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志怪文化盛行，六朝名士对传统的幽明世界进行重新检视与反思，出现了新的文艺创作现象，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现象的突出表现。名士们对幽明世界的讨论是立足于现实人生的，其中透露出来的不仅是道教与佛教等宗教因素的影响，涉及的也不仅是小说层面的内容，更展现出当时人们对幽明、人鬼世界以及对自然、人生的重新认识与思考，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六朝名士与幽明世界的研究，可以看到六朝文学新的特色。
六朝名士与幽明世界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六朝文化的一个著名现象，便是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的盛行，而在志人小说中，也存在着许多志怪的成分，刘宋时代的临川王刘义庆，不仅编有《世说新语》，而且编有《幽明录》。此处所谓幽明，即指鬼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六朝时代的许多名士，都喜欢鬼怪传说，编撰有此类作品，例如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任昉的《列异传》等。现今的六朝志怪小说研究，偏重于对鬼神故事类型的阐释，而对鬼神故事的形成，多从道教与佛教因素的影响考虑，其实，这类作品的背后，凝聚着深沉的人生思考与文化蕴涵，是对传统幽明世界的重新解读。如果我们跳出以往的小说研究思路，从更深刻的层面来考察的话，就可以看出许多新的原因，得出新的结论。
一、幽明世界的重释
幽明，指有形与无形，又指阴间与人间，它与死生、人鬼等问题相关。《周易·系辞上》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孔颖达疏：“故以用易道，仰观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义理事故也。”对于幽明世界及其关系的探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关注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因此，对于幽明世界的讨论，是立足于现实人生来思考的。自夏商周以来，鬼神思想与宗教对于治理国家、统合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以来，随着理性思想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人文思潮发展了起来。孔孟对于幽明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人为本，对于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老庄则倡举自然之道，代替鬼神迷信。先秦思想家之中，墨子倡导明鬼之说，认为鬼神可以使人产生畏惧心理，有利于统治者对于百姓的统治。但在人类文明进步之后，简单地采用鬼神来吓唬百姓显然是幼稚的想法。
两汉时代，神仙鬼怪之说仍然十分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统治者神道设教，采纳谶纬之说来编织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秦汉以来道教方术的兴盛，导致神仙之说与鬼怪之说的昌炽。从今天的汉画像石遗存中，便可以想象当年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平民百姓对于此类灵异与幽明世界的看法。当时人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地下世界。《汉书·周亚夫传》记载，汉文帝大将周亚夫之子尝为其父买五百具甲盾以备陪葬，为人告发，事连周亚夫，“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这则近乎荒唐的史实，说明在汉人心目中，地下与地上世界异质而同构，幽明世界可以互相贯通。今天我们见到的汉代画像石大多为陪葬所用，里面反映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生，证明汉代人认为幽明世界是互相联系的。
如果说汉代的神鬼之说受到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作为非主流的东汉思想家王充对于鬼神之事，同样是大力鼓吹的，他专门在《论衡》中著有《订鬼》一篇，对于鬼的问题进行分析。汉代的鬼神之说，受到道教神仙方术的影响很大，王充对于谶纬说持反对态度，他从元气之说出发，认为鬼怪的形成乃是元气的产物，“凡世间所谓妖祥，所谓鬼神者，皆太阳之气为之也。太阳之气，天气也。天能生人之体，故能象人之容”。王充还从多方面去论证鬼的存在原因，认为鬼是物老而精，当人年老而精气衰时，鬼物便来陵犯。王充虽然在哲学上主张元气说，并且受到老庄自然之道的影响，但是对于鬼的看法，却坚持有鬼论，认为存在着幽明两个世界。王充《论衡》在东汉晚期受到蔡邕的推崇，进而影响到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界，六朝志怪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蔡邕的故事，可能与此有关。
对幽明世界的探讨，魏晋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东汉末年开始，社会进入多事之秋，不仅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日渐激烈，还出现了黄巾之乱，继而西凉军阀董卓进京，爆发大乱，揭开了汉末三国长期战乱的序幕。社会自上而下，为战争、变乱与疾病所困扰，人生如梦、瞬间即逝的无常心态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寻求超脱苦难，实现长生不死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普遍的社会祈求，对于幽明世界的探讨与吟叹，成为文学的主题，也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此类心理，传统的道教方术与西来的佛教轮回之说相融合，浸润社会各个阶层，形成社会思潮。曹丕《与吴质书》中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三国志·魏书·吴质传》注引《魏略》）曹丕感叹昔年游处的建安七子，经历疾疫，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观其姓名，已为鬼录。但曹丕相信这些人物在地下世界依然存在，灵异现象未可一概抹杀。曹丕撰有《列异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隋志》有《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今佚。惟古来文籍中颇多引用，故犹得见其遗文，则正如《隋志》所言，‘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者也。”此书被认为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第一部优秀作品。魏晋以来，对于幽明世界的探讨，成为魏晋名士的思想旨趣之一，嵇叔良《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相阮嗣宗碑》中赞叹阮籍：“先生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这里所说的幽明之极，包含着有形与无形、人间与冥界的终极原因。
