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学
渊源学研究文学作品中主题、题材、人物、情节、语言、风格等因素的来源，换句话说，即考察作家作品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这种研究是以影响的接受者为基点探讨放送者的溯源研究，其目的是揭示出一定的因果关系。用基亚的话说，这里触及作家的创作秘密。在西方，这种研究最为成功，出版了大量的调查结果和研究著作，被认为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类型。
第一节渊源学的类型
一、中国文学中的外来渊源
1926年，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提出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化”问题，“要研究中国文学究竟在历代以来受到外来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如何样子”。他将这类研究称为文学研究的新途径。20世纪以来，前辈学者在考察中国文学的外来因素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不过主要限于中印文学关系。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论及孙悟空形象的来历时，认为孙悟空的原型出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此论一出，即遭到鲁迅反对。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坚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袭取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无支祁。其实志怪小说与印度文学有直接联系，他们的争论追根溯源后应该是一致的。鲁迅自己也说，“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①。陈寅恪先生曾在大学开过一门课，名日“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他认为，孙行者与印度佛典中的舍利弗之间有联系，并举证新修大正大藏本《贤愚经》第九《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载有舍利弗与六师弟子斗法故事：
……六师众中，有一弟子，名劳度差，善知幻术。于大众前，咒作一树，自然长大，荫覆众会，枝叶郁茂，华果各异。众人咸言，此变乃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岚风，吹拔树跟，倒著于地，碎为微尘。……(劳度差)又复咒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宝，池水之中，生种种华。……时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莲华，一一华上，有七玉女。其象徐详，往诣池边，并含其水，池即时灭。……复作一山，七宝庄严，泉池树木，华果茂盛。……时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刚力士，以金刚杵，遥用指之，山即破坏，无有遗余。
陈寅恪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载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伏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弟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国键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①其他如陈寅恪先生关于曹冲称象、华佗传说来历的研究以及季羡林先生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等这些言之凿凿、考据翔实的论文都属于渊源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外来因素则更多，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的痕迹。这里仅举一例，盛宁撰文指出，李健吾的短篇小说《影》、《最后的一个梦》和《在第二个女子的面前》这三篇小说的背后都有爱伦·坡的影子。《影》与爱伦·坡的一个短篇同名，作品中的“影，，是无处不在的死亡的象征；《最后的一个梦》记述了一个偏执狂病人的癫狂举动；而《在第二个女子的面前》基本上继承了爱伦。坡的《来琪亚》的主题，主人公在第二次恋爱中始终无法摆脱原先爱人的阴影，故事被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气氛。这些小说都体现了爱伦·坡提出的故事应该“把滑稽上升为怪诞，把害怕涂上恐怖的色彩，把机智夸大成嘲讽，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原则②。
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渊源
这一类型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意象和情节，也包括外国作家吸收和利用的中国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联系，研究日本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渊源，是比较文学渊源研究的一个常见话题。日本的中岛健藏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一文中说：“日本文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它的母乳中国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当然日本民族有它独特的文化，有它自己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但是要把它们用文字记载和保存下来，却必须借助汉字。”①日本古代书面文学是在以《诗经》等为代表的中国书面文学发展一千余年之后开始起步的。《万叶集》为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它搜集了公元4世纪至8世纪中叶而主要是7世纪以后的长短和歌约四千五百首。《万叶集》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学的影响，这里且不说万叶假名是对汉字的借用和改造，也不说《万叶集》的搜集整理是对中国律令制度的借鉴，就《万叶集》这一书名而言，就是取中国文学中“万叶”的含义而命名的。《昭明文选》中的“万叶”为万代之义，陆云的《祖考颂》中“万叶”为诗文众多茂盛之义。日本的歌人在取“万叶”为一代和歌总集之名时，显然是兼采二义的。