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承接战国末期的学术融合趋势，诸子百家争鸣逐渐演变为阴阳、儒、道、法、名、墨六家并立。继而，大一统的历史趋势最终又选择了儒、道两家作为思想融合的主体。这是因为，名家和阴阳家都是偏重于概念和形式，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思想立场；墨家和法家思想又过于具体和偏狭（墨家过于仁爱，法家过于冷酷），它们均不能成为大一统政治的理论依据。相反，儒、道两家各自以宇宙论为核心，发表出具有超越意义的“天理”和“道理”（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了儒家的宇宙构成论，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提出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最终为大一统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就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格局。
在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之下，兵学文化也由崇利尚诈的战国兵学逐渐向杂取诸家、儒道主导的两汉兵学过渡。如《淮南子》一书就是在思想兼容中呈现出儒、道思想立场游移的特色，而其论兵篇章《兵略训》也形成了两种观念引领下的论兵思路和主张。一方面，它以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为基础，强调以“道”统兵、以“道”化兵，意图为兵家谋略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以儒家仁义观念为主导，极力倡导政、兵相融的战争观念，这两种思路和内容混杂交织在一起，大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成熟（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的战争伦理观由此奠基），并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淮南子》的学派属性，学术界多有争议。自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淮南子》归入杂家以后，后世史家一致称其为杂家。然而，将《淮南子》视为“杂家”，明显是忽略了其站在道家的思想立场上著书言说的主观意图。近世以后，人们多认为《淮南子》应当归属于道家。从全书内容来看，《淮南子》二十一篇，几乎都是以道家思想开始，就连儒家思想色彩最浓的《缪称》《修务》两篇，也是以道家的基本立场为前提，其中的《修务》开篇似乎是要批评道家，但通篇又笼罩在“无为”的语境之下。
然而，视《淮南子》为道家立场，似乎也不完全对。有学者认为：“它并没有把道家的立场贯彻到底，而是游移于儒家和道家之间。《淮南子》正文二十篇，每篇主题不同，诸篇读来有以道家开其端，以儒家尽其尾的印象。”①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这一论述颇有道理，其中的深刻原因在于，《淮南子》作者具有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双重影响的复杂因素。一方面，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长期受到中央政权压制，他们内心是渴望独立自由的，是希望摆脱朝廷控制的。同时，淮南王国地处南方，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极易接受道家的自由思想。因而，他们认同或推崇道家学说。另一方面，淮南王刘安既是一个诸侯王国的治理者，又是朝廷的政治贵族，西汉王朝的命运也是与他息息相关的，因此他和门客又不能不思考维护现实秩序的问题，进而肯定与支持儒家的三纲五常。如此一来，他们就陷入了自由与秩序的矛盾与困惑，其思想立场不断游移于儒、道思想之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他们）驰骋于观念的世界时，自然进入到老庄的分野，他们面对着现实世界时，便不知不觉地进入儒家的分野。”②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淮南子》，即承认它的学术属性是黄老道家。自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学术融合，已经使诸子从初始的互相排斥、批评转向了自觉的相互吸收、借鉴。所以，《淮南子》心中的道家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家，而是司马谈所讲的“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③《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论六家要旨》。的黄老道家。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既强调虚无为本、道法自然，又主张因循为用、治国安邦。而且，汉初的社会经济恢复乃至文景之治，也确实证明了黄老之学对于现实社会治理的价值。正因如此，将《淮南子》放在汉初黄老思想大潮的洪流中去考察，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淮南子》的道家思想立场。如有人认为：“《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纲，兼摄儒、墨、阴阳、名、法等诸家，将道家的观念融入到了对于现实事务的处理和把握之中。”④何善蒙：《“道”、“因”、“权”、“义”与〈淮南子〉政治哲学的结构》，《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
当然，在视《淮南子》为黄老道家主导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分量也是很重的，如儒家礼乐制度的言论被吸收到它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儒家求善的思想立场被纳入到其人性论中；儒家仁义礼乐思想被它认为同样有“救败”的作用；甚至于董仲舒的人性主张也能在其《泰族训》中寻找到思想痕迹。
明白了儒、道思想在《淮南子》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我们就可以顺着两个基本思路来审视和把握《兵略训》的论兵内容：一是如何依据道家基本观念阐释兵家的兵学原理，并以此为兵家谋略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作者如何继承先秦儒家的仁义战争观念，最终提出政治—战争的基本命题。
汉代思想有一个基本特点，是把人之当然安放在一个“之所以然”的基础之上，所以汉人在说“人应当如何”的时候，总是先说“道（或者天）原本如此”。⑤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第182页。所以，《兵略训》在讨论战争问题的时候，也总是离不开“道”。“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⑥顾迁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0页。（下文所引《淮南子·兵略训》的均不再作注）其首句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用兵关键问题的深刻理解，说明作者具有一定的兵学素养，而最后一句“待道而后行”则深刻反映了作者以道家思想安顿全书的意图。