六朝名士对于幽明与鬼怪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传统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受到道教与神仙学说，以及博物、地理学的启发，从更恢弘的角度去看待鬼怪灵异之事。东晋术士与诗人郭璞注《山海经》时，便贯穿了此种思想。《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汉代，其中记载着许多古代的传说与神话故事，以往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荒诞不经，但是郭璞对其进行了重新注释，他提出了如何解读这本奇书的设想：“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濆薄，游魂灵怪，触像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然则，总其所以乖，鼓之于一响，成其所以变，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郭璞认为，人们阅读《山海经》这本书时，皆以为夸诞迂怪，不屑一顾，这种看法囿于一隅，郭璞引用庄子的话，强调人们所知的往往不如其所不知的丰富多彩，而《山海经》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进而指出，大千世界浩瀚无比，宇宙寥廓，群生纷纭，阴阳万变，元气氤氲，实不可知，如果局于一隅，实在有似于庄子所说的坐井观天，不足与道。这段话对于当时人们重新认识宇宙与阴阳变化，包括幽明世界的关系，有着启迪意义。郭璞还提出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即事物的变化与异常，是由于自我视角的转换，而不是由事物本身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解放思想，转换视角，则万物的真谛与宇宙的丰富就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与表现。郭璞的看法，表现出六朝人对于神鬼现象与幽明世界的重新观察，这就是从汉代定儒学为一尊的角度解放出来，对《山海经》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大千世界进行重新体认，如此一来，幽明世界所涉及的人鬼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名士与幽明故事
在这种思想观念与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将汉魏六朝名士与鬼怪故事相联系的传说，也就是志怪与志人叙事的融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指出“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这对于我们理解六朝志怪与志人小说的互通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名人与幽明世界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对孔子形象的改造上。在《论语》中，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立足现实人生的贤人，没有神怪的影子。在两汉谶纬神学影响下，孔子被披上了一层神力的外衣，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批驳了一些将孔子神化的荒诞无稽的传说，但是汉代没有将孔子与鬼故事联系起来。魏晋开始，则出现了将孔子及弟子与鬼联系起来的故事。南朝梁殷芸编《殷芸小说》中记载：“颜渊、子路共坐于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伟。子路失魄口噤；颜渊乃纳履拔剑而前，卷扯其腰，于是化为蛇，遂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段故事无甚趣味，从小说的角度来说，不能算作上乘，但是它颠覆了传统的对于孔子弟子的记载。根据以往史料记载，子路好勇，而颜渊仁厚，但是在这段故事中，通过鬼魅的出现，描写出孔子弟子中颜回勇敢斩蛇，而子路却吓得魂不附体，孔子为此发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的感慨，这与以往的传说完全不同。
魏晋六朝志怪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是魏晋名士的故事，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人物的思想情貌与志趣人格。曹操及其部下是三国时的重要军政集团人物，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相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这段神怪故事，旨在渲染曹操昔日风流之事，传说曹操蓄妓多名，死前遗嘱专门对众妓的安置加以咛嘱。这一段故事当是据此而编排的轶事。钟繇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被曹丕称为“一代之伟人”，然而，在志怪笔记中，他却是一位耽于女色者。《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陆氏异林》曰：“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这则鬼怪故事，大约是后世不喜欢他的人所撰，意在诋毁钟繇，但也说明六朝名士与鬼怪故事结缘有着政治上的原因。