《万叶集》的分类也参照了中国六朝初唐总集编次类目，《万叶集》共分“杂歌”、“相闻”、“挽歌”、“譬喻歌”、“四季”、“四季相闻”六类，其中“杂歌”和“挽歌”等项取自昭明文选的类目。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受到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冲击较大，因此人们大多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外来渊源，而对外国作家所受到的中国影响的探讨相对薄弱。德国人卫礼贤的论文《歌德与中国文化》是研究欧洲学者和作家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较早的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篇。他考证了歌德和中国著作的关系。歌德除读过孔子的学说之外，在他的日记和谈话中还可以看出他读过元代戏曲《赵生儿》、《赵氏孤儿大报仇》，小说《好逑传》、《今古传奇》等。歌德写的《中德晨昏四时歌》抒情诗十四首也自称是模仿中国诗风写的，仅就第一首来看，其“汉风”之痕迹历历可见：
忽肯辜负好春光，吏尘仆仆人消瘦；
梦魂一夜到江南，草色青青水色秀；
临流赋新诗，踏青携美酒，
一杯复一杯，一首复一首。
由此可以了解歌德作品中的世界因素和“汉风”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异域风情。另据戈宝权考察，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也有深入研究，他曾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写过《论老子学说的精髓》一文，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把它融人“勿用暴力抗恶”的观点中。
三、渊源的国际性循环
这一研究超出了两国的界限而进入了国际性的普遍联系。纵观世界文学史，有些作品中的题材、人物、情节等互相借用，辗转流传，仿佛文学因素的国际旅行。“二妇争子”就是国际性循环的例证，“二妇争子”的基本构架是二妇一子一法官，其核心情节是画圈争子。这里以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为例，寻找其渊源关系。《高加索灰阑记》写的是总督夫人在战乱中扔下孩子，女仆保护并抚养了这个孩子。战乱平息后，夫人为争夺继承权强要这孩子，而此时女仆对这个孩子已产生了真正的爱心。于是，法官命人在地上画了一个粉笔圈，让孩子站在中间，假称争讼双方谁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谁就胜诉。女仆不忍心死力拉孩子，孩子被生母拉过去了。最后法官认为真正爱孩子的是女仆，把孩子判给了女仆。这一故事显然受到我国元代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一剧的影响。元剧讲的是马员外妻妾争子的事。马员外死后，马妻为了维持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将妾生的孩子霸为己有。官司打到包公那里，包公设灰阑画圈争子看出其中真伪，将孩子判给了生母。这两出戏显然存在渊源关系，不过两剧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我国元代这出戏显示的是判决者的智慧，而布莱希特的剧作则是鞭挞为富不仁，他将“阶级情重于亲情”取代“血浓于水”，表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二妇争子”这一故事在东亚各国也曾流传，这个情节还可以追寻到更早的渊源，佛教经典、《圣经》乃至《古兰经》中都发现有相似的故事，但作为戏剧题材是从我国开始的。
第二节渊源研究的途径
一、西方渊源研究理论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将渊源研究分为五种，即笔述渊源、口传渊源、印象(旅行)渊源、直线渊源、集体渊源。笔述渊源指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因果联系，这是比较容易发现也是研究得最多的一种。口传渊源，指民间流传或交谈中获知的故事、逸事等，这类现象主要出现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故事的流传中，也包括作家通过谈话所获得的异国素材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印象渊源指作家在旅行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异国印象，勾起创作的情感和思想，使作品有了异域的色彩、气氛和印象。如歌德的意大利之行使他摆脱了魏玛的宫瑶生活，接触了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为他后期创作打下了现实主义基础。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高加索的生活，使其作品具有特殊的色彩，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直线式渊源指直接从一部作品中找到另一国文学作品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是题材、思想，也可以是情节或细节。集体渊源是指一个作家不只受到一个作家或一国文学的影响，而是受到众多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以一个作家为中心点，探讨他所受益的众多外国文学。这种研究需要以这位作家所接触过的全部文献资料为基础，巴登斯贝格撰写的《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外国文学倾向》一书是这种多重渊源研究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以丰富的史料和证据向人们证明了巴尔扎克受到与他的性格、境遇、气质截然不同的种种外国文学的影响。例如，他的有些作品的构思得益于《一千零一夜》，阴森的描写受益于恐怖小说，他还受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以及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库柏的美洲小说、霍夫曼和薄伽丘的作品的影响等，甚至还受到人相学原理的影响。从这种多重探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巴尔扎克作品的丰富性。“巴尔扎克并没有因阅读外国作品而被俘获，相反，他通过特有的、生动的综合方法确定了自己。”①
除梵。第根外，有些学者对渊源学的途径作过不同的区分。如史托尔曼将渊源研究分为文学和非文学(经验)两种，约瑟夫·T·肖将渊源研究分为形式和素材。这些划分为我们对渊源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渠道。
二、渊源研究的两个方面
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在总结前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拟从两个方面探讨渊源研究。
