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是明代皇族,刚满10岁时即遭国破家亡之痛,削发为僧,改名石涛。他因逃避兵祸,四处流浪,得以遍游名山大川,饱览“五老”、“三叠”之胜。从事作画写生,领悟到大自然一切生动之态。至康熙朝,画名已传扬四海。但他又不甘寂寞,从远离尘器的安徽敬亭山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南京,康熙南巡时,他曾两次在扬州接驾,并奉献《海晏河清图》,晚年与上层人物交往比较密切。
石涛晚年,以卖画为生,并自还俗后,又有家口之累,故其晚年作品相当丰富。《苦瓜和尚画语录》,则是其一生实践与求索的理论结晶。1707年7月,石涛画了《设色山水册》(书画十二帧),自此之后石涛画迹不再出现。这一年秋冬之际,石涛走完了他的一生。[1]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因而他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综观石涛一生绘画作品中,无论是寻丈巨制,还是尺页小品,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观之令人难以忘怀。如将他的作品从时间顺序和作品特征来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技法学习时期,亦即石涛在武昌的时期,时处石涛早年,正赶上摹仿董其昌风格的时期,康熙初,董其昌的画风和理论对中国画坛产生着重要影响,「南北宗」说广为传播,其间还明显地带有「抑北扬南」倾向。在笔墨方面竭力主张要有「士气」,并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从石涛的早年作品看,他受到了董其昌理论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体现在石涛早年作品中的个性特征,从一开始就十分自然地流露在笔墨之中,既要承袭传统又要以「造化为师」、「我用我法」。石涛的天赋才能正是在这两者关系的辨证认识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现存石涛早年作品不多,可信者更少,上述几件作品体现了石涛后期绘画风格多变善化的创造能力,是建立在早期刻苦钻研传统技巧以及兼收并蓄同时代画家优秀技法的根基上的。他在一则画跋中说:「古人虽善一家,不知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似今之学者,如枯骨死灰相乎?知此即为书画中龙矣。」(《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融古法为我法,不囿于陈式,不拘泥一格,取其为己所好者学之。」因此,他的个性特征在早期临摹作品中已自然地流露出来,为以后艺术形式的变革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宣城时期;这是石涛艺术创作中的融会和创新阶段。在宣城十余年里,他广交友人,结识了梅清、汤燕生、施闰章、黄砚旅等诗画知己,往来于歙县、太平、黄山、宣城、芜湖一带。石涛和梅清的交往颇深,梅清乃安徽宣城望族,年长石涛18岁。石涛与其初识于南京奉圣寺,后受梅氏兄弟的邀请,于康熙9年(1670年)移居宣城,俩人经常谈诗论画,终成忘年之交。梅清画了一辈子黄山风景,在表现黄山空灵的神韵上,至今还是独占鳌头。尽管石涛和他个性气质未必相近,但艺术修养上的见地相投,发展为画风表现上某些形式的彼此融洽,从石涛这时期的《渊明诗意图》(康熙辛亥30岁时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策杖图》(癸丑32岁时作)等作品来看,足以证明石涛和梅清在这时期的风格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些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也是安徽「黄山画派」的主要面貌。此外,石涛在安徽时所绘的人物、竹石等作品也代表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上海博物馆藏有康熙13年石涛33岁(1674年)所作的《观音图轴》和康熙18年(1679年)38岁时作的《竹石梅兰图轴》。《观音图轴》笔法取自梅清,以颤抖流畅的笔法勾勒出人物的衣褶和山石的纹理,又以纤细的笔迹描绘出观音丰满、慈祥的脸庞,显示了曲直、粗细、刚柔、轻重的线条变化和对比。《竹石梅兰图轴》构图紧凑、用笔坚实,画面枝叶茂密,错落有致;石涛作品中,竹石图较多,纯花卉的较少,此图的风格颇受明代沈周画法的影响。同年所作的《独峰石桥图轴》,山石皴笔虽取法于梅清笔意,但已经明显地流露出石涛纵恣豪放,郁茂酣畅的笔墨个性,反映了他艺术创作风格已处于递变的重要阶段。综观石涛在宣城的绘画作品,无论对佛学禅理的悟解,还是对传统笔墨技巧的把握以及在思想认识上的活跃程度都反映了石涛的艺术创作己进入佳境。