与六朝时鬼怪故事结缘较多的是正始名士。这一时期的政治因为曹爽秉政，司马氏集团崛起，政争异常激烈而波诡云谲。司马懿与他的两个儿子发动高平陵政变之后，残酷地杀害了曹爽及其名士集团，正始年代的腥风血雨，以及政变前后的险恶局势，使得名士的心态罩上了神秘而恐怖的气氛，怪异故事也不胫而走。《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记载术士管辂曾为何晏术卦，何晏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管辂回答：“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管辂告诫何晏要及时引退，勿蹈死地，但何晏的属下邓飏却不以为然。管辂的舅舅指责他不该直言得罪权臣何晏，管辂回答：“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注引《管辂别传》）邓飏为鬼躁，何晏为鬼幽，说明当时人已经认为存在着幽明之间的中介物，即鬼幽与鬼躁。《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谓辂狂悖。岁朝，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晏、飏皆诛，然后舅氏乃服。”这段见之于正史中的记载，说明了那个年代政争的凶险，而术士管辂勘破幽明，看到了人鬼之间的微妙变化，近在咫尺。在当时人心目中，处于险恶情境下的人们，与鬼物相去并不远，而何晏等人也未尝没有预感。《诗纪》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何晏等名士对于当时司马氏集团的凶残与局势的危险何尝没有感觉，只是身陷其中而难以自拔，所以他们希冀能够避免这一危机，在诗中婉曲地表达了这一心理，形成正始诗风特有的风格，故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正始名士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王弼。这位年少哲学天才，二十四岁即病逝，但好在没有卷入残酷的政争中。他敢于打破汉代郑玄等人的学说，在易学上另辟蹊径，著有《周易注》。陈寿《三国志》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唐朝孔颖达指出：“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周易正义序》）但是也有名士对于王弼在《周易注》中摒弃郑玄的象数之学非常不满，东晋孙盛指出：“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而志怪作品中则出现了郑玄训斥王弼的鬼故事，《殷芸小说》云：“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即入，自云是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而妄讥老子？’极有怒色，言竟便退。而辅嗣心生畏恶，经少时，乃暴疾而卒。”这则故事明显地是那些仇恨王弼的人士所假托，意在指责王弼易学离经叛道，鄙夷郑玄。郑玄不仅在汉代为经学大师，即令在六朝，也有广泛影响，许多士人的经学仍然崇奉他的注解，而王弼大胆摒弃郑玄学说，嘲笑郑玄，极易引起郑玄后学的仇视。有意思的是，王弼去世后，又引起后人的思念，《晋书·陆云传》记载：“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唐人编修的《晋书》好采六朝志怪，这则故事通过陆云偶遇王弼、谈玄日进的故事，表现出对于王弼玄学与风姿之美的欣羡。
六朝名士与幽明故事中最为凄恻感人的莫过于嵇康的故事。嵇康是魏晋名士的代表性人物，生前喜欢与高士孙登交游，以为神仙秉之自然，非积学所得，然而通过养生可以长寿，所以写了《养生论》。嵇康向往神仙，不喜鬼怪。六朝志怪记载：“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皂带。嵇视之既熟，吹火灭，曰：‘吾耻与魑魅争光。’”这则记载现有多种版本。“耻与魑魅争光”，成为后来广泛引用的一个典故。然而在嵇康鬼故事系列中，最多的是他与蔡邕的故事。蔡邕是东汉后期的著名人物，董卓掌权时，强召蔡邕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死于狱中。蔡邕精通音律，才华横溢，与嵇康的音乐修养有相通之处。六朝人记载：“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著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邕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这则故事，十分凄惨，突出了嵇康与蔡邕悲剧命运的相似，此二人都将音乐作为自己心声的抒写，而二人都遭受了冤狱而死，因此，当时人将他们的命运通过这则故事而加以表现，幽明之中，二人的心声得以展现，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如此相似。嵇康临刑前哀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广陵散》因此而成为嵇康的代言。又因为此曲的内容非常神秘，因此就产生了怪异传说：“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游，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于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众曲，亦不出常：唯广陵散声调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于是至此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还同千载；于此长绝，能不怅然！’”这则故事编织了一个神秘的传说，通过这则传说，嵇康《广陵散》的神秘价值得到进一步扩散。唐人编修《晋书·嵇康传》时，采录了这段故事。
三、对幽明世界的重新体认
幽明世界与生死直接相关。六朝名士与幽明世界的关系，还表现在对生死关系的重新探讨上，具体而言，就是重新讨论生与死孰为快乐？幽明二界孰有价值？在六朝志怪作品中，对此有着自觉地阐发。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贪生恶死，这是人之常情。庄子《至乐》中指出：“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庄子认为，天下所尊，大抵不过是富贵利禄，所好者不过是身安厚味美服而已，得之则喜，不得则忧。这是最大的愚昧无知。《淮南子·兵略训》云：“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庄子反对俗人所好的人生观，在《至乐》中提出，生不如死，死是人生的解脱。其中有这样的对话：“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假托髑髅宣传死的快乐是生远远不能比拟的。东晋时的《列子》一书中也假托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宣传此类思想：“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这些思想影响到魏晋名士。西晋文人陆机在《大暮赋》中指出：“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邪，又何生之足恋？故极言其哀，而终之于达，庶以开夫近俗云。”照陆机看来，生之可贵，是要通过死亡的可怖而显现出来的，不知死之可怖，安知生之可贵？故而他作此赋，要通过宣讲生死之理使人对死持旷达的心态，以祛除死的恐惧。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写有《挽歌诗》三首，以生动的笔触想象自己死后被人送葬之后的种种情形，也表达了这种心态。
