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插手朝政以贿赂谋复周延儒
吴昌时何许人也？用当下的语汇来说，就是一个混进帝国最高层组织部门的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投机分子。投机不成，最终被崇祯皇帝在恼羞成怒中，当庭打折了大腿，后来被枭首示众。他的后台首辅周延儒被赐死。
吴昌时，字来之，江苏吴江人。吴氏为吴江的名门望族，他的高祖是南京刑部尚书吴洪，曾祖是严州知府吴昆，其父是修武知县吴翼。吴昌时是其父小妾所生，其长兄吴昌期的母亲黄氏为嘉兴人，因为在生产吴昌期时难产而痛苦不堪，长期与丈夫分居，携昌期回到嘉兴娘家。昌期后来官至贵州按察司副使，家甚富，但是无子嗣。昌期死，昌时赴嘉兴，继承其家业。所以《明史》谓昌时为嘉兴人。
昌时少年时师从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周宗建，因此他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吴昌时是应社成立时最早入社的十一人之一，后来张溥、张采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吴昌时也是社中骨干，并与张溥、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坛巨子来往密切，由此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政坛之路。
吴昌时于崇祯三年中举人。崇祯七年（1634年）吴昌时和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属于同年进士，都是当朝首辅主考官周延儒的弟子。吴昌时崇祯十一年授行人，十二年升为礼部主事，成为复社安排在朝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为人贪墨、狡黠而狠毒，热衷权势，人品低下。但是当时复社人士都不了解他的品性，只是觉得此公活动能量很大，虽然官阶不高，却是崇祯末年政局中十分活跃的角色。他极善于钻营投机，奔走权贵政要之间，刺探机密。据载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间，薛国观当政时，吴昌时曾经写密信给张溥，说：
虞山（指钱谦益，常熟别称虞山）毁不用，湛特（文震孟字）相三月即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宜兴人，古称阳羡）复出，不足弥祸。
吴昌时此信是指，温体仁对钱谦益和文震孟的迫害排挤，周延儒自从被温体仁剔出内阁失势回归乡里后，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便主动与复社接触，他如果能够复出，自然对复社有利，毕竟老周是他们这科进士的恩师。因而张溥采纳了吴昌时的建议，利用自己在复社的重要影响力，开始发动在朝在野的复社人士一起努力，促成周延儒的复出。吴昌时施展出浑身解数积极活动，交纳内侍，贿通关节，发挥了关键作用。
温体仁继周延儒任首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发、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郑三俊等正人君子，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司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动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綍始下”。也就是说，此事这些人已经筹划了整整两年，只等皇帝的诏旨到达，老周就可以赴京就职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首辅。以张溥为代表的复社人士以东林后继者自居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
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老周慨然答应说：“我将竭尽全力而实行，以感谢诸公的帮忙”。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声太响太臭，被依附于崇祯钦定的逆案，感到面有难色。阮大铖于是退而求其次请求重用他的密友马士英。周延儒答应了。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掌握吏部，刘宗周掌管都察院，范景文掌管工部，倪元璐佐辅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六卿等等，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人。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职，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他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张本。
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首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
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力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怒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复社通过手段，把周延儒推到了首辅的高位，吴昌时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吏部文选郎中的位子，掌管全国文吏的铨选、注缺、保举、改调、推升权，所谓“事权在手，呼吸通天”。吴昌时有复社的背景，又靠贿赂走通了后宫和太监的路子，同时与东厂和锦衣卫关系密切，所谓“通内”“通珰”“通厂”，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中左右逢源，风头一时无两。
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这样评价吴昌时：
