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像
文｜黄裳
嘉兴南湖
最初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的，当然是吴梅村的这一首诗，这诗在梅村集中虽然没有《圆圆曲》那么出风头，不过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而且我还感到，《鸳湖曲》在情感上表现的浓挚与凄凉，都要比《圆圆曲》来得重。一个不过是“家国之感”，另篇就更还夹杂了“身世之悲”。陈田在《明诗记事》(辛签卷二十二朱隗诗里)注说:“鸳湖主人，嘉兴吴昌时也。昌时名在复社，颇为东林效奔走，官吏部郎。通厂卫，赃私狼藉，电发不斥其名，梅村《鸳湖曲》亦多哀愍之词，盖诗人忠厚之遗也。”我很怀疑这所谓“诗人的忠厚”，中国的文人有时候是颇不忠厚的，尤其在发生了“门户之见”的时候，要“忠厚”，也还是为了“门户之见”。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迫明万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1624)。合吴郡金沙檇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丰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钟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旃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
这个应社里，包括了二张、二周和吴来之。有的是儒林重望，也就是在野的党（后来的复社）；有的则走入仕途，作政治活动，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晚明一局政治的幕后策动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这个应社后来经张溥、周钟、吴昌时等的推广而变成了广应社，张溥《七录斋集》卷三《广应社再序》结尾说：“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在这最初的应社里，那目的是在“尊经复古”，“五经选义”，根据张溥的《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卷三)张天如主《易》，而吴昌时则是主《书》的。
吴伟业（梅村）则比较晚一辈，是张天如的弟子，《梅村家藏稿》后面的年谱卷一里，天启二年(1622)梅村才十四岁，就为张天如赏识了，“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作了他的学生。过了两年张天如将应社推广合并而创举了复社，梅村也就入社，“为入室弟子”。这位先生比起学生来，大了才不过七岁。
到了崇祯三年（1630），梅村年二十二岁，省试中式。他写的《复社纪事》里说，“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哀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得称士。”
吴梅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是得意的。他自己和老师(张溥)都高中了，前辈吴昌时也是同榜，成了同年。还有不少社友也中了，于是就举行了“金陵大会”，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鸳湖曲》的作者和诗里主人的一段并不浅的渊源。
诗云（根据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有异字用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校)：
吴梅村 鸳湖春色图 图片来源网络
鸳鸯湖畔草黏(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语(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在这里，我想多少要提一下这个“鸳湖”。
三百年前的诗人的描写，和现在嘉兴的南湖光景大约相去不远，如果说少有变迁，我想也许是那湖更荒秽了，“粘天”的水草更多了，简直使荡舟的人觉得不胜逼仄。那个烟雨楼却还好好的，不过也已经是后来重修过的了，我坐在楼上凭槛喝茶，看眼前的一片浓绿，阴森得很，那树真是很高大，总有几百年的寿命了。莺声不曾听到，却看见无数白鹭在树上飞起飞落，有时候也叫上一声两声。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就指的是吴昌时，竹亭是他的花园的名字，至于这竹亭与烟雨楼的关系，现在也无法知道。
竹亭在当时是江南的名园，是有名的园亭塑手张南垣的杰作。吴梅村有《张南垣传》（《家藏稿》卷五十一），云：“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 其垒石最工……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
阮葵生《茶馀客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抵都称赞他的假山叠得好。在烟雨楼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好一片假山，十分曲折而灵巧，这种小品园艺，使我们可以想象旧时士大夫阶级的剥削的成果，是怎样侵夺了别人的产业、幸福，而造成一己的佚乐与享受的。吴昌时在没有做官以前是绅士，在做官以后则是乡宦，明朝乡绅的豪纵是有名的，像钱牧斋、董其昌、瞿式耜这一批人在乡下都是豪纵不法的。现在我们只看吴昌时，王肱枕作《蚓庵琐语》里说：“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
李清撰《三垣笔记》，卷中有一则：
吴都谏麟微征为余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对于地方官的态度还是这样，更不必说什么老百姓了。这些”名士”们就在这种湖山胜地”大作其文酒之会。梅村另外有首悼吴昌时的诗，题目是《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这一批复社同人，就是时常在这里听戏，饮酒，作诗的。《鸳湖曲》第二节: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迫逐，云鬟子弟接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树(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这一批文社的社友们就是这样地在作乐。吴昌时的好客，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当时人的集子里面一定还留存了不少记载，我却只能找到有限的一两篇，应社最初的发起人朱云子(隗)有《咫闻斋稿》，陈田的《明诗纪事》里选录了他的一首诗，却正可以拿来应用。《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徐徐邀入翠帘垂，扫地添香亦侍儿。默默愔愔灯欲炧，才看声影出参差。氍毹只隔纱屏绿，茗垆相对人如玉。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清癖。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尊前此意堪生死，谁似琅琊王伯舆！
吴梅村诗集笺注 图片来源网络
徐电发（釚）也有一首《鸳湖感旧》:“曾说荒台舞柘杖，而今空见柳丝丝。不因重唱《鸳湖曲》，谁识南朝旧总持。'他在《本事诗》里记：
鸳湖主人，禾中某吏部也。吏部家居时，极声伎歌舞之乐。后以事见法，南湖花柳散作荒烟，东市朝衣变为蛱蝶，故吴祭酒梅村《鸳湖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犹认舞衣鲜”之句，余亦赋《驽湖感旧》云。
在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里面也留下了几首诗，卷二中《同孟宏、孟朴、君伟、来之登烟雨楼次韵》两首：
水气连空绿，晴洲高处幽。无山飞鸟静，有佛古藓浮。平满归群木，苍凉上一舟。云生感慨出，此日获芦游。
烟泽恣凭阁，高岩响带淙。澌流趋壑缓，林月照人双。鱼出春深草，钟声雨后牕。问吴犹地接，门外即三江。
《七录斋集》卷二还有《同来之、孟宏、孟朴、君伟龙渊晚眺次韵》三首，看诗里面的景物和同游的人物，大抵也是在鸳湖所作，第三首：
白成一片暗千山，平地欺狂鱼鸟间。群水合时渔艇乱，百花静处寺门闲。月中荇藻人归夜，楼下笙歌酒上颜。唱别不离高塔影，折来云树美人湾。
