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卢象升、杨嗣昌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前因后果

 崇祯11年（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12年（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另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我一向觉得不少东林党人也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同样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疆护国。而当时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则对孙承宗极其忌惮，甚至害怕到只是因听说孙承宗已经入关而来，就以为是他要来清君侧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宫里绕着皇帝龙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连夜入见，赶紧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到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原来只有一人一车，车上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边境线各处巡视防务而已。
     然而大明朝的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大成则在袁崇焕。崇祯二年，辽东大帅祖大寿率军破山海关东归，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以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回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接着又击败了蒙古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到了崇祯11年10月19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76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从孙之澈、之、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后来的满清编史时，唯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崇祯11年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殒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际的委屈，却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虽然没有遭受如袁督师那样的千古奇冤，但殒身之惨烈尤有过之，为明季所罕见。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师之下，且余以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当不在袁督师之下，故在此复述纪之。
     卢象升，字建斗，浙江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是他一手创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农民军在与其激战后，因其勇猛过人，不少人称呼其为“卢阎王”。而《明史》亦云：卢公象升者，其肤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则必中。经他创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等部屡为所破，连连遭受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崇祯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此次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由此可见他和所率部队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威胁之大。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之际，不多时便积起粮谷二十余万石，崇祯因此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学习。
    崇祯11年9月，清兵自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青口山（今河北迁安东北）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于是崇祯第三次赐予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因卢象升还未服完父丧，便身着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此时的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崇祯十分恼火，群臣也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去好像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烈皇小识》。又，《明史》：“迅、若骐并得刑部主事。两人大恚恨，结杨嗣昌，得改兵部。其年冬，畿辅被兵，迅请于广平、河间、定州、蠡县各设兵备一人。又请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他条奏甚多。