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绂(1362-1416)，明代初期画家。绂，一作芾，字孟端，号友石，螯叟，后以字行。无锡(今属江苏)人。他自少志气高逸，曾北游江淮，浮黄河，游太行，出雁门，吊古慨今。时人慕其名，争相延请他，见其气貌伟岸，言词踔历，益加器重。十岁能诗，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洪武十一年到京师供职。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维庸树党谋反，被诛，因此被牵连者数万人。王绂亦受牵累，谪戊山两朔州（今大同）将近二十年，建文元年（1399）被释放回归无锡，隐居九龙山，潜心于画事。由于王绂数法甚佳，永乐元年（1402）被荐入文渊阁供职，永乐十年（1412）拜翰林中书舍人，他在《北京八景图卷》中曾钤篆书阳文长方形“中书舍人”印。他曾两次随明成祖巡狩北京。擅长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画竹兼收北宋以来各名家之长，具有挥洒自如、纵横飘逸、清翠挺劲的独特风格，人称他的墨竹是“明朝第一”。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性耿介，有豪贵投金购其字画的，常拂袖而去。人劝之，他说：“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一次在京城，月下闻箫声，他乘兴作《石竹图》。次日一早访其人赠之，见是一个贩货的商人。那商人拿出贵重的红色毛织地毯送他，求他再画一幅以成对。他居然气忿忿地将前一幅画也撕了。
元以来的文人画画，旨在“寄兴游心”，“聊以自娱”，故常以文人的休闲生活为题材，如读书、弹琴、游赏、文会、论画等等。王绂继承了这种画风，《山亭文会图》就是刻画文人雅士聚在山下茅亭中谈诗论文的情景。然而茅亭只据图左下小小一隅，整幅画面是崇山的全景：一峰高耸，群山环绕，山腰白云袅袅，林木葱郁，有亭台楼阁，隐现其间。山脚深处，有溪水潺潺流出。茅亭中已有五人，三人围坐案前，案上有文稿，另两人则凭栏而立。山路上一人策杖而行，溪中一小舟载人而来，亭前坡路上有两人驻足而谈，这些人显然是赴山亭文会而来。我数了数，共有十二人之多，但每人图绘不过二厘米高，几乎融化于大山之中。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王绂的山水画，取法吴镇、倪云林，也师王蒙，而《山亭文会图》更多地参合了王蒙的笔意。用笔较干，山石的解索皴由淡至深多次皴、擦、染，墨色苍润厚重，而焦墨的点、擦，更增其苍莽沉郁。这正是王蒙独特之处。“元四家”中，吴镇多用湿笔，而黄公望、倪云林都以淡雅简洁著称，只有王蒙，反复皴、染，尤其是焦墨的点、擦，包融万象，开创了山水画写意的新境界。《山亭文会图》的用色也很有特点：山石染墨赭色，使山体益增其凝重，而在双勾的树叶及楼阁的窗棱上染朱砂色，虽明艳，但并不破坏墨和色的融洽，历经六百多年依然让我们感受到画面墨气的浓郁。
而令人费解的是，王绂生于元末而长于明初，正是明朝廷大开杀戒，横扫元代画风之际，画家人人自危，竞相摹仿南宋马远、夏圭的画风以自保。而王绂却熔炼“元四家”之精华，并自出新意。也许是他彻悟于“自娱”的宗旨，仅画了留在家中自赏，而将其墨竹图拿出面世。无怪乎他的墨竹图对明代绘画的影响极大。画竹大家夏昶就是出其门下。王绂的艺术风格对吴门画派的山水画有一定影响。但他不肯轻作山水画，故后人有“舍人风度冠时流，笔底江山不易求”的诗句。
本幅为王绂晚期的代表作，画五名文人雅士，聚集在凉亭里面谈诗论文，神情怡然自得，四周有山川环绕，景致优美如画。山石树木的线条，用笔干渴，复以浓重的墨笔皴写点苔，使全作洋溢著沉郁、苍茫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