其余两首里的断句，像“鱼凫队里看娇舞，芦荻声中惜醉颜”、“萧萧非雨馀空阁，切切新丝怯旧颜”，都可以看出这些名士纵情声色、醉态朦胧的影子。这正是吴昌时极盛的时代，“名士”不足过瘾，“选文”更不是目的所在，看到当时朝政的紊乱，又清楚地摸着崇祯皇帝的多疑心理，于是跃跃欲试，抓到一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做一笔政治上的买卖了。
《鸳湖曲》第三节：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崇祯一朝，宰相一共换了五十个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傅节子、李慈铭等都替这五十位宰相开过名单。皇帝既然如此多疑而不专，内阁如此频频更调，在政客看来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买空卖空的。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就是首揆。这方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拚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下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卷三里有一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著书二万经方盛，买伫三千调更孤。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撒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鄤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时在崇祯十年(1637)。张至发是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话，“直声动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记：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宫中凡令节，官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宫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玉尊。皓齿不呈微索问，娥眉欲蹙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讌，房帷久绝珍奇荐。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就正是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吧。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作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
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
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部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妙用也。(卷中)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纸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言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曹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都谏耀家见之。(卷上)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卷上又记一事：
仙居过邑侯周谋，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与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箭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者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友，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秘密报告了上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东林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衔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议，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但不闻贪秽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
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
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词，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划，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载：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素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耽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的资金，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土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附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贸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遗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
《谈往》亦谓：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一吴昌时。《七录斋集》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像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地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道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疚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窃窃自疑，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丘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以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今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策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问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的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策，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议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未完待续）
作者 黄裳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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