀石敬瑭，以夺取石敬瑭的河东之地。不过，刘知远提前知道了阴谋，就先下手为强，杀光了李从厚的侍卫，又救了石敬瑭一命。从此，刘知远更是得到石敬瑭的重用，被任命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军队总司令了，一举跻身河东核心决策层。
石敬瑭占据河东，为天下第一大藩镇，这让唐末帝李从珂非常担心，就下诏让石敬瑭交出河东到郓州当节度使。刘知远就劝石敬瑭“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我们占据了好地盘，兵强马壮，如果起兵讨伐李从珂，完全可以夺取天下，怎能听从一纸诏书就自投虎口呢？不过，以石敬瑭的精明，就算没有刘知远的劝告，也不会接受新任命。
于是，石敬瑭就与后唐李从珂正式翻脸，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获得了契丹的支持，打败了李从珂，当上了后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当时，割让燕云十六州，刘知远是强烈反对的，虽然石敬瑭没有采纳刘知远的建议，但也知道刘知远是出于对自己的忠心，反而更加器重他。刘知远骁勇善战，深得将士拥戴，指挥河东军民抵抗唐军，“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最终击溃唐军主力张敬达部。
儿皇帝石敬瑭
石敬瑭建立晋朝后，天下并不太平，只好四处讨伐；刘知远坐镇京城，手握重兵，严厉治军，“宿卫诸军无敢犯者，由是众皆畏服”，保证了大后方的稳定。
当然，作为臣子，无论对皇帝多么忠心，只要功高震主，必然会招致猜忌。当刘知远的实力和威望与日俱增，就渐渐地让石敬瑭寝食难安了，因为一旦刘知远有异心，祸起萧墙，必然会危及石敬瑭的人身安全。但石敬瑭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杀了头号功臣刘知远，只能想法子剥夺刘知远的兵权。于是，刘知远先是被调离京城，出守许州，可屁股还没坐热乎，一年之后就被调到宋州当节度使了，加了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虚衔；又过了一年多，刘知远又改任邺都留守。石敬瑭的用意非常明白，就是既不让刘知远在京城培植势力，又不给他在地方藩镇积蓄力量的时间。
虽然石敬瑭处处防备刘知远，但是天下并不太平，一个是干爹契丹对中原虎视眈眈，另一个是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对石敬瑭不满。原来，当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认契丹耶律德光为爹，让安重荣觉得是“此晋之万世耻也！”曾上表怒斥之。石敬瑭为了防范安重荣，只好重新起用刘知远，天福六年（941年），刘知远被调到天下第一大藩——河东，出任节度使，从太行山西侧严密监视安重荣。
刘知远主政河东，算是摆脱牢笼，一飞冲天了。不过话说回来，石敬瑭和刘知远是一起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兄弟，有三十多年的感情，只要刘知远不踩红线，石敬瑭还是愿意以兄弟视之。后来，当石敬瑭快咽气的时候，还想着把刘知远调回京城，出任辅政大臣。只不过新即位的石重贵忌惮刘知远的强悍，便把遗诏给压了下来，“齐王（石重贵）寝之”，刘知远“由是怨齐王”。
刘知远担心被石重贵猜忌，招致杀身之祸；而石重贵也害怕功高震主的刘知远造反，自己可不想当第二个李从珂。两人心里都明白，彼此都是对方追求辉煌人生的绊脚石，但也都不敢轻易向对方发难，大家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对石重贵来说，只要你刘知远名义上还认我这个皇帝，我也不主动招惹你；而对刘知远来说，只要你石重贵不剥夺我的兵权，我就尽心尽力地在河东一线阻止契丹人南下。后来，当石重贵与契丹翻脸了，耶律德光决定与后晋决一死战，刘知远是拼了老命死守河东，契丹人只要进入河东，就被刘知远给揍得鼻青脸肿，动辄斩首数千级。当然，刘知远也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他只在河东抵御契丹人，坚决不出太行山一步，不给石重贵当枪使。因此，刘知远多次接到石重贵的调令，到河北与契丹人厮杀，但都推三阻四，就是不去。“帝（石重贵）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而石重贵也只能气愤地说“太原（刘知远）殊不助朕，必有异志。”刘知远当然有异志，自从主政河东，兵强马壮，根本就不怕石重贵，只要契丹不来自己的地盘捣乱，就让石重贵与契丹火拼，好坐收渔翁之利。
