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军制比作一部机器，那么它的正常运转既是兵源的保障，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所以，军制是建立在复杂的军事体系之上，运行于该体系之下的一个工具。纵观历史，数唐朝的“府兵制”最为健全完善，也最具代表性。也正是府兵制的存在与正常性能的发挥，使唐帝国前期焕发出了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府兵制形成及其性质
府兵制起于西魏，兴于北周，备于隋，善于唐。唐朝的府兵制就是从北魏以来的一个历史缩影，因为正是北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于洛阳，实行全面汉化，才使得饱受戍边之苦的北方六大军镇在宇文泰的带领下脱离北魏，建立西魏。当西魏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首的军事联盟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周后，便诞生了由军府招募而来的士兵转化为侍官、并得到一定数量土地作为赏赐的府兵制。
杨坚代周建隋后，正是利用军府集结起来的强大军队，结束了自南北朝以来近二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隋文帝于开皇十年（590年）将大部分府兵由“兵籍”恢复为“民籍”，实现了从“兵”到“民”的转换。但此时的“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军府，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称呼改变。到了隋炀帝时期，对军府进行了一些改革，军府正式有了“鹰扬府”的名称，而且把领兵将军的兵权全都收拢到自己手中。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其组织形态为中央——军府——府兵——农民（包括地主及低级官吏）。唐朝建立后，每户农民根据其拥有的人口数量，分到了从几十亩到几百亩数量不等的土地。而做为对国家分配耕种土地的一种回报，随之便产生了农民承担国家赋税及徭役（唐统称为租庸调制）的义务，兵役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当一位农户成员被招募为府兵后，整个农户的赋税杂徭同时被免除。
所谓府兵就是在全国设置“府”这样的军事单位，以此为据点来集结兵力，隋朝为“鹰扬府”，唐朝更命名“折冲府”。隋炀帝即位后，将文帝时集中于关中地区的军府扩展至全国各地，以获取更多的兵士，为征战高句丽未雨绸缪。结果，三次征战均败兴而归。伴随失败的同时，炀帝又重新招募起一支叫作“骁果”的部队。但是军府的分散无疑是隋炀帝的一大败笔，它的弊端在隋朝后期开始突显，尤其在农民起义爆发后，隋炀帝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而他最依赖的骁果却成为了埋葬他的坟墓。
以隋朝为鉴，唐太宗重建府兵制时，将主要军府都集中在了京师长安附近，然而向周边递减，形成拱卫京师之势。此举，可视作唐太宗将隋文帝时期奉行“关中本位”体制的回归。公元636年，唐朝府兵制军事体系创建完善。府兵共掌管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为常用兵，履行征战、戍边、番上等相应的职责。而左右千牛卫为皇帝的亲兵卫队，左右监门卫则负责京城各城门的警卫。
折冲府是招募兵士的机构，分上、中、下三级，设置于州县，最大限度地靠近兵源，从而发挥其应具备的作用。折冲都尉是折冲府的长官，属下依次为果毅都卫——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火长——卫士（府兵）。
府兵本着：“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的原则，在地主、下级官员、及上等农民家挑选。入伍年龄约20岁出头，60岁时退役，一旦成为府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冬季进行军事训练。
府兵执行军事任务时要自备：弓一张、矢三十支、胡簶（箭筒）、横刀、砺石（磨刀石）大觽（大刀）、毡帽、毡装行滕（绑腿或者军靴）等一般武器和衣装等。
同隋炀帝时期一样，只有皇帝拥有对府兵的调遣、征发权。但遇军事行动时，皇帝通常先与宰相议定，再降制敕于兵部，兵部再到有关折冲府请兵。折冲都尉和州刺史共同审查符契真伪后方可发兵。另外，出征作战率兵的大将军由皇帝临时委派，军事任务结束后，将归朝、兵回府。如此一来，皇帝通过府兵制度，从组织系统和征调制度上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府兵制良性发展的时候，无论是遇外敌，还是遭内患，唐朝都能够兵锋所指、兵威所至、重拳出击，迅速平息。所以，唐中央才能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俯视地方及周边势力。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即便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创造了大唐神话的利器，也赋予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其原因让人叹息。
府兵制谢幕的前奏与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府兵制的废止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隐患到进一步扩大，再到集中展现而回天乏术的过程，而这个隐患是起源于武则天时期。