作者依据道家思想论兵更多是表现在战争的指导艺术和谋略问题上。如，作者对于驾驭整体战争的高明艺术就想通过是否能够符合“道”来说明：“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道是什么呢？
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
这里的“得一之原，以应无方”很重要，用兵要变化无常，应对一切，然而如何变化的依据在哪里呢？在于“道”。这实际是立足于道家的哲学之道来解释兵家的用兵之道，因为在道家思想中，“道”不仅是万物产生的根据和本源，也是一切存在变化、生成、毁亡的主导者，所谓“反者道之动”。换言之，“道”是万物在存在过程中一切变化的原理。
作者在这里是想将“兵无常势”的用兵法则，运用“道”的深奥哲理去说明，实际就是为兵家的战争艺术寻找理论依据，这当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要知道，除《孙子兵法》等个别著作以外，大部分兵家和兵学著作所论多是针对实战的形而下之术而非形而上之学。如此说来，《兵略训》结合道家思想，提升兵学思想的精致化和哲理化乃是对兵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兵家的一些其它用兵原则，《兵略训》也想通过道家的一些主要思想进行阐释（如虚、静、柔、因等），并以此为这些兵学原则提供理论依据。如，关于“用兵无形”的问题，是兵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①《孙子兵法·虚实篇》。在这里，孙子只讲无形的价值，并没有讲出背后深藏的动因，而《兵略训》借助道家贵虚、贵无的特点，作了一番理论阐释：
夫有形埒者，天下讼见之；有篇籍者，世人传学之。此皆以形相胜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
诸有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是以圣人藏形于无，而游心于虚。
这显然是要从原理上作出解释，有形为“狭”，无形为“大”，任何事物和行动只要有形、有迹，人们就能找到对付它的办法，而事物如果无形无迹就难以应对。到底如何“运于无形”呢？作者则以道家的语言释之：
与飘飘往，与忽忽来，莫知其所之；与条出，与间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独出独入，莫能应圉。
不要简单地以为这种描述过于玄妙，没有应用价值，实际上它传递的是一种理念或境界，即需要将帅在领悟了这种理念或境界以后，靠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去创造，故孙子也讲：“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正是上层智慧的玄妙之处。
再如，关于以静制动的兵学原理，《兵略训》也要从道家思想的角度做出解释：“静以合躁，治以待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在这里，作者将动静与治乱、无形联系起来分析，最后落脚到“无为而应变”，强调我方主静而不先动，这是道家思想和行为的风格。为什么不先动呢？“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罝罘；飞鸟不动，不絓网罗；鱼鳖不动，不擐唇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所以，圣人贵静，贵静不仅能“应躁”，更重要的是能因情制变、后发制人。
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彼若有间，
急填其隙，极其变而束之，尽其节而仆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设想了更复杂的情况，即敌人如果不动怎么办呢？“敌若反静，为之出奇，彼不吾应，独尽其调。”就是说，敌人如果也主静，我方就应该用“出奇”的方法调动它，待它动了以后我再采取相应的策略，“若动而应，有见所为，彼持后节，与之推移。”敌人如果坚持不动，我方则要采取“用势”的应对策略，因为惟有强有力的“势”，才能打破敌人主静的严密防守。
敌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鋗，车不及转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
最后，关于用兵变化的问题，我们来看《兵略训》的道家思想解读。“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这里的意思是，事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相当微妙的，惟有圣人才能达成目标。圣人是如何达成目标的呢？因循、随顺自然之道。“因”这个概念是十分合乎道家哲学的基本规定的，而且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政治和军事活动指导的有效性来说，因顺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
当然，“因变”还要建立在基于辨证思维的“示形变诈”的行动之上。“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而且这种诡诈行为是持续不断的，也是时时变化的，所以它能够达于道家的玄妙境界。
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若雷之击，不可为备。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与玄明通，莫知其门，是谓至神。
当然在这种神秘和玄妙的变化中，“用兵者”要善于抓住战机，而且行动要迅疾而又无声无际。
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声之与响，若镗之与鞈，眯不给抚，呼不给吸。
总之，道家哲学是一种研究宇宙本体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哲学，其很大程度上带有一定的超现实性和玄妙性，而如何将这种道家哲学有效地契入到现实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中，进而指导人的战争行为，《淮南子·兵略训》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同时，它也因此推动了传统兵学思想的理论化和哲理化，进而促进了中国传统兵学理论的发展。
在战争观层面上，《淮南子·兵略训》一开始即以儒家仁本思想视角为战争定位：“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战争是如何产生的呢？《兵略训》既继承了《吕氏春秋》的“天性说”，又继承了《吴子》《韩非子》等人的“后天说”。一方面，作者强调人有其自然本性，“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分不均、求不澹，则争”。战争就是在“怒而相害”的天性和“分不均、求不澹”的社会现实中产生的。