1．文献的渊源研究
尽可能搜集与作家创作有关的各种文献，是从事渊源学的基本的也是必要的一步。这种研究需要建一个清单，里面包括作家的全部读物、私人日记、笔记、朋友们的回忆录、家属们的介绍、回忆、书信等，这些材料将为研究提供切实可靠的证据。通过这种搜集考察，可以为作家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列出作家读书书目，这是一种细致并能有效地说明问题的手段，它将有力地证明作家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寻找这些书目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查阅作家的引征、注释、参考文献、日记、创作谈等文献资料。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1933)谈自己创作小说时说，主要是阅读了二百多部外国小说，这就是一种文献说明。李欧梵在研究现代文学时感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以来，采用的创作方法基本上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接近，但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创作方式则与那些大家熟悉的作家有显著的不同。究其原因，他发现施蛰存等人生活在上海，对西方的书籍看得特别多，包括一些杂志，如英国的Bookman，美国的Saturday等，他们从这些杂志中了解到一些现代派的知识，包括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他们主要参考的是英文和法文资料，与鲁迅、茅盾从日、俄文中吸收的东西不完全一样，从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为现代文学史上将他们与鲁迅、茅盾的创作加以区别提供了实证材料。当然，“考查一个人所阅读的书籍，虽然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但起码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作者的精神范围”。
检索作家日记、创作手记、备忘录，搜集作家谈话及与亲朋知己的信件等，也是有力的佐证。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作家在创作中受到的启发和自身的感想等一系列真实的心路历程。例如，从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中我们得知巴金曾借鉴和吸收了许多外国文学大师的经验，“俄国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主要是《复活》——我的《家》受它的影响很深。……至于法国作家，大家都知道。莫泊桑和左拉在中国最有名气，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对我来说，就不止于莫泊桑和左拉，我更要提到雨果和卢梭”，“结束访问之前，我要在此加上一句，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茅盾也说过，“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郭沫若也曾谈到他的诗集《女神》是在外国诗人的启发影响下诞生的。此外，作家之间的信件交往也是一个实据。西方一些大作家的信件往往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作为洞察作家创作奥秘的一个方面。托尔斯泰曾在1906年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写到：“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他们的评注。”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与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联系。
作家的国外经历也是研究渊源的依据之一。国外旅游有时会给作家的创作带来某种契机，使他发现新的天地，获得一些新的感受、新的见解，或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徐志摩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日子不仅奠定了他的文学道路，而且对他早期理想主义思想和诗歌创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作家的国外经历会使作家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一些在本国不可能有的思想，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例。作家的国外旅行还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对异域的描写。例如，瞿秋白的俄国之行，使他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以俄国为题材的小说；海明威作品中的西班牙战争也与他的经历有关。
2．文本的渊源研究
如果说文献研究主要是围绕文学作品的“外在关系”进行的话，那么，文本的渊源研究则集中于文本自身的“内在关系”，它是一种从文学内部探讨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文献研究相比，文本的渊源研究更具说服力，因为无论是作家的表白也好，还是众多的证明材料也好，影响的发生最终要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指出某个作家受到外国的影响，读过几百本外国小说，或发表过有关言论，这些材料可以作为旁证，但最根本的是要从该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因此文本研究是更具文学性的比较研究。
