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的演变

《辞海》“经”字的含义：

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孔子返回鲁国编订和整理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

以后，儒生们以六经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认为宝典。

一、经学的产生：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也在其列，汉初儒生们以传习、解释五经（《乐经》完全散佚）为主业。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汉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还专设五经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读书人的经典。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经学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注疏经书。所谓注，就是直接对经典的文字的意义、意义等等加以解释说明，但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也久远了，因此後代人为注再作解释，称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证」「集解」「正义」等等，名虽不同，但作法大多类似，都是对於经书的一字一句详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充满争议，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加上汉武帝对於经学的奖励推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在东汉时因此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汉书经籍志》中，把当时的学术区分为「经、史、子、集」四种，即以经学为首，这种分类方式，一直到清代仍为人所接受。 

二、今古文经：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有所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当时代人的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土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三、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更是政治权力的角逐：

1、今文学派注重阐述孔子所作六经中的政治思想，及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

2、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

3、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4、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四、今文经学的特点：

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是三科九旨，包括存三统、张三世、异外内、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更化改制等。

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擅长公羊学理论的政治家公孙弘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今文经学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

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五、古文经学的特点：

西汉中期古文经学兴起于民间，古文经学起自《春秋谷梁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

六、今古文之消长：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土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

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土对抗。

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

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足，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

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七、 今古文经对后世的影响：

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

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唐代则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

宋代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阐发他们的主张。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

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

清代经学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藉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民国後，由於古代经书的权威性下降，经学也就逐渐示微。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一九四○年九月五日毛泽东致信范文澜，经学在新中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录如下：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1]的信

文澜同志:
　　提纲[2]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3]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4]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2]指范文澜一九四○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康、梁、章、胡，指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一八*——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今文古文经学之争

＊何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表面上是文字之争，其实质是对原文与诠释，也就是对本义的认识。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今文经学：
一、来源：今文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个政策，被秦始皇执行了，於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博士官即官设的学问师、教导师，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学，精通诸子百家者亦设为博士官，博士官所学，几如战国时各国食客之驳杂。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於学派垅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後项羽火烧阿房宫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於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汉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又及汉初政策重休养生息，以刑名黄老之学为政治措施之指导原则，这是杂揉道家、法家之学的一套政治哲学，也是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甚至有因儒学观念之坚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窦氏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後二者则因而自杀。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復甦，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然而儒学中所包含的重礼仪法度的经世之学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权中得以发展的生存条件，高祖时有陆贾著新语十二篇、叔孙通率儒生为武帝制朝仪、文帝时有贾谊著新书等事，皆以儒学观念为基础。西汉儒学之兴盛，当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论及今文学派之形成，则应以五经博士官之设立为更重要的条件。即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易经等。
―――――――
最初，少数耆老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其中，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孙弘之建议，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於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後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与後来发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经学研究者的观点多有不同，两派较竞，造成了两汉学术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歷史局面，古文经学者为与其区分，遂自称为古文经学学派，并称其为今文经学学派，於是有今文学派之名。

二、内容：

１．今文学派之名义：今文学派指的是两汉学者以儒家经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这是汉代的儒学学统，是对儒家经书作研究而成立的学术传统。但严格地说来，它研究的典籍虽是儒经，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其次，因秦火之後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这就预留了当以先秦古文字写作之儒经被发觉後，将出现新旧不同观点之争辩空间；第三，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性格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这是基於两汉之际的学术风气而有的表现。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就是最能体现两汉自然科技知识、及宗教神学迷信发达的理论性格。

此外，由於以先秦时期的各国文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陆续被发现，经过学者研究之後，不仅在文句篇章上不同於现存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更在於对社会礼俗、政治制度及哲学命题上产生了不同於当时学术思潮的观点，且犟调还归先秦义理的朴实学风，遂有所谓古文学派之兴起，成为与今文学派较劲的新的学术传统，此即两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总之，今文学派就是汉儒中以当时流行文字所写成之典籍为依据，而在形上学上侧重宗教神学面、在社会政治哲学上侧重配合新时代提出新建制观点，以阐述儒学理论的学派。