后来，石重贵被杜重威、张彦泽等人出卖，成了契丹人的俘虏，而耶律德光摇身一变成了中原皇帝，对刘知远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关于后晋的灭亡，请看《晋辽大战：军事上明明可以吊打契丹，后晋为何被契丹给灭了呢？》）因为，一旦耶律德光坐稳了江山，河东必定会被契丹从北、东、南三面攻击，其生存压力必然前所未有。因此，刘知远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一是先稳住契丹，向耶律德光灭晋表示祝贺；二是担心耶律德光以中原皇帝的名义，将其调离河东，就说“太原夷夏杂居，事务繁多，暂时脱不开身”，同时“分守四境以防（契丹）侵轶”。刘知远很聪明，在外交上向契丹低头，但在军事上寸步不让。
耶律德光也明白，自己初入中原，天下未定，就算进攻河东，也不是容易拿下的，弄不好中原局势再次大乱，反让他人浑水摸鱼。于是，耶律德光“赐诏褒美”，把刘知远恨恨地赞美了一番，还送了一根木头拐杖，这是契丹人最尊贵的礼物，只有德高望重之人才可以获得。
当然，刘知远也明白，只要耶律德光稳住了中原局势，必定会调转枪口对付自己，河东与契丹必有一战。他现在只能祈求契丹人在中原胡作非为，失去人心，只有这样，自己才有一线生机。让刘知远喜出望外的是，契丹人果然不得人心，在中原是横征暴敛。契丹人向来崇尚武力，不屑于文明征服，动辄屠城，更是以“打草谷的幌子”到处杀人越货，汉人百姓被屠数十万。为了敛财，大肆搜刮百姓，甚至连降辽的官员也被搜刮一空，由此激起了中原人的愤怒，“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而这对刘知远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契丹人把中原汉人全得罪了，自然是不可能再立足，灰溜溜地逃回了自己的老巢。而刘知远立马干了几件漂亮事，争取到了民心。一，刘知远听说雄武军把秦、阶、成三州割给了后蜀，就自我谴责说“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令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天下无主，连藩镇都投降了地方政权，我作为地方最高长官，有愧于天下之人云云，给自己树立起忧国忧民的政治形象。二，在部下的劝说下，公元947年在太原正式称帝，但国号仍是“晋”，甚至连年号都是延用了石敬瑭的天福年号，是为天福十二年，以表明自己“予未忍忘晋也”。石敬瑭主政七年，爱敬百姓，人望很高，而刘知远称帝却不改国号年号，此举感动了无数不忘晋朝的士民，为他进入中原打下了群众基础。
当石重贵被契丹人押解北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病死，刘知远知道自己称霸中原的机会来临了，即刻兵发太原，南下洛阳、汴梁。晋朝灭了，契丹人跑了，中原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很多留守的将领不知道为谁而战。因此，刘知远南下的过程中，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基本是一路游山玩水就到达了洛阳、汴梁。而晋朝的大臣们，早就仰着脖子等候刘知远的大驾进入汴梁，各地方官员代表早挤满了汴梁城，磕头拜见新皇帝，“甲子，帝（刘知远）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刘知远见大局已定，立马把国号由“晋”改称了“汉”，成了大“汉”皇帝，恢复汉朝法统，上尊太祖高皇帝刘邦、世祖光武皇帝刘秀。
此时，国号已经没人在乎了，大家在乎的是高官厚禄、真金白银，毕竟刘知远还是承认契丹之前任命的原晋朝官员的职务不变，最大限度地稳定住了人心。就这样，刘知远是不费吹灰之力，几乎了白捡了一个皇位，其幸运指数，丝毫不亚于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但在宽容方面，却远远比不过宋太祖。
虽然刘知远白捡了一个皇位，建立了“后汉”，但是，这个朝代很短命，只存在了三年就灭亡了。其灭亡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杀气太重，“第以高祖（刘知远）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得到天下后，刘氏就向仇人报复，动不动灭族，弄得是天怒人怨，所以国祚长不了。
后汉疆域图
后汉政权杀人的传统，自然是源于他们的高祖皇帝刘知远。刘知远虽然在政治上玩得溜，但这可不影响他嗜杀的毛病，当年一千多名唐军投降石敬瑭，石敬瑭还打算把这些人编入亲卫部队，但刘知远却劝“帝（石敬瑭）尽杀之”。
契丹人撤出中原的时候，大将萧翰诈称耶律德光的命令，让唐明宗李嗣源的幼子李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而李从益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也没干过对不起刘知远的事，按说软禁一下就得了，但刘知远还是逼死了他。