来之（吴昌时，字来之）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羡（周延儒）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阳羡反为所用。山阳、江北诸君（指姜埰和熊开元）不能平，面责数来之于朝。熊鱼山（熊开元号）则复社初起时所宗，来之以邑诸生亲授奖遇者也，至是官棘寺，为国事异同，廷击首臣，忤旨杖阙下，系诏狱。来之力能俾政府申救，顾不肯强诤，阴阳唯诺，漫具槖饘，示调解而已。无何，首臣为所罪累，与俱败。
短短一段话 ，历数吴昌时在崇祯末年政治斗争中的种种劣迹，因此而牵扯出他所依附，朋比为奸首臣周延儒，两人俱被崇祯处死。
崇祯十五年初，吴伟业曾经应邀前往吴昌时在嘉兴的别业竹亭湖墅做客。此时，正是周延儒复出秉政，吴昌时正当得意洋洋准备赴京任职的前夕，因而热情接待了当年复社老友吴伟业。
竹亭湖墅是吴昌时的私人别业，又名勺园，在鸳鸯湖畔，因位于嘉兴南又称南湖。吴昌时用做官贪墨而来的钱，在家乡求田问舍，在嘉兴建勺园安享富贵。这勺园不同于一般的私人园林，它既是朋友间诗酒流连、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复社政治活动的重要据点。这座江南名园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园林大师张南垣设计建造。勺园临水而筑，延伸入湖，半在堤岸，半在湖中，形同一把汤勺，山光水色尽入视野。吴昌时对于吴伟业的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陪同伟业游览园中风光，摆下盛宴接风，唤出家中的乐班宥酒娱宾。这座名园的规模与秀丽的景色令吴伟业惊讶不已，而吴昌时的豪华排场更令他瞠目结舌。面对艳丽的女伎，华美的服饰，妙曼的歌舞，给吴伟业太多深刻的影响，以致十年后，他还能在《鸳湖曲》中还原出当时目眩神迷的景象来：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闻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竞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图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而此刻的吴昌时，只是一个在家闲居的朝廷副局级礼部主事，就有如此奢华铺张的排场，不得不使人怀疑此公如此浩大奢靡的园林工程巨额款项何处得来？不久，吴昌时就被周延儒举荐还朝，官复原职后，升任吏部正局级文选司郎中。
蹊跷的是周延儒前脚进京出任首辅，拥戴他出山竭尽全力的复社领袖张溥后脚就得病猝死。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于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中记载“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秘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见中华书局版《明史北略》第343页）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在尘埃之中，至今扑朔迷离。
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拟独揽大权，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在吴昌时的身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看来张溥倾全力助周延儒复出，对于他在政治上寄予厚望，并提出一系列提拔亲信，铲除异己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达到使得周延儒很为难，干脆指使吴昌时痛下杀手，免得夜长梦多，张溥不断地提出要求，这反而成为老周施政的沉重包袱。
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人生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张溥算得上聪明过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在学识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还组织了如此大规模的复社，深得士子人心。然而他成在这个名声，败也在这个名声，他太自负了，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总以为别人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根本不考虑别人的难处。周延儒别看是首辅，首辅也需要底下人顶着，张溥这一份需要修理出局的名单囊括的朝中权臣不下十几个，他要是硬想把这些人挤下去，没准下台的还得是他周延儒自己。周延儒没上台呢，张溥已经对他指手画脚了，这一阵更是连连要求这要求那，周延儒杀他的心早就有了，才借吴昌时之手一举铲除了张溥。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他的同年举人和进士好友、复社名士陈子龙一气呵成二十四首七言绝句，沉痛悼念这位誉满文坛，却长期落拓江湖，却始终关心国事民瘼的文坛领袖、英年早逝的大学者。诗中有：
江城日日坐相思，尺素俄传绝命辞。
读罢惊魂如萝里，千行清泪不成悲。
横经虎观集诸儒，一日声名满帝都。
从此已悬公辅望，谁令十载在江湖?
三江潮落月黄昏，巷绝舂歌欲断魂。
宾客如云人不见，秋风先到信陵门。
诗中写尽了张溥的文采风流，却常年仕途坎坷的不公平命运，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溥。
最后诗中有言：
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
自怜越界惭皇甫，不得相从哭寝门。
弘光元年三月，一代大儒黄道周含泪为之作《明翰林院庶吉士西铭张公墓志铭》，全文工楷书写，遒劲有力，苍健如两晋钟王体小楷名篇，现藏故宫博物院成为书法精品而传世。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被誉为战国四公子信陵君，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