六朝名士中，固然有王羲之《兰亭序》中提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但是许多人也信奉庄子的一死生观念。《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袁山松与张湛两位名士的轶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这些貌似荒诞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魏晋名士对于死生既依恋又失望的矛盾心情。在六朝志怪作品中，经常出现类似庄子所说的方生方死、庄周梦蝶一般的情景。托为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有一则这样的故事：“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这则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描绘了幽明世界的转化，干宝经过生死转化的亲身体验，才写出了《搜神记》这样的专门描写鬼怪的作品。六朝志怪作品中，也贯穿着这种重新认识幽明世界的观念。
六朝志怪作品中，不乏人鬼交锋，孰胜孰负的故事。有的写人定胜鬼，羞辱鬼魅，如嵇康耻与鬼物争焰，又如“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这反映了传统的人类优于鬼魅，人定胜鬼的思想，《搜神记》中反映此类思想的作品较多。但是也出现新的人鬼交锋，鬼胜于人的故事。大抵六朝时期，有相当的名士信奉鬼神，对传统的无鬼论十分仇视，出现了以鬼压人的倾向。比如这样一则故事：“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这则故事见之于多种笔记中，显然是那些爱鬼之人编造出来的，意在宣传鬼的存在，吓唬那些不信鬼的人，但是显得意趣盎然。晋人笔记此类故事极多。这类故事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无鬼论者往往能言善辩，鬼说不过他们；第二，鬼迫于无奈，最后现身，吓死无鬼论者，证明鬼的存在与不信鬼者会遭报应，用心可谓良苦。还有的故事，写人鬼交争，名士执意不从鬼的意志，最后而死，如：“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山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入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后鬼恳请复庙，而顾邵不从，最后经常梦见鬼来击之，三年后果然死去。此鬼与他鬼不同，精通《左传》等经典，且善于辩论，而顾邵坚信邪不压正，但是终为鬼所灭。显然，这是信鬼之人的编撰，他们用鬼怪之说，颠覆了儒家的人生观。这些故事不乏情节的离奇与趣味性，同时也说明在六朝时代，鬼神之说的普遍性。
在六朝名士与幽明故事中，鬼怪竟然可以震慑枭雄。《搜神后记》有一则怪谈：“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其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 。’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这是写女尼为怪的故事，警告桓温勿得篡位。桓温本为东晋权臣，三次出兵北伐，战功累累。后又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但当时人编造了怪物故事来说明这种原因。比如东晋重臣庾亮，“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他死后，何充参加会葬，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但是志怪中却将他的死说成是惹了鬼物，遭到报复：“庾亮字文康，鄢陵人。镇荆州。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这则故事显然也是当时人对于庾亮的污损。在六朝志怪中，幽明两个世界，应当各有自己的领地与乐趣，不应互相凌砾，否则将受到报应。
六朝名士与幽明世界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温峤燃犀照怪的传说。温峤是东晋勋臣，南下之前，他辅佐刘琨治理并州，抵御前赵，晋室南渡之后，历元、明、成三帝，平王敦、苏峻两次叛乱，内涉中枢，外任方镇，为东晋王朝的创立和巩固，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未曾想却因为燃犀照怪而死。《晋书》卷六十七《温峤列传》依据《异苑》改编而成的著名燃犀照怪的故事如下：“朝议将留辅政，峤以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复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峤借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这当然是一则传说，但“幽明道别”，晋人与唐人是深信不疑，《晋书》将温峤之死归结于此。清代文人王士祯《然犀亭》一诗吟叹：“不是温忠武，谁堪第一流。飞书先赴难，洒泪独登舟。赤帻惊幽渚，黄旗指石头。孤亭临玉镜，淅淅荻芦秋。”在晋人看来，幽明世界彼此应当尊重，不应互扰。这表现出六朝时代的幽明观念。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勇于探索的时代，六朝名士对于传统的幽明世界进行重新检视与反思，出现了新的文艺创作现象，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现象的突出表现。其中透露出来的不仅是小说层面的东西，更有对人生与自然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人文蕴涵极深，因此，研究起来需要诸种学科的互融互渗，方能开掘出其中更深的文化蕴涵与思想内容。基于此，本文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以冀突破传统的小说层面的研究模式。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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