刘知远杀人上瘾，什么样的主子自然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手下自然聚集了一帮嗜杀的文臣武将。后汉有两个著名的杀人狂，一文一武，文者苏逢吉，武者史弘肇。
晋朝宰相冯道和李崧受石敬瑭指使，对刘知远进行过打压，这让刘知远恨透了冯、李二人。刘知远得天下后，虽然因冯道地位太高而没有杀他，但也抄了他的家；而对李崧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但将他的家产全部转送给了部下苏逢吉，还纵容苏逢吉诬陷李崧暗中勾结契丹，结果是李菘“举家遇害，少长悉尸于市”，举族被诛，尸体暴晒街头，“时人冤之，归咎于逢吉”。
早年，苏逢吉主管太原的司法工作，就酷爱杀人，当时监狱人满为患，刘知远就让苏逢吉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杀了便是，“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汉建立，苏逢吉依然主管司法，并制定了严苛的刑法，对盗贼就是一个字“杀”，而且还搞连坐制度，一人偷盗，九族和邻居都得陪葬，“应有盗贼，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因为这个制度过于严酷，许多大臣表示反对，认为从来没有偷盗者诛九族的法律逻辑，更何况邻居与担保人何罪之有？在舆论的高压之下，苏逢吉就修改了一下，但全家连坐制度保留了。据《新五代史·苏逢吉传》记载：郓州有个捕头张令柔，因为奉了朝廷颁发的盗贼制度，“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
苏逢吉作为一个文臣，都如此嗜杀，那作为武将的史弘肇，自然是更加残暴，为人凶狠，部下但凡有犯错者，即便是小过，也是当众打杀之。
后汉建立之初，遍地盗贼，史弘肇的方法很简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只要是偷东西了，即便是一文钱，照杀不误。史弘肇一番杀戮，虽然“奸盗屏息”，但“冤死者甚众”，那些被冤杀者的家人，因畏惧史弘肇，根本不敢申冤，否则也难逃一死。
史弘肇杀人，根本就不上报朝廷，这就导致禁军士兵可以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只要看上了谁的家产，要么上缴家产，要么扣一顶盗贼的帽子，立斩。比杀人更可怕的是，史弘肇为了抓住更多的盗贼，让百姓互相监视告密，导致民风大坏，人人自危，“史弘肇怙权专杀，闾里告讦成风。”一些宵小之辈从中嗅到了商机，到处诬告揭发，“谗夫得以肆其虚涎”，而官员也同样发了财，其中就包括史弘肇本人。他看上了商人何福殷的家产，就收买何家仆人，诬告何福殷通敌，然后杀之，夺其家产及妻女。
后汉这帮帝王将相，杀完了老百姓，就开始自己杀自己人了，苏逢吉和史弘肇互相看不顺眼，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最终引发了五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官场火拼。
当年，刘知远弥留之际，给继位的小儿子刘承佑安排了五个辅政大臣，分别为枢密使杨邠、侍卫亲军指挥使史弘肇、左仆射苏逢吉、枢密副使郭威以及三司使王章。这五人也分成了党派，苏逢吉作为宰相，一直反对武人专政，就与杨邠、史弘肇、郭威三人是死对头，而王章也站在了武将的一边。
郭威
刘承佑毫无政治经验，基本是被武将架空了，有一次，杨邠、史弘肇正在讨论国家大事，刘承佑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遭到了二人的训斥，“陛下但禁声，有臣等在！”这让刘承佑彻底愤怒了，动了杀机，于是就联合苏逢吉密谋除掉了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邠等入朝，有甲士数十自广政殿出，杀邠、弘肇、章于东庑下。”刘承佑又下诏，将与三人相关的人员，全部杀掉，“分遣使者帅骑收捕邠等亲戚、党与、傔从，尽杀之。”
刘承佑除奸成功，掌握朝政大权，目的也达到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但他偏偏忘不掉郭威，非要将其除之而后快。郭威在外领兵打仗，家眷都在京城，本无谋反之心。刘承佑就算担心郭威有不臣之心，但制约郭威的底牌还是有很多，只要软禁其家人，郭威断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刘承佑却利令智昏，派人灭了郭家满门。乾祐三年（950年），郭威发动兵变，向南攻破开封，推翻后汉。次年，称帝建立后周，年号广顺。
后汉，因过于嗜杀，从建立到灭亡仅三年，历二帝，是五代十国时期最短命的政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