战争产生之后，“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于是，“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这很自然地揭示了战争不可能废止的根本原因及义兵运用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将上古时期的战争与后世（晚世）的战争相比较：
圣人时代的战争皆是为正义而战。“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其结果是：“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霸王时代的战争，唯义兵能够全胜。“故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其结果是：“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
晚世的战争只有血流成河。“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堑，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其结果是：“是故至于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上述论述的目的在于说明正义战争的进步性、合理性，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至此，《淮南子》已经在继承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了义兵至上的观念。
然而，《兵略训》以儒家思想论兵，最突出、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政、兵相融的思想主张。作者明确强调：“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也就是说，政治是影响战争结局的根本性因素，其在战争实践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兵略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作者指出，辅助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强大的实力，“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又如好的天时地利，“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再如优秀的将领，“良将之所以必胜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难以众同也。”然而，这些都只是“佐胜之具”，而不是必胜的因素，必胜的因素是什么呢？
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
这里再次强调，贤明政治是第一位的，是战争致胜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有了这种贤明政治，可以达成“大兵无创，与鬼神通”的全胜境界：“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有了这种贤明政治，可以借取民众的力量，得到民众的支持：“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将用兵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靠政通人和取胜，“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第二层次，靠强大实力和法治取胜，“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第三层次，靠将帅智谋和士兵勇猛取胜，“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这段话，颇类似于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全胜思想，然而作者将“政通人和”作为战争制胜的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明显又是超越了孙子的全胜思想。
在治军问题上，作者依然是沿袭了政兵统一的基本思路，同时，又较好地融合了法家思想。
首先，它先将义与威结合起来论述：“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这句话，明显是对孙子“令文齐武”①在《孙子兵法》之《行军篇》的原文中，有的版本是“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简称“合文齐武”；有的版本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简称“令文齐武”，习惯上学者多用“令文齐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它更突出了“文”的方面在于民本和仁义，因而其层次和境界更高。
其次，作者特别强调了信赏明罚的重要性，这体现出兵家与法家思想的融合，其主要思路是遵循人性而行。“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
其三，特别强调君主与臣下、君主与百姓的和谐关系。“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这虽然类似于孙子的上下同欲思想，但又是以儒家道德伦理原则为基础的。
其四，明确将治军问题上升到政治和内政的层面。“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
最后，作者还提出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将帅素养主张：
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
在治军问题上，《兵略训》的阐释明显体现了兵、儒、法三家思想的融合，而道家思想几乎没有涉及。这是因为，治军的核心乃是文与武、罚与赏、法与情的问题，无需用玄妙的“道”去解读。
《淮南子·兵略训》的兵学成就和兵学地位，与秦汉时期大一统背景下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淮南子》的道家思想立场使作者能够在《兵略训》中以“道”为本体，理性审视战争的复杂变化，并能从道家之“虚、静、柔、因”等特色思想中，为战争中的谋略和玄妙战法提供理论依据。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这是非常有理论意义的（历史上兵家注重实用功利，其思想理论性相对单薄）。另一方面，当《淮南子·兵略训》论兵游移至儒家的思想立场时，他们又能继承孔、孟、荀的军事思想，注重对战争进行高度的政治化反思，特别突出“政”“兵”相融的特点，最终使得“政治―战争”成为《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命题。也正因如此，《淮南子》的战争观确实“继承了先秦诸子进步的军事学说又有所发展和创新。”①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同时，它也就能展现出“时代的转折时期”之“所特有的思想承转的特色”。②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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