２．今文学派的具体表现：今文学派学者的学术活动，随著儒家经学研究风气的兴盛，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成为汉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为官方政策的理论来源，另方面也作为批判及引领政策的知识传统。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学的发展过程，又随著博士官的纷纷设立而更加稳固下来。虽然在王莽时期及东汉以後曾因若干古文经学被立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层面而言，今文经学派可谓在两汉之际都获得政府的重视。在研究以今文写作的儒家经典的学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论性作品中充满了汉代人的新知识观点，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可以称为今文经学者中最能代表两汉思潮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观点相异的论争焦点，相当大一部份也就在於对春秋学的诠释、理解观点之差异上。

３．春秋学的学术传统与今文经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学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学派的理论基础，由於他的理论为武帝所需，武帝以後，许多政治体制的议题辩论，也都环绕在春秋学的诠释观点中，成为今文经博士官学中与政治问题最有关涉的学门。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战国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侧重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战国时鲁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则立论较为平实，然两者皆为今文经学派所侧重的经典。最早於景帝时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学被立为博士官，武帝时研究谷梁的经文家与公羊春秋派辩论，公羊仍胜，後至东汉宣帝时，谷梁春秋亦立学官，此为今文学派的内部之争，至西汉末之刘歆在官方蒐集而尚未整理的藏书处校阅古书时，发现了许多古文版本的经书，後建议立古文经博士时，始有古文学派的左氏春秋与今文家的春秋学之竞争。

４．今文学派的其他特色：首先，他们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而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发挥自己託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亦因此认为刘歆所提的古文经书是其伪作；其次，由於今文家把六经当作一次创作的教材，故而将六经由浅到深依次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不重视它们在歷史上的客观产生次序；再者，今文学派师承传授皆歷歷可考，且在西汉皆立为学官，因此後学特重师法、家法，一方面谨守门风二方面愈形繁琐；第四，在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上，今文经学家多体现现实，为大一统帝国及君王统治之需，提出符合汉王朝利益的政策观点等。

三、影响

１．自从经学研究成为官方肯定的专业学问之後，就已显示了政府与学者都将以之为政治措施的观念来源，而这也正是先秦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根本关怀，然而在今文经学家的学术风气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学理论建构肇其端，既重视春秋中微言大义的引申於时政之上，又犟调天人感应之神学目的论世界观，在配合了西汉宗教迷信发达的时代风气之下，今文经学家的理论遂提供了谶纬迷信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匯，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皆公开利用，甚至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都是使谶纬之术发达的因素，这样的政治风气显然不是歷史的常道。今文经学的这种研究风气，直至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等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学风出现後而告中断，而谶语之术虽经两汉以後歷朝的明令禁止，却仍保留在道教传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神学迷信方式，持续地影响著中国的政治歷史。

２．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思想意义及歷史定位：就今古文之争的意义而言，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官学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团间的斗争；文化上的意义是，开创帝国气象的政治与神学结合的知识活动，与回归先秦的义理与考据结合的知识活动之竞技；理论上的意义是，汉代新起之天人感应灾变的宇宙论，与朴实的先秦人伦进路之世界观的交战。就今古文学风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为政治意识型态学而建构的解经体系意义上，两者对於两汉时政皆有实际的影响力量，而其个别学术力量的起落则与官方的抑抬有互动的关系；在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意义上，古文经学派对於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训诂工作有重要贡献，而今文经学派则侧重地发挥了儒学与政治活动结合的义理诠释工作；在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面意义来看，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学在哲学观念的创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较於汉初黄老、道教哲学、淮南子、抱朴子等，整体地说皆有逊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及易学官学结合了两汉的天文气象学知识才颇有理论上的创造力。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