唐朝初年，中央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采取双管齐下的统治方法：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都护府，辅以军事力量震慑；另一方面将部族首领授予唐朝官职，给予整个部族自治权。在羁縻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期，唐朝暂时获得一身轻松，边境上也无需驻扎重兵。
唐高宗末期及武则天称制时期，唐中央主抓内政，对边境的控制弱化。如此一来，西北的突厥、西南的吐蕃、辽东的契丹，便如脱缰野马一般，势必将唐朝的边境及羁縻州踩踏的面目全非。随着边境防御的压力陡增，唐朝一方面回撤国境线，另一方面增加军事据点的数量，并将招募而来的“健儿”派往边境。但是即便如此，依然不能解决边境缺少兵力的现状，于是在中央的允许下，边境军府开始就近自行招募“武骑团”，来渡过危机。上述两个举措被认为是府兵制的结束与募兵制的开端。
而为了统辖这些急增的军事据点，于是节度使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景云二年（711年）到天宝元年（742年），唐边境共设立十个节度使，辖兵四十九万，而当时全国总兵力不过五十七万。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府兵废止的外因，那么接下来的三个现象就是终结府兵制的直接杀手。
一、土地兼并严重。唐朝中期，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社会矛盾加剧，土地渐被豪强兼并，均田制遭到了空前破坏，“兵农合一，亦兵亦农”的府兵制开始动摇。因为无田可种，农民也没有承担兵役的能力，遂纷纷沦为流民或客户（寄居于其他主户门下）逃避兵役。
二、府兵地位下降。唐初，政府重视府兵，待遇丰厚，参加征役者都可得勋级，战死沙场者可追赠官爵，甚至死者子弟也可承继官爵。可是后来，官品、勋级、赏赐、勋田均不能兑现，战死者也无人问津。既然府兵身份一文不值，所以首先是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要么逃避，要么雇人替代。这样一来，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已无田可耕的农民身上，而农民只能逃跑、躲避。
三、不堪征战之苦。
玄宗时期，表面的虚华全靠频繁的征战来支撑。而战事的胶着让边关将领情绪燥动，他们不敢向朝廷表达不满，只能将愤懑撒在“同病相怜”的府兵身上。因此，兵士被边将任意驱使、虐待甚至迫害。更致命的是随着与吐蕃、南诏的战事不断，征募戍边任务层层叠加，原来戍边的府兵三年轮换，后来延至五到六年，直到变为遥遥无期。如此一来，府兵便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牢笼，百姓惟恐避之而不及。
综上所述，均田制被破坏，百姓逃避兵役，唐朝无兵可征，府兵制成为一具空壳，折存府成为一个摆设。公元749年，玄宗皇帝于无奈之下，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此举标志着府兵制正式淡出历史舞台。从此，大唐王朝再也找不到那种“君临天下、睥睨四方”的感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油然而生。
为什么说府兵制的废止导致了唐朝的衰落？
唐初，在府兵制的正常运转之下，兵府的布置呈“内重外轻”的局面，便于中央能迅速调集重兵，保持军事力量的灵活性。而玄宗时期，所谓的“军府”都转移到了边境，最致命的是这些军府成为了节度私募兵士的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折存府大相径庭。而精锐部队全部聚集于西北边境，势必造成内陆武备薄弱、外重内轻的状况。这与唐朝初期的军事格局，背道而驰。因此，靠节度使发家，又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才会趁机发动叛乱。果然，一切都在安禄山的意料之中，当叛乱爆发后，地方一团乱麻，不堪一击、唐朝统治阶层仓惶失措、穷于应对。于是叛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南下，洛阳、长安迅速沦陷。
安史之乱后的马嵬坡之殇
府兵制的废止如同大洋彼岸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在不经意间一场惊涛骇浪即将形成。府兵制是支撑唐王朝统治的机器，同时又有着连接朝廷与民百姓的功能。土兵来自于民众，成为国家权力的末梢，同时起到了普通民众与国家进一步融合的作用。府兵既属于农民范畴，又是国家军事的支柱。因此，府兵不仅仅是征战的军人，也是社会环境中的最小单元之一。所以，府兵制落幕的同时，唐朝的社会根基已经动摇，唐帝国谢幕的钟声遂缓缓响起。
总结：武则天时期积累下来的弊病，到玄宗时期非但不能得到良好的根治，反而在统治阶层奢靡享乐从进一步恶化，致使曾经保持王朝强盛的府兵制在不知不觉中被挤出军事体系之中。当边境危机迫在眉睫时，唐中央只能慌不择路，拆西墙补东墙，屯置大量军事据点于边境，并饮鸩止渴般由节度使掌管。
此举如同，采取“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维持帝国日渐倾斜身躯的勉强不倒。也好似如鲧（大禹父亲）治水，只堵不疏，最终非但没有解决帝国疾患，而且让如四处决口洪水一样的藩镇，将唐朝疆土冲瓜的支离破碎。
然而，目前多数观点认为是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的衰落。虽然不可否认，安禄山是唐帝国衰败的罪魁祸首，但充其量他不过是将站在悬崖边上的帝国从背后推了一把，因为实际上唐朝的衰落要远早于此。只不过唐朝如同蔡桓公一样的病人，当病在表皮的时候他不以为然，红光满面的假象让旁人也看不出什么端倪，而当病入膏肓的时候，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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