章下兵部，嗣昌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京师陷。迅家居，与弟迓设砦自卫。迓短小精悍，马上舞百斤铁椎。兄弟率里中壮士，捕剿土寇略尽。大清兵至，破砦，迅阖门死之。”吾观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盖因此条建议若然实施起来，中国释教史或许将为之改写或许也未可知矣。然而虽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十分出彩，甚至到了匪夷所思之境，但其人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而且他弟弟还是个精通武艺的悍勇之人，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槟铁双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亦算得上是一位“节烈之士”。另外还有一些记载说，导致中原不复汉衣冠全民剃头的那位大汉奸孙之獬，就是被这位沈迅率义军所杀，而且是杀了个满门灭族鸡犬不留。
有明一朝，相当部分士人如沈迅者，虽然或食古不化，或不通政务迂腐可笑，乃至秉性懦弱等等，但是在大节一层上，却都颇为严整，农民军破城之时，往往有守吏、生员等阖门自尽者，清军下江南时，士子死节者亦比比皆是。不过，变节甚至屡屡变节全无廉耻者，也一样比比皆是，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此点甚为可探，暂且留待后章中讨论。
   再说当时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首的大臣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此话一出，我想足以使一向极要面子的崇祯立刻面色大变也。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没几个好人，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虽然没有直接表态说要议和，可卢象升这么一说，那就等于隐指崇祯企图与清军议和，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滔天罪名，更不要说此前袁崇焕袁督师被杀头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议和的。所以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而此后崇祯一直对杨嗣昌、高起潜等人陷卢象升于绝境不予理会，并且在卢督师战死后也一直拖着不予优恤的原因，以我的小人之心揣测，只怕就是因为卢象升这话戳到了崇祯的痛处，且迫使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战略和政治决策，是以他想教训教训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38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这里要说一下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明史》列传第147的《杨镐列传》道：杨镐，商丘人。万历8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2年伏法。列传第184的《杨鹤列传》则曰：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32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7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关于杨嗣昌此人，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才干的。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10年到11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致使全国的农民军活动进入了惨淡的低潮期。崇祯10年，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后，面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这两大内忧外患，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4月2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奏折：《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在此疏中，他把农民军视为当前的心腹大患，他这样说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崇祯对他的这一战略提议极为赞同，一改此前明廷重边患轻内忧的思路，开始把主要精力和相当部分边兵战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事上。自此，明军的战略重心由关外转向大明腹地，打击的重点对象由关外八旗军改为关内的农民军。杨嗣昌针对当时农民军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首先他将陕西、河南、凤阳、湖广这四处农民军主要活动地区划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军政长官以剿杀为主，防守为辅；而以此“四正”周边的山西、延绥、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地为“六隅”，专以拦截为主，阻止农民军进入其辖区，在时机有利时也可按部署参加围剿行动。在这个计划启动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所部首先于八月在南阳大败张献忠。10月，杨嗣昌在崇祯面前，给自己立下了一份三个月时间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试图一举了却这个“十年不结之局”。