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露来，大家都不陌生。这本是自然界的一种常见现象，但在古代中国，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不懂得露水的形成机制，往往将其视为上天福佑世间的先兆，谓之“甘露”，是古代“祥瑞”之一。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因和“甘露”相关，故被称作“甘露之变”。不过，和人们希冀“甘露”带来福佑迥异的是，随着此次“甘露”而来的，却是血腥屠杀。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甘露之变”的主角们
自“安史之乱”后，曾经辉煌繁盛的大唐王朝就陷入了内有朝官党争、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混战、民变迭起，外有吐蕃、回纥侵掠的困境中。其中宦官专权愈演愈烈，皇帝废立皆出宦官之手，“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
公元826年，文宗李昂从十六王宅被宦官迎立为皇帝，在此之前，其哥哥敬宗就被宦官杀死，因而文宗对宦官集团有一种被深深支配的恐惧感，特别想要摆脱。久而久之，就萌生了清除擅权宦官的念头，甘露之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宗为此特别提拔了李训、郑注二人。
唐文宗
李训，本名仲言，陇西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人。长相魁梧，“敏于辩论，多大言，自标置”。进士及第后，补太学助教。后来投奔郑注，进而结识权阄王守澄，受其推荐，进入宫廷，为文宗讲解《周易》，地位逐渐显贵。在大和九年(835年)，成为宰相。
郑注，本姓鱼，绛州翼城（今山西省翼城县）人，出身微贱，冒姓望族郑氏，时人鄙称其为“鱼郑”。他精通医术，“始以药术游于长安权豪之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后来得幸于王守澄，特别讨其欢心。大和七年（833年），文宗中风，王守澄推荐郑注前来为其治病，文宗“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大和九年，郑注任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深受文宗信任。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省兴宁市）人，出身宦官世家。父亲仇文晟死后追赠左监门卫将军，叔父仇文义担任忠武军监军使。德宗贞元年间，仇士良净身入宫，侍奉当时为太子的顺宗，后来步步高升，地位逐渐显贵。唐文宗被拥立为帝，仇士良亦有功，但当时的权阉王守澄故意打压他，二人心生嫌隙。仇士良遂与文宗联合，杀死王守澄，一跃成为最有权势的宦官。但讽刺的是，唐文宗随之又忌惮他，试图将其铲除。
《与君歌》中的仇士良
二、“甘露之变”
为了铲除大宦官仇士良，郑注要求出任凤翔节度使，与李训一居外掌兵，一居朝联络百官，内外协力，方便发动政变。最初的政变“剧本”是这样拟定的：郑注上任后，迅速挑选数百名壮士，作为亲兵。待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廷在浐水“风光”大葬王守澄时，由郑注上奏文宗，允准其率亲兵护卫葬礼。同时，文宗诏命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去为王守澄送葬。待宦官们进入墓道后，由郑注下令亲兵关闭墓门，将其一网打尽。
“剧本”拟好后，李训却又和宰相舒元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邠宁节度使郭行余等同党密谋，擅自更改了“剧本”。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先的计划，功劳全都是郑注的，事后必受重用，高自己一等。于是让郭行余等以赴任为名，招募壮士，作为私兵，配合韩约统领的金吾兵及御史台、京兆府吏卒，在京城发动政变，诛灭宦官，顺带再把郑注除掉，这样就可以大功独揽，尽享荣华富贵。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和大臣们照常在含元殿上朝。李训派韩约向文宗奏报，说左金吾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昨夜降下了甘露，这是祥瑞的征兆。知情或不知情的朝臣们赶紧向文宗道贺。李训又假意奏道，说石榴树上虽然有水珠，但可能不是甘露，应再派亲信前去验看，确定后再庆贺不迟。文宗准奏，遂命仇士良率领众位宦官前去察看。
