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7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
作为一个东方哲人，从奇特的出生到怪诞的相貌，从传说中的骑青牛西去，到著述五千言箴语，老子无不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不少欧洲学者将他视为中国特色神秘主义的代表。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系高佩佩解读了老子之“道”在欧洲的传播，文章发表在汉斯《国学》2014年9月期刊上。
作为中国智慧的代表，老子的学说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极高，而且在中西交流中，也给欧洲大陆带去了不一样的价值。“道”是老子思想的代表性符号，其神秘性、革命性和实用性特征为老子的西传推波助澜。
因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每一个《老子》注解者几乎都各自拥有一种“道”，传教士白晋、学者儒莲在老子的“道”中发现了“上帝”的存在；哲学家黑格尔以“理性”解道；诗人米修从老子之“道”获得创作灵感和心灵的沟通；汉学家阿瑟·韦利努力发掘《老子》道德关系的原意……这都是欧洲老学中对老子之“道”解读的独特之处，也是欧洲这个多元化世界社会文化背景的体现。比如，欧洲老学和中国老学发展史上，都有学者互借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解读《老子》，老子不仅给欧洲带去了宗教和哲学上的思考，更让欧洲把眼光扩展到了经济学，美学，政治学，养生之道等等越来越多元化的视界。
由于上帝在欧洲的影响实在太大，时代又很久远，因而我们将基督背景下的解读按解读者身份分为传教士和汉学家两类。传教士自然不用说，是早期传播老子之“道”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基督教比附解读也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而对汉学家而言，虽然自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研究院正式将中文列入法国最高研究院的课目——“中国、鞑靼、满洲语言与文学讲座”始，他们逐渐走向了专业化的解读之路。但在初始之时，不少汉学家的解读还仍然浸润在基督文化中，因而也将其放在这一背景下。
20世纪，西方传统文化发生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欧洲人对自己的救世主不禁产生了怀疑。当欧洲人开始痛苦反思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东方哲人的世界。有许多人对东方神秘文化发生兴趣，中国的道教和禅宗成为他们注意的中心，有许多人立足于从东西文化的比较出发，探究《老子》及老子之“道”是否具有神秘性特点或性质。一些学者从《老子》中看到了救治西方社会瘤疾的良方，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和魏尔奇，将老子作为其发表对社会状况看法的“东风”。李约瑟也把《老子》当做救治西方社会之良方，在彻底地批判现代西方思想时指出，应代之以基于《老子》与其他早期中国经典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还有些学者对《老子》文本本身十分感兴趣，而对中国老学的注目，和华裔汉学家们对《老子》的译介研究也成为欧洲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多种解读视角和多重学者身份，是多元时代解读的鲜明特点。
进入二十世纪，欧洲对老子之“道”的具体字眼的解读已经在翻译的日益精准下渐渐衰落下去，而对老子整体“道”学的解读和发散却日益蓬勃。显示出欧洲学者们对《老子》本身的进一步关注。到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欧洲对中国认识的加深，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也为欧洲人重新定性和解释。可以说不论老子的形象还是《老子》的智慧都已经开始在欧洲展现出了与以往与众不同的面貌。（源自千人智库-EWW141013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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