文本的渊源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作品的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寻找其可见性；二是从作品的艺术技巧上，即从作品的语言、叙述技巧、结构、风格等方面寻找其可见性。这里以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为例，说明文本的渊源研究的步骤。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用赘述，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患妄想狂的小公务员波普里希的心理和行为。他职位低下却自命不凡，对司长的女儿单相思，后来又奢想自己成了西班牙国王，最后在疯人院里向母亲求救。从时间顺序上讲，果戈理的作品在前，鲁迅的作品在后，鲁迅曾翻译过果戈理的小说，并多次在日记里提到果戈理，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是有据可依的。这里从文本的角度分析。第一，就体裁而言，两部作品同名，都为日记体。不同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19篇，每篇标有具体日期，随着主人公疯病的加剧，日期显得越来越混乱；鲁迅的《狂人日记》有13段，只用序号表示，没有日期。相比之下，果戈理在日期上的处理更具现实主义匠心。第二，从视角上看，鲁迅的狂人与果戈理的狂人都是采用疯子的眼光、疯子的意识来看待或理解这个世界的，不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开端比果戈理多了一个正常人的“序”，而这个“序”中说“狂人”已病愈，“赴某地候补”，这种与现实妥协的举动与日记中彻底的反叛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该序在起着证实作品真实感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反讽效果。第三，在语言处理上，两部作品都运用了亦真亦狂的语言，借狂人之口抨击社会，而细细品味，又能从狂中见真。果戈理小说中的狂人看了狗的信后说：“真见鬼，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全都被侍从官啊、将军啊占去了。”鲁迅的狂人看见的更可怕，横竖都写着“吃人”。由此，鲁迅与果戈理的师承关系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借鉴并没有使鲁迅的作品逊色，相反，由于他引进外来手法和技巧，小说格式之别致，使他的《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以“标新立异”著称，日记体的运用也成为中国小说史的首创。作为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其成功还在于在借鉴的同时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与果戈理不同的立意。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等级
制度森严的社会里，完全得不到一点人格上的尊严和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他又念念不忘自己是名门望族，地位低下又爱慕虚荣，作者对他的揶揄、鄙薄多于同情。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反封建的精神斗士，在他混乱的思维中进发出奇异的反抗火花，他的言行不被世人理解，但他仍在抗争，他的“救救孩子”的哀告实际上是变革社会的呼喊。
在具体的渊源研究中，文献和文本二者是互为补充、互相证明的。列出令人信服的文献证据来说明作家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必要的，但最基本的证明又必须通过作品本身揭示出来，如王国维与叔本华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王国维的自序中了解到叔本华对他的影响，“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静庵文集自序》)。但最有力的证明是他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白光》中的陈士成，精神受到了刺激，偏执狂发作，在月光下掘宝挖出死人的下巴骨，上面还带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齿，那下巴骨“在他手里索索动弹起来，而且笑吟吟地显出笑影”。这使人想起爱伦·坡笔下的疯人伊杰斯黑夜掘墓，从尸骨未寒的表妹口中卸下全部牙齿的可怕情节。如果我们再向前追索，就可以知道，早在1904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饶有兴致地读了爱伦·坡的推理小说《金甲虫》，他将这篇小说连同其他外国文学作品一起寄给了当时尚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对于侦探小说同样感兴趣的周作人觉得这篇小说写得颇为巧妙，决心将他翻译为中文，以使更多的读者欣赏。鲁迅和周作人于1909年编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其中就包括了爱伦·坡的作品①。
结合文献和文本，探讨作家作品所受到的多种外国影响的研究，这与梵·第根的集体渊源相似。我国业已展开这种研究，中国很多优秀作家都远非一两国文学或几位作家的外来影响所能解释得了的。多重渊源研究为分析作家创作来源的丰富性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如在郁达夫作品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卢梭、屠格涅夫、日本私小说等多种外来因素对他的影响。
第三节创造性误读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一个常见名词。误读是异质文化在交流过程中通过接收、过滤，进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乐黛云认为误读是指人们在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既吸收外来文化本身携带的信息，也吸收接受者所处文化氛围发出的信息，误读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抗拒和同化的冲突中产生的。
一、误读与期待视野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人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存在种种误读，比较文学教科书上提到“独角兽(unicon)”引出的就是误读问题。在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传说中，独角兽被描绘成很温驯的、头上长着一只触角的白马，它生活在一个奇异的国度。马可·波罗受到这个传说的熏陶，在从中国回去途中的爪哇，他看见了一个动物，于是，他这样描绘了他所看见的独角兽。它们不是白色，而是黑色。它们长着野牛一样的毛，有大象般的大脚，头看起来像野猪，舌头上长满刺，简直奇丑无比!事实上，他看到的是犀牛，但他是带着独角兽的标准看待犀牛的。在中国语境下西方文学中的意蕴、形象和概念也往往被误读。··五四”时期人们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相提并论，将维特视为才子，绿蒂称为佳人，消除了歌德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冲突。美国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的“羔羊”在西方意味着牺牲，而由于中国缺乏西方那种宗教背景，“羔羊”在人们眼中变成受到怜悯的弱小者。