第三个时期是南京和扬州时期(康熙17年以后),石涛于康熙19年庚申(1680年)移居南京,这时石涛的绘画艺术渐臻成熟,生活、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期,石涛在文人荟萃的南京地区如鱼得水,与当地许多诗人画士结识,其中著名的有屈大均,孔尚任、龚贤、戴本孝、查士标、程邃、黄云等,还认识了卓子任、郑瑚山、博问亭等官吏名流,他们对石涛艺术境界的升华大有作用。特别是当时活动在金陵地区的石溪、龚贤、戴本孝、程邃等都是声名卓著的画家,对来自宣城的石涛很有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批社会名流里有不少是收藏古画的鉴赏家,他们保存有前代不少名人的墨宝,使石涛有机会观摩前人的作品,进一步了解董源、倪瓒、沈周以及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从中吸收丰富的绘画技艺,而他所处钟陵、太湖的自然景色,也促使他体会到这些名家的笔墨成就。
在这一时期里,他的山水画有所变化,原来接近于梅清、戴本孝、程邃、萧云从等这些新安派的画风逐渐由浓而淡,属于他自己个性的面目变得更为清晰,随之而现的笔墨更为得心应手,在经过临摹学习,融会创新的阶段,以他娴熟的笔墨技巧,运用变幻莫测的创作手法,从而形成了恣肆洒脱的艺术风格。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涛书画卷》、《秋声赋图卷》、《荒城怀古图轴》、《山水清音图轴》等作品,都是这时期内不同风格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作于康熙20年辛酉年(1681)的《秋声赋图卷》,保留着梅清的灵秀,墨韵润泽,笔触劲炼,全图除近景树石稍有线条笔迹外,整个画面几乎由墨与色渲染而成;绚丽多彩的树叶,晨雾迷离中若隐若现的村落,左上方大面积留白,犹如晨曦迷雾,朦朦胧胧,正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彷佛让人置身于幽美静谧的秋色佳景之中;右首配以婀娜多姿的非行非隶书体,使画面显得更潇洒而秀丽。《荒城怀古图轴》则大有董源、巨然笔意,浑朴深厚,苍苍莽莽。《山水清音图轴》是他40岁前典型风格的变奏,是一幅最能代表石涛笔墨清腴,风格恣肆洒脱的山水作品,画中景物层迭、树木茂密,作者巧妙地运用虚实、黑白的均衡布局,通过水的空灵和云雾的蒸腾,避免了过分的迫塞。在笔墨技法上,山石用披麻皴,横直交错,秀灵而坚实,密集的破笔苔点,使山势更显苍莽,篁叶取法倪瓒,只是变萧疏为茂密,墨色干湿浓淡恰到好处。
这时是石涛在绘画笔墨上得心应手,在理论上能自成体系,从而形成了恣肆洒脱艺术风格的时期。属于他有个性的面目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涛画作中即不乏这时期佳作,如在南京所作《蕉菊竹石图轴》,作于康熙25年(1686年),当时石涛45岁,此图画面浓墨淡墨交替应用,对比度较强,墨的变化和线条的运用也十分熟练,从画风看,具有徐青藤、陈白阳的韵味。另一幅《细雨虬松图轴》,作于康熙26年(1687年),石涛是年46岁,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细笔山水佳作,画笔方圆结合,高处峻岭以方笔折角为外形,近处坡石以圆笔为使转,行笔舒缓而自然,既保留安徽画派的气息,又融会了倪云林的骨格,有一种清丽幽雅、清谧淡远的韵味。
康熙29年(1690年),49岁的石涛在燕京,此时是他精力最充沛,心情亦舒畅的时期,因而创作了不少巨幛大幅作品,上海博物馆所藏《醉吟图轴》,为北上时所作作品,用笔严谨,画风细腻,描绘了美丽的江南山居佳境。
《余杭看山图轴》为石涛北上南归后所作,他以虚灵的笔墨节奏,流畅如泻的笔势,描绘出了作者昔年在浙江余杭城外远眺大涤山之情景,画面上江南丘陵郁葱绵亘,一览无遗的佳境令人心驰神往。
《卓然庐图轴》以湿笔淡墨作底,用浓墨钩皴,山石皴法取直皴填凹凸之形,笔势平稳沉着,布局采用董其昌四面取势格局,景色无奇,但有超然绝世的宁静舒适感。
《溪南八景图册》为康熙39年石涛61岁所作,是作者壮暮之年的小景杰作。作品按祝允明《溪南八景诗》诗意,生动描绘出皖南歙县的溪南山村佳景。曾经客居皖南,熟悉当地山野美景的石涛,运用自如地把他所熟悉的山岭、溪流、田野、月色付之笔端,活灵活现地展现于盈尺宣纸上。