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道：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12月，正月、2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11年正月，张献忠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谷城接受招降。随后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相继投降。而李自成则在连续战败后，仅余极少亲随，不得不转入山中潜伏，以躲避明军的绞杀。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军活动，一时间基本被肃清或者压制，杨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军令状，可以说大体上已经顺利完成。从此崇祯对他非常信任，并且极其重视。据计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载，在杨嗣昌死后，崇祯曾感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崇祯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却很可以说明杨嗣昌并不只会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具备了相当军事和政治能力的。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老对手——关外清军，却于青口山和墙子岭两处破关而入，开始了崇祯朝的清军第四次入关战役。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陆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就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无法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并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高潮。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得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们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
    有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是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但事不密泄露而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他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致于搬家。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但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年，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而他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能居中策划，但却不是个好的领军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不过这在明季相当普遍，往往只要政见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是个源自党争的士人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于是，仅仅因为后来李陵没有战死，他那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国军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仅在于他没有死，于是他的个人价值就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没了。因此，他注定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为第一要务的，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为界定标准。谁要是想和异族议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最后钉上历史“耻辱柱”供人们唾弃。
   所以卢象升对崇祯说“臣主战”，和杨廷麟说杨嗣昌、卢象升二人之争是“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他们二人实际上使出的是同一个招式，而且这是一招无解的绝杀，可以一击毙命。他们两人这一招，甫起手就已经从道德上彻底封杀了崇祯和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议和的企图。“主战”两字一出，即便对面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最后也只得乖乖说声“战”，再也不敢言“和”了。因为无论是谁，不会也不敢去挑战这个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生命的庞大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不是在和什么具体的人在交手，这是在与“天下”为敌，是在和一个根本没有实体而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作战，因此就算你贵为天子，那也一样不成，照样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只是，这一无敌于天下的“正”招，灭杀的却是大明王朝继续生存的又一缕希望。