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误读在文化交流中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读者的接受期待。伊格尔顿在评述接受理论时指出：‘‘读者肯定不会在真空中看到原文；一切读者都有其社会和历史地位，他们怎样解释文学作品将受到这一事实的深刻影响。”①事实上，每个人在看待世界的时候，都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先人为主的观念，而这个期待视野来自自己的传统。叶维廉在《比较诗学》一书中曾讲过青蛙和鱼的寓言。有一天，青蛙将陆地上的世界描述给鱼听，有的人身穿衣服，头戴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水中的鱼脑子里便出现了一条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翅夹拐杖、鞋子则吊在下身的尾翅上的鱼；青蛙又说，有飞的鸟，鱼的脑中又闪出的是一条飞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此时鱼的脑子里则出现的是一条带着四个轮子的鱼①。这则寓言虽带有揶揄，但说明了先在视野对接受的限制。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看来，一些西方学者在描述东方时，尽管他们有着深入的野外考察的经历，甚至深入到了那些被东方的主流文化圈所忽略了的部落的生活中，在具体研究上也可能有着翔实的数据材料并对材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他们也像水中的鱼一样，是根据他们的想象描述东方的，给东方披上了神秘化乃至妖魔化的色彩，而东方在整个言说中是沉默的、缺乏意识的对象。同样，东方国家对西方文化和文学也存在误认、曲解的现象，也同样歪曲了西方的形象。因此，每个人都很难完全摒除原初视野来看待异国文化，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先见所带来的盲目性。
误读又可分为不自觉的误读和有意误读。在文化交流中大多数误读是不自觉的，有意误读中则可能有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有时这两种误读交织在一起。尽管人们在接受中存在各种误读，但并不会因噎废食，放弃文化和文学的交流。随着视阈的融合，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会更加接近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误读又是不断变化的。
二、创造性误读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常常是在创造性的误读中实现的，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创造性误读是指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通过吸收和改造异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是否产生新的因素是创造性误读与一般误读的根本区别。法国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莱布里茨和伏尔泰分别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武器并根据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的思想资料，应该说具有创造性。例如，他们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泛神论以对抗中世纪神学，并借助“天理”这一概念，输入自然法则的内涵，呼吁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法庭；在政体的设置上，他们宣扬中国的政教分离，以反对教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宣扬中国三教分立，宗教宽容，反对中世纪教会对宗教异端和学术异端的迫害；宣扬中国早期儒学的“民贵君轻”说，以伸张民权。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了，就会觉得这些论述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但这种误读却有助于推行他们的启蒙思想。德里达、福柯对中文的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它们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的反省；而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误读本意是出于唤醒一代电国人的自强意识。
创造性误读是艺术成熟的表现，庞德的意象诗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就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学和戏曲的基础上的创造性误读。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从美国汉学家弗诺洛萨几百页的笔记中选取了十几首中国诗，于1915年翻译出版了《神州集》。他根据自身的理解与需要对中国诗歌作了有意义的误读，在中国诗歌中看到了他着意寻求的意象，找到了他崇尚的自然、凝练和简洁，于是，他把辞约义丰的中国小诗视为意象派诗歌的催化剂。庞德还听信弗诺洛萨之言，以为中国方块字是一幅幅组合的图画，觉得中国诗从文字到意蕴彻底浸泡在意象里。由此，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提炼出意象脱节、意象叠加、“全意象”等艺术观念，并将这些特点融人他的意象派诗歌理论之中。意象这个在我国古代被用来作为表现主观情绪的手段，在庞德那里被夸大而演变成为诗歌的终极目的。正是这种对中国诗歌和汉字的误解开发和丰富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居然结出了“意象诗”这样一个硕果。德国的布莱希特观看梅兰芳的表演后，将中国京剧重表现、重“神似”的美学特征视为“陌生化”，从而印证他的“间离效果”理论，这也是从误解中生发出创造。
当然，更多的创造性误读是一种视阈融合，即接受者与外来文学的同时改造，是在充分理解外来文学的基础上的贯通，它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新质。
进一步阅读
1．[澳]瓦尔特·F·法伊特：《误读作为文化间理解的条件》，叶爱民译，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
3．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赵毅衡：《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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