石涛于康熙46年(1707年)与世长辞,在最后的岁月中,他还能以苍劲流利的画笔画出最后的一些作品。作于康熙44年乙酉(1705年)的《梅竹图》(上海博物馆藏)为其中之一。此图以罗纹纸作画,由于半生半熟的纸质特点,画面达到了湿润而不漫漶的笔墨效果,更兼用笔清逸流畅,构图巧妙,把梅干、枝枒、花瓣、花蕊及寥寥数枝的竹枝得体地画于各个部位,是件文人画意趣浓厚的作品。
石涛中青年时期的绘画,更多的是受到元明以来文人画的滋养,大体是陈老莲花、沈周和元四家。入住宣城后,又多受新安派画风的影响,山水多用方折线条和扎结峻法,在石涛早期画作《人物山水图册》中,笔法松秀,干笔峻擦辅以淡墨阔笔,保留较多元人干笔韵味和新安派画法特点。在南京时期,石涛从金陵派画家处吸收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石涛这一时期那种较为浓厚、淋漓的墨斑画法,即使受到龚贤的山水风格的启发。
经过三年北游,他又接受并融会了宋画的传统,他晚年扬州时期的《庐山观瀑图》、《翠蛟峰观泉图》,不论从创作主体对待自然山川的态度和意境创造,还是从章法布局、整体结构和气势以形象刻画上看,都吸收了宋画的特点。
石涛虽广泛学习了各家技法,但他并没有因袭古人的陈式,一味模仿古人的作品,而是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特别是主张从自然中吸收创作源泉。饱览名山大川,目识心会,“令山川与予神遇迹化”,从而创作出“遗貌取神”、“不似之似似之”的作品。石涛一生登山临水,从湘源到楚水,从越中到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剪取了无数绝妙的画本。
石涛的绘画,在技法上也并没有拘守一种形体,而是配合了多种多样的笔势,凡是笔所表现的形态,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同时他网罗了先进的技法,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形成了自己不平凡的、多样化的风格。
石涛善画山水,兼工墨竹、花、人物。细笔粗笔、渴笔泼墨无所不能,其风格即沉郁豪放,亦秀闲静,并多写自己对自然观察体验之所得,极富于创造性。其山水构图新颖而多变化,景象勃新奇,意境宏深,笔情纵恣,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充沛的生命力。技法方而不受前人成规束缚,敢于从实地观察出发,尊重自己的感受,大胆创新。
石涛山水画作品,有粗细种风格,其中又有刚柔和疏密的变化。《搜尽奇峰图》是石涛山水画中的杰出,属于粗笔一路。画中密俊密点,峰险石奇,硝壁回抱,而对山形的处理更概括而集中,与密密麻麻的苔点一起,组成了特殊的石涛风格:真可说是达到了“不立一法”、“不舍一法”的境界,这种沉郁苍茫的境界,在清初画坛上罕有起匹,是典型的石涛价值所在。《泼墨山水图》则更为豪放,满纸笔墨飞舞,水墨淋漓,浓淡相间,似隐似显,变化多端。
石涛画作以大笔淋漓,奔放不较多,而那种细笔清朗、含蓄秀的所谓“细笔石涛”,格调更为高雅。《细雨虬松图》即使细笔作风的杰作。全图以清劲、简括的细秀线条勾勒山石,不多加俊擦,用墨轻淡,苔点也不多,染时亦不用淡墨水。笔墨的细致柔和,设色的空灵淡岩,给人感觉恬静淡泊,典型秀丽。
石涛山水作品中,《清湘画槁》集诗、书、画于一纸,山水、花、人物具备,为五十余岁时精品。
《维阳洁秋图》几乎全用点法画成,为石涛用点的典型之作。《云山图》以截取法取景,表现了他构图上的特点。《采石图》绘南京采石叽风景,为写实之作。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显示了石涛山水画的艺术特点。
石涛的花鸟、兰竹,多用水墨写意法,行笔爽利,用墨淋漓简练。给人以清峻挺拔、浑厚华滋之感。气格高旷恢廓。石涛的兰竹画为中国画史中的一绝。墨竹气势恣肆,运笔酐畅劲爽,用墨华滋,渗润并生。郑板桥说他“画兰不似兰,盖其化也”,“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其《竹石图》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图中竹竿瘦而劲,用墨笔拖出,竹节特别用浓墨勾点提醒。浓密的竹叶交迈穿插,散发出兰花的幽香。粗细长短的笔踪,枯湿浓淡的墨彩,经过疏密聚散的组合,使整幅画显得轻松明快,折射出画家驾轻就熟的精技艺。
《幽兰图》则为精绝之作,这幅画寥寥数笔,但属精彩之笔。最精彩的是一笔便是画面中右部伸展出来直至左下方的那长长的一笔兰,形态直而微曲,直是一种活力,曲则表现着一种美,使整幅画充满了生意。这种效果全凭墨水中的灵气和笔头的神韵得来。石涛的存世佳作还有《梅竹图》、《墨荷图》、《蕉菊图》等。
石涛俊法的运用亦灵活多变。其俊法主要源于董源、黄公望一派的柔性用笔,作披麻、解索俊,或细密,或简练,或湿润,或干枯,有时亦作方硬的折带俊或淋漓的拖泥带水俊。