面对杨廷麟“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如此严重的指责，杨嗣昌当然会大为恼怒。于是他先把杨廷麟派去卢象升手下任赞画军事，然后又设法夺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职位给陈新甲，《明史》曰“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卢象升未动一兵就已经获罪。又使大学士刘宇亮前去督师，并要巡抚张其平。（此人后来以失地罪被崇祯杀了。其实若卢象升不败，他也不能因失地被杀，颇有自作孽的味道。）切断卢象升的粮饷，随即又以云、晋有警，把总兵王朴的部队从卢象升手下调走。其余还有一大堆手脚就不提了，总之在杨嗣昌如此这般一番算计之后，号称总督天下援兵卢象升的部队，此刻就只剩下了杨国柱和虎大威的五千人，且粮饷就此断绝。
    而卢象升部队绝粮后，全赖民间自发贡献口粮果腹，遂令杨廷麟前往真定求粮，不果。而各地镇官为阿谀杨嗣昌、高起潜等人，故虽卢象升亲至哀恳疾呼，亦莫肯救之。象升所部三军，上下奔走达千里之遥，空腹而驰，未尝一饱，百姓知其为奸臣所害，欲陷其于死地，莫不涕泣。《明史》记曰：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最后，卢象升部队已经七日靠掺杂冰雪为食，但却依然无一人叛之。卢象升知道如此下去也是不免，于是出帐，向四面军士跪拜道：“吾与尔将士共受朝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全军无不涕泣，莫敢仰视，誓与清军一战，于是全军拔寨而起，出师决战。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领五千人进军钜鹿贾庄，高起潜率领数万关宁铁骑驻扎鸡泽，距离贾庄五十里不到。卢象升推进至蒿水桥，遇清军，急遣杨廷麟奔驰高起潜军求援，高起潜不应。卢象升此刻已经出军，先射倒清军一人，清军大噪合围而进，结果为卢象升率军冲杀击退。清军首战不利，退还大营。是夜，卢象升自领中军，以虎大威帅左营，杨国柱帅右营，坚营自守。夜半，清军号角声四起，至天明，清军数万骑围卢象升营数重。
    而卢象升在此战开始之前，就知道定将不免，所以早已萌生死意。为了避免自己过早战死，导致本军大溃，因此他这天穿的不是主帅制服，而是穿的普通士兵的号衣，又将印绶缚在肘后以方便辨认。随即卢象升麾兵与清军激战，整个战场杀声震天。此战自辰时打到未时，卢象升军终于炮尽矢穷，两军开始肉搏。清军主力乘机对卢象升所在的中军发起了冲锋，卢象升大喝：“谁为我取彼者！”总兵虎大威应声而出，杀入敌阵，但他兵力实在太少，因此虽然死战半晌，却不能杀退敌军，眼见势不能支，卢象升见状大呼道：“虎将军！今吾辈效命秋，无自爱！”遂带全军杀入，与虎大威一起并肩力战。象升在清军阵中引刀奋战，大呼不已：“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独力格杀数十名清军，最后身中四箭三刀，落马阵亡。卢象升部下掌牧杨陆凯怕清军残害督师尸体，伏身其上，身中二十四箭而亡，仆人顾显亦于此役殉死，虎大威、杨国柱二人杀出重围，仅以身免。原本忠臣大将战死，回报朝廷，皇上给个谥号封赏一番家属，最多再哭得几声，就算完了。而中国历史上像这样忠臣为奸臣所害，皇帝凉薄之事体，比比皆是，原不稀奇，譬如岳武穆。但明朝的事，却往往匪夷所思已极，即使穷尽小说家之想象，怕亦未必能想出其中之万一来。
   自卢督师为国捐躯，以身殉节，部下为怕清军残害他遗体，不惜以身受死，因此他死后清军倒真没能摧残其遗体。可是他们却万万想不到，卢督师的遗体竟然会被自己人拿来做起了文章，闹出一场大风波，以至于又有忠义之士为此而不幸殒身。
    而高起潜阉贼在闻知卢督师战死后，一箭不发率数万关宁铁骑仓皇逃窜，又怕被追究拥兵不救的罪状，因此不敢上奏说卢督师已死。此一战中，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数万虎狼之士，在高起潜的率领下，对五十里外与清军殊死一战的卢象升五千部队作壁上观，随后更落荒而逃，是为关宁铁骑建师以来头一遭。袁督师一去，雄兵利卒便沦落至此，夫复何言。而杨嗣昌则更狠，他不但要回避给卢象升掣肘致使陷入死地的问题，竟还欲乘机治卢象升一个举动失宜畏罪潜逃的罪名，因此绝口不说卢督师已经战死。通常而言，一般的庙堂之争乃是权利或者党派之争，因此如果有一方下台或者身亡，这斗争也就算结束了。但杨嗣昌却竟然在对手死后还要继续进行报复，杨、卢二人这仇结得如此之深，似已经超出了党争和争权的范畴，更似江湖上的私人恩怨。究其原因，大约一是当初卢督师责杨嗣昌意图向清军求和，让他失了面子；二是因战、和之争，两人之间爆发的一场争执，使得杨嗣昌觉得自己差点首级不保。当时，杨嗣昌曾经派遣一盲人算卦者悄悄去找清军媾和，哪知清军大怒，以为议和乃国家大事，你派个残疾江湖人来算个什么？因此差点杀了那算命的。结果此事为卢督师所知，便因此责问杨嗣昌：“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之耻乎？且某叨剑印，长安口舌如风，倘唯唯从义，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因绋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卢、杨、高三人当时均有孝在身，尚未出服，故有此言。，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尽丧本来，何颜面立人世乎？”杨嗣昌大约以为卢督师欲取其项上人头，书载其当时“色战”，大声叫道：“公直以尚方剑加吾颈耶？”卢象升慨然道：“尚方剑须从己颈下过，如不歼敌，未易加人。若舍战言抚，养祸辱身，非某所能知也。”《明季北略》。这话既说得慷慨激昂，又直指杨嗣昌如果舍战言抚，则迟早会养祸辱身，不免身败名裂。但他话中不说尚方宝剑绝不加人颈，只说“未易加人”，最后一句“非某所能知也”，意可双解，可做非我所能知道的意思，也可说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意思。估计杨嗣昌是理解为后一种意思的。杨嗣昌仓皇而去，双方自此彻底决裂。在他那里，国家大事就此成了江湖恩怨，于是和卢督师结下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再者，杨嗣昌得知卢督师死讯后，大为放心。