李训、韩约已事先在院子里设下了伏兵，只等宦官入院，便关门杀人。但韩约在陪同仇士良等人前往左金吾院的路上，过于紧张，“气慑汗流，不能举首”。仇士良心生疑惑，询问缘由，韩约勉强搪塞过去。仇士良等人刚进入院门，恰巧来了一阵风，把院里的帐幕吹起来，露出了伏兵利器。仇士良等人反应迅速，立刻往外跑。守门士卒想关门阻拦，被仇士良厉声呵斥后，就吓得不知所措，任由仇士良等人逃走。
仇士良率宦官跑到大殿后，迅速抢夺文宗，往宫中避难。李训一面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护驾，一面扯辇阻拦，高呼：“陛下不可入宫。”遭到文宗呵斥。这时金吾卫士和京兆府、御史台吏卒共计数百人登上含元殿，开始杀害宦官，死伤十多人，但文宗已被仇士良挟持，进入宫中后，就紧闭宫门。仇士良矫诏宣布李训等人谋反，以讨伐逆贼的名义派神策军杀害朝臣。
李训见事情败露，匆忙换上低级官吏的衣服，逃奔终南山，不知情的宰相王涯、贾谅等人逃往中书省。神策军借机在宫内外大肆搜捕屠戮，杀害金吾卫土、吏卒近千人。李训、王涯、贾谅、舒元舆、郭行余、韩约等先后被捕杀。郑注原本率兵赶赴长安，途中得到政变失败的消息后，连忙折返凤翔，不久即被监军宦官杀害。
三、“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
后人在分析“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时，却惊奇地发现，这场行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原因如下：
李训、郑注与唐文宗目标不完全一致
唐文宗虽极其痛恨王守澄、仇士良等飞扬跋扈的擅权宦官，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对其他宦官并无恶感，甚至还任用了一些比较恭顺的宦官如薛季棱、刘弘逸，借此制衡朝臣。而李训目标是打击部分有权势的宦官，郑注则是想打击所有宦官。目标差异悬殊，就导致在事变过程中文宗态度发生转变，宦官集团取得先机。
2.李训个人野心膨胀，欲揽功自重
李训野心很大，贪欲又重，在仕途上投机取巧，毫无节操。他先是通过贿赂郑注，结识了王守澄，后又在王守澄的举荐下，被文宗任用。为了进一步得到权势，他和郑注甘受文宗驱使，参与诛灭王守澄。李训为了揽功，不惜抛弃和郑注共同拟定的成功把握较大的方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3.参与人员心理素质、行动能力低
李训所任用的人大多官职低微，是临时提拔上来的，并不关心朝廷安危，只图个人权势。但他们心理素质很差，执行计划时漏洞百出，使仇士良等人有所察觉。他们率领的士兵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战力低，行动迟缓，好比一群乌合之众，在训练有素的神策军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4.缺乏充分准备
李训等人策划事变时，只虑胜，未虑败，准备严重不足，尤其缺乏失败后的预案。这就导致计划失败后，相关人员手忙脚乱，只会到处逃窜躲藏，反而是宦官集团临危不乱，迅速调集军队，掌控局面，随后大肆展开搜捕。更令人无语的是，他们还严重低估了宦官集团镇压异己的手段和决心，致使一些无辜大臣、吏卒受到牵连。
文史君说：
“甘露之变”是唐朝后期皇帝试图削弱宦官集团，复兴皇权的一次尝试，本质上是皇帝和宦官之间的冲突，却使许多无辜之人死于这场腥风血雨。尽管我们天然地同情弱者、失败者，痛恨祸国殃民的权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次事变中，以仇士良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表现远超以李训为首的朝廷官员，洞察力、判断力、决断力确实可圈可点。而文宗任用的李训、郑注、韩约等人，实际上是一群政治暴发户，没有威望和号召力。过于追求功利，彼此勾心斗角，寄希望于侥幸，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雷巧玲：《“甘露之变”发微》，《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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