石涛用墨浓淡相兼,干以湿出,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气象和浑厚之态。善用积墨、破墨、湿墨、泼墨之法,在墨色焦润、枯湿的关系处理上独得其妙。有时惜墨如金,笔简墨淡:有时泼墨如水,浓重滋润,使景色呈现轻淡、苍茫、朦胧、悠远等变幻无穷的意境。尤其是他的破墨法,或以淡破浓,或以浓破淡,或以焦破润,或以润破焦,或以墨破水,或以水破墨,满纸墨色淋漓酐畅,自然天成,气韵生动。
正因为石涛对墨、线、点的精战,使他的画仿佛成为一个墨、线、色、点交织的乐章,跃动勃勃的生命力,如仅观一局部,又仿佛是一件极佳的抽象画,意味幽长。
石涛的画,在构图上不落前人巢,往往破空而来,出奇制胜,极富创造性。他总结出构图的“蹊径六则”:对景不对山,对山不对景,倒景,借景,截断,险峻。他尤善用截取法,以特写的手法传达深的境界。这种方法把景色里最优美的一段截取了写出来,是对马远边角式山水构图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石涛在用截取法构图时,虚实结合,善于运用空白,使人有疏松开朗不紧促闷塞的感觉,这样更能使画面上的景物集中、突出和明豁。
另外,石涛的绘画讲求一种气势,运笔姿肆,泼墨挥洒,不拘小处瑕疵,追求全局豪放郁的气势和宏博奇异的境界。
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关系上,一直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在作画的同时还要体写诗文。石涛也不例外,他喜题长跋,他的书法诸体兼能,且往往因画异而体变。一般是浑圆滋润笔墨配以浑厚圆润书法:方折画笔配之以生辣奇崛之笔:严谨工整的画面对以笔工字正的楷书:流动潇洒的画面对以研丽灵活的行书:淡雅秀润的画面写上清丽飘悠的隶书:奔放纵姿的画面书下挥洒酐畅的草书。
他的书法博取广纳,学过董其昌、苏轼、黄庭坚等。他的书法,往往是像某家但又非某家,属某书体又不是纯属某书家,“我用我法”之精神不时流露。其行书出入董其昌、苏轼,并掺以草隶法及画法,或端重、或秀雅、或疏朗、或洒脱,不一而足。
《罗弗山图册跋》可为其中代表,在磊落的行书节奏中,表现出对书法技巧的行家意识,点画飞动,线条实劲,特别是整体格调,甚至比专门的书家如博山也并不逊色。此跋中的四行小楷,比墨精妙,气度华然,亦是佳品。
石涛隶书书法作品甚多,风格也不尽一致。或纳入非隶的多种书体,或仿效黄庭坚结体之,或融入魏碑之生涩笔势,故飞动、端庄时来笔端。
石涛还精通画理,其理论收录在《苦瓜和尚画语录》及画册跋中。《苦瓜和尚画语录》是我国绘画(特别是山水画)理论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书中叙述画风的继承与发展,画家的生活、修养、艺术创造,山水形象,用笔、用墨、构图等多方面问题,其“一画论”、“笔墨当随时代”等观念,对后长生了重要影响。
石涛不仅是个杰出的书画家,他还善于叠石成山,设计园林。石涛参于建造的扬州园林,有后石山房、个园和万石园等。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艺术的创造意识和个性表达而言,石涛无疑是清初画家中最具鲜明色彩的人物.在清初画坛中,占统治地位的"四王"画派遵循董其昌"集其大成,自出机抒"的原则,在摹古的理念下,对笔墨语言进行精心实验,是对前代艺术典范一种风格主义的演绎于总结,而石涛则以主观情志驾驶艺术中的形式与自然,伸张情感意蕴与个性精神的探索更具有一种风气之先的意义.可以说,正是石涛开启了文人画在其发展的后期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历史.
其绘画避免了文人画的天生狭义的趣味表现,切实地表现出了大千世界的回然生气.同时又保持了文人画论者所强调的笔墨表现以及文人画中岸然自立的气格.
石涛的画风被当时的正统派批评为"纵横习气",在清初的摹古风气中,他画风和超绝的创新精神并没能获得多少回应之声,直到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的崛起,才显示出石涛革新的意义.自此之后,石涛的影响日盛一日,如日中天.他的画为鉴藏家重金购藏.众多画家拜伏于他的"门下".从清代中期直至近现代,从扬州八怪、海上派到博抱石、石鲁,在许多引领潮流的画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石涛的影子。即使是在流统文人画已成为历史、现代水墨画方兴未艾的今天,他的艺术性格,他关于艺术本体的“一画论”和“笔墨当随时代”的主张,仍然具有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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