只是卢督师既然已去，最要紧的自然便是先知道其他仇人的消息，所以他不问其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杨翰林死未？”当时报信的人不知道杨廷麟就是杨翰林，只知道他是卢督师军中赞画，一时间不知其所云而无从作答。于是杨嗣昌又赶紧补道：“杨赞画死未？”这次报者总算知道了，答曰：“已先奉差，不在营中。”杨嗣昌听后，顿时“为不豫者久之”《烈皇小识》。。由此可见此公欲效曹操之故智，直把杨翰林当祢衡耳。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不遂人愿，老天也有开眼的时候，杨廷麟偏偏就在生死存亡之际，被卢督师派去了高起潜那里求援，导致杨嗣昌奸谋落空，最后空自懊恼了半天。而杨廷麟刚刚得脱大难，却马上又听说杨嗣昌等人诬陷说督师是失踪，并没战死，意图陷害督师。于是他和部下急忙前往战场寻找卢督师尸体，在找到督师尸体后，发现其时督师甲衣下依旧还穿着麻衣白网巾的孝服，盖因父丧未服完之故。只是如此一来，杨廷麟报说督师已经殉国，而杨嗣昌却说没死，不知道孰为是，崇祯于是下诏，令认得卢督师的士卒、官吏前去验视遗体。先是卢军一幸存小军远远望见督师遗体，立刻便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一时间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顺德知府于颍在检视后，也上书报曰卢督师确实战死，杨嗣昌却又故作谨慎，复派三士卒前去检视。杨嗣昌大约以为他选的那三人铁定是会顺着他意思说，那不是卢督师尸体，那么他就可以做文章了。谁知道在那三人中，有一名叫俞振龙的，大约是不忿杨嗣昌如此作为，可能在去前在杨嗣昌面前装了一回佞人，不然我想杨嗣昌是不会让他去的。可当他去检视完回来后，却坚持实话实说，一口咬定那就是卢督师的尸身，卢督师确实战死沙场了。杨嗣昌闻讯大怒，立刻将其严刑拷打，鞭挞时间长达三日三夜，那俞振龙最后怒目大喊道：“天道神明，无枉忠臣！”《明史》。随后便被活活打死。而另有卢督师属下一名千总，名唤杨国栋的，写塘报呈送兵部，杨嗣昌要他更改塘报，诬写卢督师如何畏敌逗留，导致兵败身死。这杨国栋坚持不许，于是也被杨嗣昌诬陷，被处以极刑，只是这位和督师无亲无故的千总，至死都未改其所写塘报一字。《明亡述略》。天下百姓闻听此等情形，群言滔滔千夫所指，恨杨嗣昌入骨。可惜，这些却入不了崇祯耳。不过，即使入了崇祯耳，我想也是一样的无用。好在还有那么多人指认卢督师遗体，更有大批的屠狗辈宁死也不愿枉污忠臣，所以想要诬陷卢督师是不可能了。可是被杨嗣昌这么一闹，卢督师遗体不得入土为安，已然居停达八十日之多，至此方准其家人前来收殓。
    此杨嗣昌其人于崇祯五十宰相中，实可谓除孙阁老外唯一有大才的人物，也算是唯一一个在位时有实权（孙阁老便是无实权）又能办实事的首辅，只是其心也可谓毒之甚矣。其先以奸谋陷死卢督师，在卢督师殉国后又欲追构坏其身后声名，乃至不惜枉杀两位义士，更荼毒卢督师遗体，使忠臣良将以身殉国后不能入土为安，暴露腐朽达八十日之久。按中国的传统习俗，死者入土为安责莫大焉，是以在当时的民间百姓和相当部分朝廷官员看来，此举实在大违天道，颇有神人共愤的味道。
    数年后，杨嗣昌亲自率军出征，围攻“八大王”张献忠。张献忠用兵飘忽之极，神出鬼没，而杨嗣昌则“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所以虽然兵力远大于张献忠，却为张献忠所算，最后因大明藩王被张献忠斩杀而畏罪自尽。张献忠为泄愤，尽掘杨嗣昌祖上七世坟墓，并挖出杨嗣昌夫妇尸体，将他们乱刀分尸。待得杨氏后人前来收葬时，竟是无法得全其尸，只得以其半复回葬之。此一节，大约是可以说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这正是自作孽不可活呀。只是再怎么地，这等都是身后话，至多也就是出口闷气而已，终不能起卢督师于地下，如此，则要这身后报应又有何用？复可为之一叹。另外，由于崇祯一贯有处分主办官员的习惯，因而也有言官提出，要对身为此次导致卢督师战死的战役领导者杨嗣昌进行处罚，甚至以袁崇焕为例子，要求处死杨嗣昌，不过根据《明史》的记载，至少有两位官员却因此遭到了崇祯的处分：给事中李希沆言：“圣明御极以来，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语侵嗣昌。御史王志举亦劾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用丁汝夔、袁崇焕故事。帝怒，希沆贬秩，志举夺官。又，此战之后果，不单是卢象升和孙承宗殉国，大明的文臣、武将乃至监军太监，因此被崇祯帝同一天处死者多达三十六人，为崇祯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斩杀朝廷官员之行动，但杨嗣昌却还是恩宠不减，甚至连一点处分都没有。《明史》曰：“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而嗣昌贬削不及，物议益哗。”
    在第二年，卢象升妻王氏因督师是为国捐躯，故请朝廷给恤，不准。后年，其弟卢象晋、卢象观又请恤，又不准。一直到杨嗣昌畏罪自杀后，大臣们多次上书，才总算勉强赠了卢督师一个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其祭葬，世荫锦衣千户，但却没有追谥。等后来南明弘光朝廷的时候，才追谥为“忠烈”，予以立祠奉祀。卢督师以身殉国，前后遭遇之惨亦不下于袁督师，而其家人牺牲之惨烈，尤过于袁督师家人。其弟卢象观于崇祯十五年，为乡荐第一，成进士，官至中书，南明灭亡时，投水自杀。卢象晋出家为僧，堂弟卢象同和其部将陈安壮烈战死。卢氏满门忠烈，于卢象升之后，为大明战死、殉难者，多达一百余人。卢象升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卢公象升功绩赫赫，死得又极壮烈，然崇祯如此刻薄于他，深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崇祯之前过于宠信杨嗣昌之故，如果否定杨嗣昌，就等于说崇祯被奸佞所蒙蔽，也就是否定了崇祯自己，这是崇祯绝不可能接受的。既然皇上不能没面子，那就只好让卢督师没面子了，这和从前崇祯明知道袁崇焕无罪，最后却非要杀袁崇焕一样，都是因为死要面子。崇祯为了面子，生生丧送了大明两位雄才大略见识过人的统帅，自己砍断了拱卫着大明朝的最粗大的两根中流砥柱，而最后，崇祯自己竟然也是死在了这死要面子的脾气上，难道此果然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